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安全”的主體逐漸從傳統的政治主體，轉移為不斷分化的個體和社會化集體，那么“安全觀”首先應該是一種對社會新興主體、個體、群體的深刻覺察。如果國家治理的工具逐漸和科技結合，當國家在使用科技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時，科技還可以不斷消解原有的權力主體，并產生新的治理對象和權力中介形態，如此視角之下，國家安全不再是基于地理主權疆域，而是沒有明顯內外界域的新安全觀念。災害頻仍的人類紀世代，人類正在目睹一次生物大滅絕和人工智能的崛起，它預示著一種全景化的危機型社會的來臨，世界政治權力正在進行新的分化組合，全球政治的新游戲規則正在重新生成；同時由于人類不斷干預自然和人文的界限，尤其是不斷通過科技創造新的能動性賦予方式，國家總體安全于是直接體現為對不同真實程度的安全護衛：現實安全、超現實安全、模擬現實和增強現實安全。

【關鍵詞】累卵性 積極安全 消極安全 國家安全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05

導言：劇變的安全整體圖景

微信、阿里巴巴、人工智能、百度無人駕駛、區塊鏈技術、猴克隆技術，這些發生在國內的部分技術詞匯羅列預示了一個基本的治理新場景：由于技術的滲透和干預，技術使得傳統的親屬關系社會解體了，使得人類對于不同的物體和技術集合產生了情感，并通過它來傳遞情感，情感的親密性和應用的舒適便捷性逐漸再衍生出新的“類人”親屬關系，也就是本文所稱的kinship humanoid。同時因為技術重新組織了社會，創造了新的層級，在原有的差序格局社會上重新排列了新的順序，這種技術導致的人類關系束（enclaves of relations）整合，使得所有傳統型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集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發生了根本性革命變化。

安全仍然是基于“人類中心主義”視角提出的，而時下的技術革新和超人類技術形態生產已經在催生“新人類”和“介質化半人”（mediated humanoid），因此，我們討論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落實首先需要進行本體論導航設計（ontologica lnavigation）。

考慮到國際社會的技術形式發展、社會形態變化、權力斗爭形態變化、權力主體變化，國家新的總體安全觀，如果沒有本體論意義上重新認識和再評估，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可能再也無法修筑物理的藩籬、堡壘來保護安全，無法找到保護的主體和入侵主體，無法理解侵入和占據的方式，無法預示風險的遠期性。在“誰通過什么試圖如何影響何種對象并產生何種安全/風險效果？”這個有關安全的基本問句中，幾乎所有主體都在發生重構。

問題的提出：何為安全？險在何處？

要讓安全總體化并可知化，最好先界定安全。而如果要回答什么是安全，最好的答案是重新定義風險和危險，現代社會有時候把所有不確定性都當成風險和危險，這個過度防御機制本身就是危險的來源。把所有社會現象和安全分析場景看成佛教式的“諸行無常”坐以待斃當然是不對的；但是試圖窮盡所有手段來改造所有無常，或者讓一切“照常”進行，也是不科學的。

現代社會對于風險（risk）和危險（danger）的討論很多，有一個偏社會學層面的風險或不確定性概念討論較少，那就是precarity （precariousness），筆者把這個概念翻譯成“累卵性”——正如中文“倒懸之危，累卵之急”所達之意。累卵性有時候是表顯的，有時候則存在隱蔽性，但是無論如何，社會的累卵性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破壞勢能，同時還對應存在著結構化的倒懸，一旦該機制被激活，它多半不可逆，并產生重大的災難影響——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

安全在造詞表意上是“護生”的，它守護的核心是生命和可能性，因此筆者認為對安全觀的首要檢討在于分析現代社會中“生命”本身的變化，也就是life itself被高度技術化、干預化、工程化了，現代科技的進步將所有要素都利用起來，用于將生死轉化成一種永續的再生產，以此來換取財富、能動性、價值、資源，這是一種“泛生命化”的工程社會學和生物經濟學（global biological economy）；在這種廣譜的泛生命化工程和全球經濟動員過程中，技術將生命轉化成一整套信息束，并把這個信息生產機制和最前沿的DNA分子干預和分子模擬結合起來。應該說，這才是我們討論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基礎場景——當然前提是，我們仍然希望通過守望新風險來長時間守護傳統型、固定疆域、固定治理對象、固定權力主體、攻守安全模式型的傳統國家。

