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喪文化”的產生不能簡單歸因為中國社會的轉型，其形成擁有復雜的原因。國家應該重視青年的利益訴求，出臺相關向青年傾斜的政策和制度，媒體還應發揮好新時代意見領袖的旗幟作用，及時洞察社會矛盾、疏導社會負能量。

【關鍵詞】青年亞文化  “喪文化”  “上文化”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喪文化”是青年群體在理解并受困于自己的凄涼現實之后的一種自嘲式的無力反抗。與傳統的亞文化不同，“喪文化”失去了“對抗”的力量，相反形成了一種頹廢式的風格。自2016年下半年起至今，從“葛優躺”到美劇《馬男波杰克》、日劇《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再到神曲《感覺身體被掏空》，咸魚、佩佩蛙表情包，以及商業化的喪茶、佛系游戲《旅行青蛙》等，“喪文化”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在中國互聯網上掀起一場網絡“喪文化”的狂歡。

從“屌絲文化”到“喪文化”：新青年亞文化現象

“喪文化”興起于2016年7月，中國的千禧一代們從經典家庭喜劇《我愛我家》中發現了著名演員葛優的扮演角色季春生的招牌姿勢——無所事事地癱坐在沙發上，年輕人將這種百無聊賴，甚至略帶頹廢感的氣質命名為“葛優躺”。該劇照經過表情包的處理，在社交網絡上瘋狂傳播，并一度成為年輕人之間的交流時尚。隨后，這種流行于青年群體中的帶有頹廢、絕望、悲觀等情緒和色彩的語言、文字或圖畫的新青年亞文化現象便一發不可收拾地流行起來。

“喪文化”的表現形式有很多，歸納起來可以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從影視文化中借用過來的經典臺詞或經典動作。除“葛優躺”外，年輕人還從美劇《馬男波杰克》中挖掘出大量臺詞，諸如“生活就是到處碰壁”“我毫無控制能力，我討厭我自己”等；此外，美劇《King of the hill》、日劇《逃避雖可恥但有用》中的大量臺詞和劇照形象也是“喪文化”的重要出處。

第二，虛擬的表情包或逗趣的卡通形象。如果說影視劇的直接挪用還屬于“喪文化”的第一個層面，虛擬表情包則邁入了再創造的第二個層面。最早的表情包是日本TBS電視臺推出的動畫《懶蛋蛋》，隨即還有出自游戲的咸魚表情包以及在英語世界流行的佩佩蛙表情包。這些表情包通過網友的再創作，在微信、QQ、微博等即時聊天工具中廣泛傳播。

第三，互聯網上產生的各種UGC（用戶生產內容）。在影視文化和表情包里產生的真假共鳴促使互聯網用戶生產獨創的UGC內容。互聯網給青少年提供了情感宣泄的渠道，加速了“喪文化”的傳播。此外，“喪文化”現象還吸引了一些資本進行運作，如國內的“喪茶”“沒有希望的酸奶”等都是青年亞文化與商業資本迅速結合的產物。這些產品不僅迎合了市場的需求，還通過互聯網產生了大量的二次傳播。

說到“喪文化”就不得不提到2011年的網絡熱詞“屌絲文化”。“屌絲文化”是一種戲謔式的“草根文化”，體現了中國社會中的一種結構性矛盾，即發展主義現代化語境下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詢喚與階層分化乃至階層固化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喪文化”和“屌絲文化”都是在網絡興起的青年亞文化表現形式，是一種自我矮化和自我戲謔式的流行文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喪文化”表現出來的習得性無助和自我反諷的社會心理學表現可以從“屌絲文化”這里找到源頭。那么，“喪文化”與“屌絲文化”的區別又體現在哪里呢？

第一，“喪文化”的群體特征比“屌絲文化”更為豐富和廣泛。“屌絲文化”的群體明顯地具有職業區分。而 “喪文化”不再是一個特定階層的自我嘲諷，或者某些階級的假嘲諷，而是一個代際，或者幾個代際群的共同生活境遇。

