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粹主義興起帶來的政治局勢不確定是導致歐洲產生“選舉焦慮”的直接原因，各種危機的疊加效應是這種焦慮產生的深層原因。但究其根本，則是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造成了“選舉焦慮”，乃至“歐洲焦慮”。

【關鍵詞】“選舉焦慮” 民粹主義 歐洲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歐洲似乎患上了“選舉焦慮癥”，在每一次選舉之前，主流輿論都難掩焦慮，這一點在2017年表現得尤為明顯，其“焦慮”對象不僅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等大國，也包括奧地利、荷蘭等規模相對較小的國家。那么究竟什么是“選舉焦慮”？歐洲近年來頻繁出現“選舉焦慮”的原因是什么？

當前歐洲國家“選舉焦慮”的表現

“選舉焦慮”既不是一個新近出現的詞匯，也不是一種新近發生的現象，但不可否認的是，最近兩三年來，國外媒體使用這一詞匯的頻率確實很高。

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大選均出現了“黑天鵝”事件，超出了當時社會主流輿論的最初預判，引發了主流輿論的擔憂。2017年是歐洲的“超級大選年”，包括德國、法國和英國這三個傳統大國在內的多個歐洲國家先后進行了議會或總統選舉，其中一些國家的選舉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歐洲未來局勢的走向。與以往各屆大選不同的是，2017年的歐洲存在著太多不確定因素，導致很多大選的結果難以預測，甚至民意測驗的結果與最終的結果大相徑庭。因此，是否還會出現“黑天鵝”事件，是否還會有更多的“意外”發生？在歐洲國家舉行選舉之前，無論是政治家、政黨、民眾還是輿論，都患上了程度不等的“焦慮癥”，其中尤以主流政黨和媒體最為明顯。

當然，不同群體所關注的問題和焦慮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對于政治家而言，從短期來看，選舉結果直接關系到政黨或政治派別的上臺執政，而從長遠來看，選舉結果影響的是整個國家乃至歐洲的未來發展方向；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他們最為關心和擔憂的是選舉結果會對與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比如就業和福利制度。而表現在媒體，特別是西方主流媒體報道中的“焦慮”，則需要就具體情況做具體分析。歐洲近年來的確存在著程度不一的“選舉焦慮”，但也需要看到，一些媒體對這種所謂的“焦慮”有過度解讀之嫌。

當前，“選舉焦慮”在歐洲普遍存在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近年來歐洲不僅存在著“選舉焦慮”，同時也存在著其他各種各樣的焦慮，如“福利焦慮”“歐元焦慮”“難民焦慮”“安全焦慮”等。或者說，“選舉焦慮”只是對歐洲多重危機的一種折射和反映，并且在選舉之前得到了集中的爆發。

民粹主義興起造成的不確定性，是導致歐洲“選舉焦慮癥”產生的最直接原因

從心理學上看，產生焦慮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而民粹主義恰恰是近年來歐洲政壇最大的不確定性來源。進入21世紀后，民粹主義在歐洲逐漸引起重視。在2009年和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特別是2014年，民粹主義政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2015年，希臘激進左翼聯盟黨上臺執政。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同年，意大利憲法公投失敗。而2017年歐洲的“超級大選年”則可以說是民粹主義政黨的“勝利”，或者可以說是中右和中左等主流政黨的“敗退”。在德國，一躍成為第三大黨的選擇黨“成功地”攪亂了政局，使組閣拖延了5個月之久；在法國，極左和極右翼政黨同時取得了歷史性突破，而傳統的中左和中右翼政黨均付出了慘重代價；在奧地利和捷克，民粹主義政黨都成功進入政府；在荷蘭，民粹主義政黨成為第二大黨，導致組閣用時208天才得以成功。2018年的意大利選舉更被喻為“反建制政黨的全面勝利”：五星運動黨成為最大的單一政黨；而前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領導的中右聯盟則成為獲得選票最多的政黨聯盟（其成員包括極右翼政黨北方聯盟黨），二者有望組成新一屆聯合政府。