作為源頭型的生產力和繁殖力，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女性經常被視為一種“二度自然”，母親也因此和大地、自然、坤德聯系起來，在討論總體國家安全觀時突然引述女性，原因在于接續上面的討論：當生命本身發生變化，女性和母親是否還是一個社會繁衍的物質基礎和精神源頭？在討論安全問題時，有必要提問國家的女性、母親們、孕育生命的物理源頭是否安全？正如前面已經簡要描述，技術創造生命主體，而非簡單成為工具；技術創造自然力，而不甘心被物化；技術改變社會組織方式和親屬關系，技術因此整體革新了作為現實的身體（reality body）和作為社會的安全治理情境（social governance scenario）。

只有厘清上述問題才不會形成前后矛盾和自我否定的安全守備觀念和現實操演模式，我們能吸取的最直接的簡單教訓是：如果要維護傳統國家形制和傳統安全觀，那就要對傳統安全的主體和本體進行守護，尤其是對技術進行干預，對技術克制使用；如果想創設新的國家安全觀和總體型超現代安全觀，或者我們覺察到“敵人”不再是傳統的某個具體國家和組織，而是某種現象和狀態，我們需要尋找新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安全獲得模式。畢竟，保護生命、保護生命體、保護身體、保護類群是四種完全不同的安全保護模式，盡管某些層級存在交叉。

風險／危險的幾種新類別

自然與人文，人類與人機對話，人類與物質交換，人類敘事與人類實踐，這四種關系是傳統型國家總體安全的核心要素。

自然和人文較好理解，那就是在完全不干預自然（原生態）、半干預（類生態）、純粹人造的二度自然（次生態/人造生態）這幾類關系中，我們的治理主體和權力主體該設置哪些界限并創設何種生態治理模式，避免善始害終。

人類主體和人際對話則是權力和話語作用于身體的反應，身體和技術的互動最終對生命主體本身產生革命影響。這里面的核心問題是人的能動性是否需要讓渡，并有條件讓渡，同時設計出的能動性可以隨時收回來。當然更進一步的問題是，人的核心創造、知識生產、本體生產是否需要通過人際互動的方式來輔助完成，而不是通過機器和智能模擬中介化？

人類與物質交換的問題，則由于發展不可逆，人類利用物質的有限性和條件性，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勢必造成一部分人類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造物和模擬物質，甚至直接從概念到物，3D打印、仿生材料制造、生命模擬、基因干預（manipulation）等科學技術現象某種程度上就是在進行更迅速的人類與物質交換和轉化，其核心中文概念就是“變”，但是人類的“三十六變和七十二變”，已經成為七千二百變，這種概念源頭意義上的“創造性彌散”正在產生嚴重的生態效果和治理后果，當然也會影響傳統意義的國家總體安全。同時，在上述三種情形當中，都會伴隨著觀念、知識、倫理觀念的生產和再生產，我們通常會在一個假設前提下進行上述的革命嘗試和冒險。在傳統的國家安全概念中，他人或異國的錯誤經常被理解為本國和本族的機會，如果不能消滅風險和危險本身，讓它在不同空間和時間分布，甚至將這種風險分布和導入變成一種全球化風險分層設計（globalizing stratification of risks）就成為國際博弈的常見玩法，而這種游戲的核心規則是“讓對方自以為是”，讓對方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在知識意義上，讓對方“不知其所不知”更重要（unknow unknown）。把人類的生物學特質變成政治策略和戰略決策的主體性工具，并通過具體的反應機制來實現，這就是福柯生物政治（biopolitics）的核心內涵。