第二，“喪文化”的表現形式更為多樣。“屌絲文化”緣起于百度貼吧，表現形式主要為創造了諸如“矮丑窮”“土肥圓”等詞匯，并衍生出一系列影視作品。而“喪文化”來勢洶洶，不僅借用了國內外的影視作品，還體現在表情包的再創造、用戶原創內容和商業投資等。層出不窮的文化表現形式體現了大眾的強烈情感共鳴。

第三，“喪文化”的話語體系不具有明顯的二元對抗性。“屌絲敘事”的意義深層結構是圍繞著“窮”與“美”這一組核心二項對立式建構而成的，其文化本質是對上層社會的堅決抵抗。而“喪文化”雖然也是一種青年亞文化，但是卻明顯充斥著悲涼、失落以及頹廢、麻木、得過且過的生活態度。“喪文化”是青年群體在理解并受困于自己的凄涼現實之后的一種自嘲式的無力反抗。

“喪文化”成因的社會考量

毋庸置疑，“喪文化”是中國社會新時期出現的一種新的、大范圍的青年網絡亞文化現象。“喪文化”的產生絕非偶然性，歸因“喪文化”，必須將與亞文化有關的意識形態、經濟與文化因素之間的全面互動影響都納入考察視野。

第一，中國的社會轉型具有特殊性。外媒在談論我國現階段的“喪文化”時，無一例外地將其歸因為中國社會的轉型。他們認為這是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與年輕人為了找到好工作而惡性競爭的表現，以及中國婚姻對房屋所有權的執著追求與高速增長、不可企及的房屋價格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社會轉型固然是“喪文化”產生的不可忽視的社會因素，但是外媒在判斷社會轉型與“喪文化”之間的因果關系時過于武斷，對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理解過于片面。

首先，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為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故而一種文化的產生離不開政治、經濟、技術等多方因素。認為中國的社會轉型直接導致了“喪文化”的產生是不科學的。其次，雖然我國現在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社會體制有問題，也不說明我們的經濟沒有發展。相反，我國經濟仍然保持著中高速增長，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從我國社會發展的總體進程來看，我國同時面臨著現代性發展與社會轉型的雙重壓力，既有生產力發展的需求，也有現代社會的消費欲望。雙重壓力下誕生了廣大青年所謂的無力感、頹廢感爆棚的“喪文化”。

第二，技術、媒介和資本推波助瀾。自人類步入數字時代以來，技術信息行業與消費文化主導的媒介文化工業邊界逐漸模糊，形塑著當代社會和社會文化。“文化/技術共生論”者認為人類文化是人與技術或媒介不間斷的、互相依存的因而互相影響的互動關系。技術對文化的塑造作用在青年亞文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時代技術給不同群體以平等的發聲渠道，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通過互聯網表達、轉發、傳播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具體到“喪文化”，碎片化的負能量在網絡上迅速找到了認同群體，并在極短的時間內一鍵轉發。多種多樣的即時聊天工具讓各種各樣的“喪文化”表情包在短時間內傳播、創造，甚至是二次傳播。此外，各種主流或非主流的媒體微博大號、微信公眾號在社交網絡上的推波助瀾也讓“喪文化”傳播迅速演化成一場盛大的網絡狂歡文化。社會資本的注入，如“喪茶”“沒有希望的酸奶”等惡意營銷更是讓這場亞文化傳播從線上走到了線下，并且愈演愈烈。媒體失職、資本助攻、惡意營銷在這場網絡亞文化狂歡中難辭其咎。

第三，青年群體跟風式的娛樂、戲謔姿態加速“喪文化”傳播。“喪文化”擁有一種混雜的亞文化風格，它不是一種反抗姿態，而是一種情緒宣泄。正如文章開頭所述，“喪文化”表現出了一種同以往亞文化不同的頹廢情緒和不抵抗姿態。國內有媒體報道認為，“葛優癱”代表的“喪”文化，是年輕人對這個世界的溫和反抗。更有不在少數的學者認為我們不必過分擔心“喪文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大部分青年群體仍然相信奮斗拼搏的正能量，“喪文化”只是一種情感宣泄的方式。

