王 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提出初期，這個概念并沒有引起經濟學界的關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經濟陷入持續低迷，中國經濟增速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擔心尤其是中國會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逐漸成為輿論熱點。然而，在討論的過程中，人們很容易被這個概念的“邏輯陷阱”所誤導，甚至對國家未來產生不必要的悲觀情緒。其實，任何一個負責任的經濟學者經過客觀研究都不難得出結論：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存在不少“邏輯陷阱”

按照世界銀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的這一概念的語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后，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社會動蕩等現象，最終長期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深究這個概念，可以發現其缺乏嚴謹的理論論證，存在不少“邏輯陷阱”。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等。從聯合國公布的各國國民幸福指數排名看，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排名顯著高于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屬于中低收入國家，但有關調查卻認為它是“全球最幸福國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調查顯示，在高收入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未來表示樂觀的國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孟加拉、巴西、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的國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并沒有經濟學方法論支撐，因而相當片面。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標準往往是與美國對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比如，按美國經濟學家胡永泰的說法，人均國民總收入是美國水平55%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相當于美國水平20%—55%的為“中等收入國家”，是美國水平20%以下的為“低收入國家”。通行的中等收入標準是按照匯率法計算、用美元衡量的，例如，人均國民總收入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間的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樣的對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頗，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三是“歷史陷阱”。目前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于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彎路。因此，不能過早地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實，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于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而且，成為高收入國家也并不代表著未來就會高枕無憂。目前，有的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低增長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不前。因此，需要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中等收入陷阱”。對當下的中國來說，如何營造有利于平穩健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才是更有意義的討論話題。

中國不會重蹈一些拉美國家覆轍

在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中，一些拉美國家常常被視為典型案例。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開發、科學技術落后、貧富差距懸殊，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也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差距。而觀察中國不難發現，我們早已吸取一些拉美國家發展中的教訓，不僅沒有走上拉美國家的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的新路，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大力轉變發展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綠色發展，是我國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生動體現。近年來，我國綠色金融蓬勃發展。具體而言，綠色金融通過信貸、債券、基金、保險等工具和政策，將資金引導到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項目中。目前，我國的綠色金融已經對綠色投資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正在加快建立。

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些拉美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由于政府公共職能缺失，導致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卻找不到工作，出現了許多貧民窟，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相比之下，我國的城鎮化始終在有序推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優化城鎮布局，努力創造更多城鎮就業崗位，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速形成。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切實措施提高城鄉居民衣、食、住、行水平，并且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到2020年將使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這一系列舉措極大提升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力振興實體經濟，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近年來，我國一直把振興實體經濟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放在重要位置，牢牢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機遇。我國的產業鏈向著中高端方向加速邁進，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等諸多重點領域，我國企業正走向世界前列。加快建設制造強國，無疑將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產業根基。

上述這些舉措能夠保證我國不會重蹈一些拉美國家覆轍，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實上，我國還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發展舉措，確保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推動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

在高質量發展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我國在高質量發展方面取得的進展，表明我國完全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內生增長動力不斷增強，經濟結構持續優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政府加大簡政放權力度，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效能，營造有利于企業自主經營、消費者自主消費的公平市場環境。針對經濟領域存在的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和問題，提出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重點任務有序推進，無效和低端供給明顯減少，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日益擴大，市場主體活力顯著增強。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在“三去一降一補”基礎上加快實施“破”“立”“降”，即破除無效供給、培育新動能、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及制度性交易成本。這些舉措正在產生積極效果，我國經濟內生動力不斷增強、結構持續優化。

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動力充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有一個共同特征：在經歷了初始階段的高速發展后，經濟發展無法實現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逐漸失去發展動力，因而陷于停滯。我國高度重視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引領作用，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以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持續推進，我國將迎來新一輪發展，實現新的歷史性跨越。

大力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發展的均衡性顯著增強。區域協調發展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我國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抓手。“一帶一路”建設著眼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全方位提高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點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優化空間格局，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長江流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重心，也是溝通我國東中西部的交通大動脈。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將構建起沿江綠色生態走廊和綜合立體交通走廊，促進沿江產業合理布局，更好發揮東部地區帶動中西部地區發展的作用。目前，隨著“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深入推進，新經濟增長點不斷涌現，城市群建設提質增效，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均衡性大大增強。

同世界分享中國發展機遇，促進共同繁榮。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上升，并日益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讓世界分享中國發展機遇，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份額改革和治理機制改革，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積極參與上合組織、亞信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中阿論壇，促進世界發展更加均衡。中國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繼續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增添更多發展動力。因此，中國不僅自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將助力其他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