這種生物政治最重要的影響就是為了獲得一種事先規劃的發展預見和成果實現，要對所有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力的要素進行驅除和割裂，也就是事實創造一種“無菌環境”——或者說避險機制。為了能獲得孫悟空“火眼”判險、預險、除險的能力，生物政治必然導致人工智能的過度應用和超邊界應用，最終將“物”主體化，物“能動性”增強，所以在沒有完全獲得“無菌式”安全之前，存在被認知主體代償和主體弱化的風險。當我們寄希望于機器愈發理性，物體產生能動性時，我們同時開啟了一個新的總體安全觀黑洞，在這個依賴中介化、虛擬化、智能化、效能化存在的“生物政治”區域里，蘊藏著更大的安全風險，并同時觸發了新的超現實、增強現實安全觀。生物政治和生物治理（bio-governance）如果不克制，將可能出現“基因難民”——越呈現人類認知模式、人類情感模式、人類倫理模式、人類美學模式的基因將被淘汰。我們獲得的是另一種“轉基因式創造性”——或者說“創造性絕育”：由于長期的認知代償、能動性讓渡和物化再生產，某些真正具有創造性的基因、人類類群、人類個體被整體驅逐成為基因難民。與此同時，由于排斥所有的不確定性，或者將所有不確定性視為風險，它使得一個社會的創造力整體削弱，創造的原始本意在于突破邊界和開放性，甚至可以說創造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意外，而在這種生物政治概念下，只有某一種或某幾種創造效果滿足初始任務目標時，創造才能出現——創造因此變成是一種條件滿足下的知識再生產。如此一來，創造不是靈光一閃（lightening of genius idea）而是“馴服效能的再生產”（domesti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argeted creativity）。

最后上述三個方面都會作用到人類敘事和人類實踐的關系討論上，生物政治開始會再造自己在社會和人類中的意義和地位，并不斷創造被下一代持續傳承和記憶的表述和敘述。如果上述三個方面是“生物政治”在改造人類硬體的話，這些敘述和記憶就是在改造人類的軟體——當然如果我們仍然相信傳統的國家總體安全觀在維護三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基本東西：人、生命、家園。

與傳統攻城略地、占據資源、滅絕文化、創造文明范式的安全觀念1.0不同，現代治理語境和生物政治思維泛濫的社會實際的治理情境是安全觀念4.0，甚至是“抗原式”安全場景（anti-prototype），也就是不斷攻擊原式，它的危險之處在于讓人類自愿身處危險和坐穩奴隸的時代，并甘之如飴。在這種情形下的最大外來風險以及瓦解敵人的手段是讓對方自動將有益物質甚至遺傳物質識別為異類和雜質，并自動產生排異清除反應。因此，描述安全圖景，遠沒有重新描述和建構敵人更重要。

生態風險例證：應用場景分析

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例，尤其是泛第三極區域，因其與河流源頭、冰川、生物多樣性、多元族群互動、宗教文化圣境等因素的密切關聯，它成為舉世矚目的生態監控區域。然而，因為人類活動區域持續擴大、經濟發展失衡、低科技發展水平重復開發、全球氣候變化等因素影響，泛第三極區域以及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在經歷極為嚴重的生境退化和生物滅絕，如何避免中國在這一區域的投資和國際發展擘劃與負面的生態環境退化聯系起來？如何阻止部分國際社會利用大背景下的生態退化與同一時間的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巨量海外投資聯系起來，以此來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如何通過科學研究、科學設計、科學施工、科學傳播探索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越式發展的新思維和新工具？以上問題都迫切需要對“一帶一路”重大工程和重點國別旗艦物種多樣性進行數據基礎研究、保護策略設計和科學傳播實施。也就是說“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中國傳統型總體安全的獲得和表達需要對沿線科研、建設、文化互動的等多個環節進行設計。

自然與人文。如何恢復一個有利于中國和平崛起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何避免一些帶有極端民族主義色彩的精神運動打著原生文化的旗號死灰復燃？自然的退化必然導致一種文化純化、自然圣境化的原教旨主義風潮，如何克服這種精神勢力的抬頭？