民粹主義政黨的成長速度之快，超出了政治家和主流輿論的判斷，而這也恰恰成為歐洲產生“選舉焦慮”的重要緣由。事實上，人們對一個國家選舉結果的焦慮程度與該國民粹主義的影響是成正比的，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這個國家在歐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這就是為什么不僅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選舉，荷蘭和奧地利等國家的選舉也引起人們“焦慮”的關鍵原因。

2017年歐洲“超級大選年”的結果，也的確證明人們的“選舉焦慮”并非杞人憂天。盡管在以德國為代表的大多數歐洲國家仍是傳統的中間派政黨執政，但民粹主義政黨崛起造成的不確定后果已經初步體現在組閣困難上，未來甚至有可能導致政治對立的激化，加劇政治動蕩，并反過來進一步增加人們對選舉的焦慮，加重民眾對國家和歐洲前途的悲觀情緒。

歐洲面臨的多重危機導致“歐洲夢”破滅，是歐洲“選舉焦慮癥”產生的深層原因

從深層次來看，歐洲目前面臨的“選舉焦慮”折射出的是其深陷的多重危機，這些危機涉及經濟、社會、安全和政治等各個方面，并導致了“歐洲夢”的破滅。

二戰結束后的很長時間，歐洲國家，特別是西歐和北歐國家，成為世界各國仰慕的對象：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擁有高福利制度以及豐富高雅的文化生活。歐洲一體化的成就更是令世人矚目，以迅速恢復繁榮與和平而著稱，成為其他地區紛紛效仿的“典范”。這一現象被很多歐洲學者稱為“歐洲夢”：自足、自豪、自信。美國學者杰里米·里夫金曾寫了一本書叫《歐洲夢》，提出相比于“美國夢”，“歐洲夢”才是21世紀人類發展的夢想。

但是，“歐洲夢”并沒有持續很久。首先，歐洲經濟陷入危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歐洲就出現了被稱為“歐洲硬化癥”的“歐洲病”，歐洲不僅陷入經濟萎縮和高失業率的困境，而且，曾經引以為傲的高福利政策也成為其沉重的負擔。盡管90年代以后的歐洲逐漸走出了危機。但是，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讓歐洲再次陷入經濟衰退和高失業率的困境之中，至今仍沒有解決，而這也正是民眾支持民粹主義政黨的最重要原因。

其次，經濟危機帶來了社會危機。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甚至衰退不可避免地造成居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中產階級萎縮。而絕大多數國家除了實行緊縮政策外找不到其他更有效的方式，但緊縮政策導致福利支出減少，收入較低的階層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進而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加劇了收入較低人群的社會剝離感和被排斥感。

再次，出現安全危機。2015年以來，歐洲多個國家發生了多起恐怖襲擊事件，難民危機與恐怖襲擊的疊加效應，導致歐洲安全危機和安全焦慮進一步升級。同時，難民政策也因此成為歐洲多國大選的主題，并成為民粹主義政黨的“加分項”。

最后，歐洲對自身地位的焦慮。歐洲經歷的多重危機不僅使其經濟受挫，其國際地位也開始下降。相對而言，新興發展中國家經濟蒸蒸日上，國際地位迅速攀升，這讓長期具有優越感的歐洲人，陡然生出一種被邊緣化的失落感和對自身地位的焦慮感。

所有這些危機疊加在一起，導致了當前歐洲陷入一種時代背景，即經濟上的不穩定和緊縮環境，以及社會、安全和國際領域面臨的動蕩和重構，而這一切指向的都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預期。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人們對未知的、不確定的事物極易產生焦慮或恐懼，而焦慮在政治上造成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抵制”，歐洲各國民眾對傳統政黨的“抵制”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西方民主制度的固有弊端，是歐洲“選舉焦慮癥”產生的根本原因