筆者不贊成妖魔化“喪文化”的行為，也不認為美化“喪文化”是一種正確的價值導向。后伯明翰時代的亞文化研究更多地關注“新的媒介傳播和消費時代出現的各種更富流動性、虛擬表現性和混雜性的亞文化風格”。“喪文化”就是這種不具備強烈反抗意義，帶有情感宣泄、娛樂性質、身份認同等混雜性的后現代亞文化。有些個體在網絡上參與“喪文化”討論，只是在扮演擁有該亞文化的群體，從而達到一種合群的目的，或者僅僅只是覺得有趣。總之，“喪文化”代表一種日常消極情感的宣泄，是頹廢的負面情緒在線上和線下的集結，毋庸置疑是應該引起社會關注并得到正確疏導的。

去粗取精，抑“喪”揚“上”：新時代的文化正能量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引導青年群體遠離“喪文化”，樹立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倡導的“上文化”和“善文化”，增強民族自信、自覺和自律是新時代的應有之義。

首先，國家應該重視青年的利益訴求，出臺相關向青年傾斜的政策和制度，并完善青年社會保障制度。我國的社會轉型有自身的特殊性，需要面對社會現代性變革和消費社會沖擊的雙重壓力。“喪文化”現象是社會問題的一種表現。從表面上看，“喪文化”體現了青年競爭壓力大、工資低、房價高、消費高的現實壓力；從深層次看，該文化從側面反映了我國的社會流動性問題。隨著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競爭壓力和生活成本都再創新高，處在奮斗年紀的青年在面對殘酷現實與美好愿望之間的矛盾時選擇了消極怠工。為了緩解青年壓力，應該從國家層面重視青年的利益訴求，使國家政策和相關制度向青年傾斜，并完善專門針對青年就業壓力和生活壓力的體制機制。目前，各地（特別是大城市）紛紛出臺新的大學生落戶、買房優惠政策以及大學生最低工資標準。這一系列舉措都是國家為了解決青年發展問題而做出的努力。

其次，媒體應該肩負起傳播社會正能量的職責。自從數字技術革新了媒介業態，流行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幾乎等同于媒介文化。數字媒介技術對亞文化的發聲和傳播尤為重要，其既給青年以自由發聲的渠道，又加速了亞文化的聚合、傳播和討論。與其他的網絡亞文化不同，“喪文化”的快速傳播除去媒介技術的作用外，還有資本運作和媒體營銷的推波助瀾。所以媒體發揮好正確的引領作用對青年群體遠離“喪文化”尤為重要。在新時代，媒體必須平衡好公眾利益發聲筒與媒體產業運營之間的矛盾，既要以先進的技術為引領，同時也要注重媒體傳播內容。當前我國媒體行業正處在傳統傳播方式與數字傳播方式的融合階段，各家媒體同時在傳統平臺和數字平臺上發聲。無論在哪個平臺，媒體都應該肩負起傳播社會正能量的職責。此外，在數字平臺上，媒體還應發揮好新時代意見領袖的旗幟作用，拒絕博眼球式的新聞報道，利用數字媒體的巨大優勢，及時洞察社會矛盾、疏導社會負能量，做好公眾與國家之間的橋梁建設作用。

最后，青年自身應該擁有更為廣闊的視野，對國家、社會和自我成長更有信心。作為一種青年亞文化現象，“喪文化”已經失去了“對抗”的力量，相反形成了一種頹廢式的風格。我們不能將其美化為青年對社會溫和的抵抗或是簡化為負面情緒的宣泄。從深層次來看，除去宏觀的社會問題和媒介環境的影響，這更像是青年群體在面對現實和理想壓力之間的自我保護方式，自我逃避的辦法，可能會導致自我破壞的結果。這種消極情緒可能會消解青年群體的前進動力，形成一種得過且過的人生觀、價值觀。在人生的成長道路上遇到磕磕絆絆在所難免，特立獨行的青年不能對一切主流價值觀和傳統成功觀持一刀切的解構態度。努力不會成功，但是放棄一定會失敗。青年群體自身應該擁有更為寬廣的視野和胸懷，不僅對自我成長之路更有信心，而且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也應該更有耐心。同時，青年群體也應該積極參與到國家和社會建設中來，相信通過青年群體的創造力，我們國家的明天將會越來越好！青年群體的未來也將越來越光明！

（作者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趙靜宜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美]迪克·赫伯迪格著，陸道夫、胡疆鋒譯：《亞文化：風格的意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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