人類與人機對話。“一帶一路”存在諸多工程類和基礎設施類項目，甚至出現一些跨越式經濟和科技合作項目，特別是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全球智能物流系統，這些項目在經濟上都是可行的，但是其存在宗教、政治、民族意義上的回火，誰來設計這些項目的自檢模式？

人類與物質交換。在重大科研項目、民生項目、基礎設施工程項目、能源項目設計和施工上，還要注意人類之外的生命權，避免項目成為純粹效度表達的人類中心主義——甚至人種中心主義；我們一定要設計機制讓善意、資源、能源重新回到自然系統和底層文化系統，否則這種過程不僅不可持續，還會帶來嚴重的安全風險。

人類敘事與人類實踐。在重物質輕文化，重工程輕思想的整體投資和跨文化互動中，我們容易忘記，真正讓我們呈現人類創造性的源頭就是文化和思想；基于敘事和文化記憶的民間知識生產是所有后發社會實踐和精神生產的基礎，我們因此要強化文化的深度學習，同時進行零物質損耗的概念生產、文化互動、意識流動，而非一切都以物質、利益為鵠。

要實現上述研究目標，亟需對下列任務進行排序、梳理：（1）全球氣候變化事實、成因及多尺度作用對“一帶一路”重大工程區域以及泛第三極區域的生態影響過程和機理；（2）“一帶一路”區域海外國家重大研究和數據出版監控，第一時間了解西方發達國家和項目所在地國家的大型工程生態影響評估和可預報分析，針對重要全球變化敏感區基于旗艦物種變化/退化所可能帶來的經濟、社會、政治影響風險評估；（3）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和人為氣溶膠排放對泛第三極區域和“一帶一路”重大工程區域的案例影響研究，基于旗艦物種研究的生物圈結構、冰凍圈、糧食安全、海洋環境、氣候災難、人類疾病控制影響評估、信息系統管理、綜合風險防范評估；（4）基于學科交叉數據、綜合觀測、數據集成研究、高精度遙感原理研究、多源觀測數據的“一帶一路”重大工程旗艦物種景觀風險預測和應對共享數據庫研發。

在上述目標梳理基礎上，我們才能實施如下研究和數據應用研發，以及后發的建設項目設計和施工：（1）“一帶一路”旗艦物種綜合生態風險預警系統，通過集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關于生物多樣性中心、城市發展、能源利用、污染控制、反社會運動、人工智能負面影響、發展倫理、社會階層變動等跨學科、跨界域的數據集，形成可以支持決策和科學傳播的國別風險預警和干預系統，為未來地球計劃和氣候變率及可預測性研究計劃等國際計劃提供“旗艦物種”和“旗艦問題”分析工具；（2）支持國家氣候中心，中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和災害風險管理等標志性工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針對氣候災害性（vulnerability）和本土適應提供旗艦物種多樣性數據模型和數據同化技術服務，甚至開啟“旗艦物種生態預報”“一帶一路重大工程生態風險預報和預警”等特色知識服務；（3）旗艦物種監測、旗艦生態干預工程、旗艦生態設計系統設計工程，基于上述兩項基礎設計，為中國“一帶一路”沿線重大工程的生態優化、減緩和適應全球變化、國際生態合規能力、中國外向型投資可持續轉型研究提供基礎數據服務、知識融合解決方案設計。

最終形成中國基于旗艦物種研究的“一帶一路”重大工程生態影響力優化數據集/庫，自主品牌的旗艦物種生物多樣性預測和評估系統模式開發，建立旗艦物種生態多樣性的信息綜合模擬、實驗模擬、案例分析模擬、決策模擬的公共平臺和“一帶一路”重大工程大數據管理平臺，實現數據、研究、設備、模型、軟件、資料的高度共享，基于旗艦物種多樣性研究、風險研究、總體安全設計研究培育一批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有關的“一帶一路”國家科學研究群、科學傳播群，特別是內嵌式、外向型、協作型跨國生態預警和問題應對機制。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和生態治理，及時把握基于旗艦物種數據的國際氣候談判新策略、政經互動新策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友好型投資轉型提供強有力科學支撐和傳播支持。