首先，代議制本身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缺陷。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代議制是目前歐洲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民主形式，其本意是讓人民選出的代表根據人民的委托、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國家權力。但這一制度發展到今天，其代表性不足的問題越發突出。人民只在投票時才有非常有限的選擇權，而在選舉結束后就幾乎不再擁有任何實質性的控制權。因此，選舉幾乎成為人民表達不滿的唯一途徑，對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對傳統政黨的不滿。

其次，傳統政黨政治似乎走入了“死胡同”。政黨是歐洲民主政治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它本應是民眾與政治家、政府的聯系紐帶，也是民眾進行政治參與、控制和監督政府的手段。但事實上，傳統政黨逐漸成為少數精英控制的“政治工具”，其政策也越來越為精英服務。在這種情況下，打著“民眾主義”的民粹主義政黨自然會吸引不少人的支持。

最后，當前歐洲缺乏強有力的領導人。近年來歐洲國家之所以越來越頻繁地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從反面驗證了當前歐洲政治家普遍缺乏足夠領導力，缺乏對整個局勢的掌控，因而不得不將棘手問題訴諸“全民決定”。領導人能力的缺失，其后果必然是政府頻繁的更迭（如意大利）、政策執行的軟弱以及民眾的不信任和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而這些都是“焦慮”心理的來源。

從歐盟層面來看，民主合法性和代表性缺失等機制性缺陷以及缺乏強有力領導人等問題則更加突出。歐洲的民主赤字問題、合法性問題、身份認同問題以及歐盟權力對國家主權的侵蝕問題等，不一而足。這些都令民眾對歐洲一體化的前途焦慮不安，甚至產生了抵制和不信任心理，從而再次催生了對反對歐元、反對一體化政黨的支持。

經過長達5個月的艱難談判，德國新一屆政府終于在2018年3月組閣成功，這也可以算得上是近年來以“不確定性”為“主旋律”的歐洲政治中少有的“確定性”因素了。第四次出任總理的默克爾讓一部分歐洲人憂慮減少，也為歐洲一體化的繼續前行帶來了希望，但并不是所有國家和民眾都為此歡欣鼓舞，也有一些國家和民眾是持相反態度的，一部分人甚至更加焦慮。歐洲一體化的前景也沒有變得明朗，反而更加“迷霧重重”。躍躍欲試的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早在2017年9月就提出了改革歐盟，特別是改革歐元區的動議，比如，設立歐元區共同預算以及歐元區財政部長等可以稱得上是“激進”的動議。盡管德國也一直希望重新啟動歐元區改革，但德法兩國在一些問題上存在著根本性分歧也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歐洲一體化向來以“退一步進兩步”的漸進改革著稱，過于激進的措施有可能加劇民眾的不安感和焦慮感，甚至會更進一步提高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率。而諸如社會福利改革、移民問題和恐怖襲擊等也仍是未來歐洲繼續“焦慮”的來源，特別是民粹主義政黨紛紛進入政府或議會，使得歐洲各國的移民政策面臨著更大的未知數。

簡言之，歐洲面臨經濟、社會、安全和政治等領域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一日得不到徹底解決，“歐洲焦慮”就不可能徹底消除，并且會在各種選舉中反復出現。即使是歐洲的經濟、社會、安全形勢能夠得到明顯好轉，但如果無法根除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根本缺陷，焦慮的根源也依然會存在。正如有些西方學者所提出的那樣，焦慮已經成為這個時代西方社會的突出特征，它不僅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政治的態度，而且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驅動政治的重要因素和力量。甚至可以認為，不同形式的焦慮對西方民主政治未來發展可能產生的潛在影響，會比其表現出來的還要深刻得多。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地方選舉大勝 貝盧斯科尼欲強勢復出》，新華網，2017年11月8日。

②《默克爾組閣取得突破 德法共塑歐盟前景看好》，新華網，2018年2月8日。

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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