科技與生態如何結合：減少中國海外安全的累卵性

2018年1月，筆者在巴西、阿根廷、智利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調查，通過進入巴西大豆種植區、中國鋰礦投資地、中國投資港口、中國經濟投資活躍的旅游區域觀察和采訪獲得現場知識，并進而思考中國與拉美互動的戰略。與一般的調查不同，采取的人類學的“多音位”調查方式，特別邀請了巴西土著夏灣提人（Xavante）拉法約先生作為巴西本土聲音的代表人，他的祖父是巴西政治歷史上的第一名國會議員，他已經成為巴西馬托格羅索區域土著文化保護與巴西利亞土著權益運動的協調人。

在與馬托格羅索的企業家、政府代表、農民代表討論的時候，我們提出另一種發展思路供商榷，也就是如何開發巴西的“本土敘事”這一“精神特產”：巴西有著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生態多元性和地貌多樣性，這些多元地貌還有第二層多元性，那就是歷史、文化和族群多樣性，殖民歷史、本土政治、土著文化形成了非常獨特的文化過渡區和生態島。

在植物利用和生態知識整理方面，我們特別介紹中國和巴西可以在中國科學院框架下進行亞馬遜植被的深度研究工作，例如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在環喜馬拉雅地區的民族植物學、種質基因庫、菌物學研究方面與巴西就存在諸多共同性，中巴在共建植物多樣性與資源可持續利用聯合實驗室、分子生物多樣性實驗室以及植物分類與資源可持續利用實驗室等方面存在重大科學、經濟和文化價值。此外，中國和巴西還可以在西雙版納的納板河流域熱帶雨林以及巴西亞馬遜雨林進行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傳承比較研究。

通過談判我們建立了一個高校、企業、自貿區、設計師、民間組織構成的雨林工作組：其中具體方法是我們獲得與馬托格羅索的大學合作的機會，在位于熱帶雨林核心區域之一的巴西馬瑙斯自貿區和上海自貿區發起成立一種文化對接機制——雨林城市文創機制，將巴西和上海的文化、物產、生活方式、創意產品渠道打通，并通過中巴創造、巴中互動、“土洋結合”和手工科技集成方式創造獨特的文化創意產品，孵化獨特的第三產業集群，然后通過這個集群來合理分布開發區、農業區、景觀區、文保區、生態敏感區的復合產業形態。

在阿根廷考察蘇斯克斯（Susques）周邊浩瀚的Salinas Grandes大鹽礦和Adlante鋰礦區之后，筆者采訪了胡回省的礦業部主任，并和鹽湖區的工人進行了整整一天的現場考察和訪談。我們加深了本地人有關資源“生態魔咒”感受——南美當地底層民眾已經對“人類與物質交換”“投資破壞自然和人文平衡”問題存在負面評價。鹵水鋰礦的開采會逐漸透支鹽湖水體和周邊濕地的生態承載力，這還不包括提煉鋰礦需要增加的各種具有強污染的化學物質。

鋰與電動車、蓄電池、手機、智能裝備密切相關，這個指向未來的能源開發，卻經常和民風淳樸、民族眾多、保守落后的區域連在一起，它形成了四重困境：自然人文困境、人機交互困境、人類物質交換困境、敘事與實踐困境。具體來說，這些鋰礦開采破壞的自然和人文平衡，在幫助其他國家智能化的同時，本土深陷后發展和后現代的貧困；電子產品、投資者、旅游者的涌入，不斷破壞當地原生文化的生境和社會關系組織模式；本地輸出鋰這一貴金屬，但是并沒有輸入重要的思想資源、文化資源、經濟資源；相反，本地的傳說、文化傳統、風俗、儀式等基于傳統敘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稀薄，社會開始貧富分化，形成了典型的礦業城市綜合癥。

另一方面，南美又是實現中國全球戰略的重要區域，也是和美國產生直接物理上遭遇的文化場域，在這個美國后院進行經濟和文化互動，一定要超越美國思維和美國模式，尋找中國和南美的文化共同體，特別是科技與生態結合的發展模式。

首先是建立高地文明（highland）協作區，在前西班牙殖民時代，南美有過輝煌的印第安文明遺產，這些文化保護和生存經驗非常值得在現代社會背景下進行再闡釋和再挖掘，我們在阿根廷看到了許多區域博物館都在進行高地文化的考古和公共展示，對此我們認為還可以比較不同區域的高地遺產，例如喜馬拉雅文化圈中的尼泊爾、中國西藏、印度高地的高地文明協作模式。

其次是旱地耕作和天文型建筑模式比較文明試驗區的概念，通過比較和轉移來自以色列中東地帶、中國新疆、北美荒漠、南美干旱區的旱作型文化、聚居、生產、物產模式，創造多種知識融合的機會和產業發展機會。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亞就是按照一個飛行器模型設計的前瞻型景觀社會，盡管這些設計背后存在現實應用的缺陷，但是這些低密度建筑、豐沛植物、功能區劃模式的確產生了一定景觀和現實效果。對于南美的這些生態脆弱、資源豐厚、地貌獨特的歷史文化遺產區域，應該研究設計出新型的天文型建筑城市和未來型城市，與巴西利亞的概念型城市不同，這些礦區要有“況味”就需要把城市的本體設計成一種未來觀念，而非簡單美學形態。

在我們調查阿根廷蘇斯克斯鹽湖區期間，當地土著正好在慶祝圣瑪麗宗教節日，來自周邊和部分偏遠區域的土著都將自己的教堂圣像抬到當地，進行環繞村落的儀式，時間長達一天。這類文化在南美的許多礦場集中地很普遍——礦區往往就生活著土著，但是目前的礦產開發往往與土著較少合作，更多體現出一種對立和競爭關系。如果能夠依托礦區設計前瞻型、未來型、理念型城市，通過標志性、功能性的建筑和生態布局，將土著文化與未來城市設計結合，可以產生另一種新型盈利形態和文化傳承模式。

最后是未來型天文型城市的設計和知識研發，南美的地理趣味性在于他們的地理有一種超現實的永恒性，那些外星式地貌不僅是南美遠古文明的發祥地，也是現代天文學、天體物理學、外太空人類學、災害地理學、未來超級城市的理想試驗地，如果地球的氣候變化不可逆，人類整體的趨勢是向更為精細化、精確化、科學化的仿生學和天文學聚居形態發展。而在這些奇特生境進行新型城市規劃、新型建筑設計、新型大學知識形態設計、跨文明比較和知識協同，就可以產生極為獨特的中國—拉美科技經濟體和文明互動的機會。

理論小結：遠離累卵性社會

累卵性社會是對國際學術界有關Precarity概念研究的深化（國際學界有人已經把“無產階級”proletariat改為“累卵階級”precariat，以勾勒出它作為一種現象和集體的重要性），它的核心是社會脆弱性和個體危機感受，它表現為若干社會規程在劇烈社會變化的消失，這些社會公序良俗和行為約束規程與本文討論的四重困境密切相關。由于個體不再能夠作為一個獨立的物理性、身體性、社會性個體存在，而是需要多重條件滿足才能成為個體，它使得社會的風險性和累卵性大大增加。國家的總體安全觀，如果脫離個體和集體來討論，它虛泛而無意義，這里所說的安全有積極安全和消極安全，所謂的積極安全就是不斷重新理解安全的理論原意、社會意義和實現路徑，而消極安全是固守在完全確定性、固定理式、程序化范式影響下的矛盾式安全觀——無論對方是否用矛，都以盾牌來抵擋，無論危險是否來自外部，都持盾向外的機械安全思維觀。

如果累卵性社會是通過瓦解個體、瓦解邊界、混淆倫理、混淆群我的方式來進行的，它就不再局限于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這些具體門類化、條塊化的安全。我們更重要的是保護主體安全和文化本體安全。

累卵性社會的分析進路是基于權力結構、社會變遷、經濟互動、組織嬗變等方面的劇烈變動而作出的，其核心是判斷和守望那些未知型風險，所謂未知險為何物，安知安在何處？權力總是為給不同個體和群體以保護的權重，如果當權力將更多的權重給予不同的物和技術，甚至把這些物化的中介當作核心安全時，我們就變成了一種條件化生存的社會（conditional society），那就帶來嚴重的社會累卵性。傳統的安全觀首先在于界定安全區、危險區、安全線、危險線、安全點、危險點這些與空間和時間有關的要素，讓身體對空間和時間有深刻覺察是判斷風險、預警的重要前提，如果將這種綜合分析、判斷、預警和應對的能力交給一個代償的中介——哪怕是我們以為能控制的技術、物質、材料手中，那么都創造一種依賴性和條件性，這就是累卵性的根源。

由于對任何不確定性的不信任和排斥，消極安全觀思維下，人們容易通過控制“預犯罪”“前犯罪”“潛犯罪”的方式，把各種不確定性扼殺在萌芽當中，這就造成了社會的“無菌化”——無菌化是實驗室社會的根本特征，它的代價是社會活力的喪失，而活力、動態性，構成了生命的前提，它在這個意義上是違背安全理念的。我們需要的安全是積極安全、動態安全和活力安全，而不是“涅槃寂靜”。

另一方面，對于能源、物質的過度需求，并把對能源和物質的操作當作社會的正常態、活力、強大來看，這造成了我們社會對某些技術、物質、中介的高度依賴性，這種依賴性會不斷疊加，進而形成嚴重的條件型社會，它是累卵性社會的重要表征。一簞食一瓢飲，人不改其樂，才是具有人類創造力和主體屬性的特征，通過激發內在的穩定感和平衡感來獲得安全是積極安全的不二法門。

消極安全觀存在對自由意志和未知個體的莫名恐懼和擔心，于是它激發一種內控而非外防的安全保護機制，這和基因操控的思維是一致的：內在基因控制，比控制顯性的表征要重要得多。因此，自我控制、一級控制成為最重要的消極安全獲得手段。

以上的累卵性因素將造就低創造力、低繁殖性社會（infertile society），權力高度依賴具體的物理介質和中介技術團體來運行，如果國家不能完全控制這個中介技術團體，就有可能成為代理型和過渡型主體，安全從內向外突破，而非從外向內攻入，此時的總體安全就無從談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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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Franklin, Celia Lury, and Jackie Stacey, 2000, Global nature, global culture.

Michel Foucault, 2009,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周雷，2015，《東方的消失和馬航現象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責 編／周于琬

Overseas Interests Protection and Eco-Precarit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nd Ecological Factors in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Zhou Lei

Abstract: If the "security" subject gradually shifts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subject toward the ever-differentiated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alized collective, then the "security concept" should first of all be a deep awareness of the emerging subject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of the society. If the tool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re gradually combined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le the state is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continue to dispel existing power subjects and generate new governance objects and forms of power intermediari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is no longer based on geographic sovereignty territory, but is a new security concept without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reas. In the era of frequent disasters, the human world is witnessing the rise of mass extinctio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ndicates the advent of a panoramic crisis-oriented society. The world's political power is undergoing a new differentiation and combination. The new rules of global politics are being regenerated. At the same time, as human beings constantly intervene i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ities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new dynamic initiatives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tate's overall security is directly reflected in security protection at different true levels: realistic security, surreal security, and simulating reality secur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 security.

Keywords: Precarity, positive security, passive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周雷，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特約研究員，新型智庫自然力研究院聯合創立人，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編輯部主任。研究方向為跨國傳播、媒介人類學、生態政治、全球治理。主要著作有《東方的消失和馬航現象學》《人類之城：中國的生態認知反思》《出中國記：乘桴崛起——海外十國考察與策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