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里程碑意義體現在國家安全理念的體系化、國家安全對策的具體化、國家安全體系的全面化，而質量安全鑲嵌于總體國家安全體系的各個安全子領域，是總體國家安全的“基石”。隨著質量強國建設的深入，質量安全將是中國未來安全的重要議題；隨著中國不斷融入世界，全球質量安全共同體建設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內容。從本世紀初到本世紀中葉，質量安全的普遍性、緊迫性與基礎性作用將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在未來，質量安全不僅是總體國家安全的支撐與我黨新時期執政的基礎，還將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通行證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保障。

【關鍵詞】非傳統安全  總體國家安全觀  質量安全  未來安全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06

【作者簡介】

余瀟楓，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哲學、倫理學、非傳統安全理論。主要著作有《哲學人格》《國際關系倫理學》《非傳統安全與公共危機治理》等。

進入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使得非傳統安全上升為國家方略而受到重視。特朗普政府2017年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經濟安全”置于美國國家安全的首位。歐盟將安全資源越來越多地投向移民難民、恐怖主義、歐債危機、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應對上。英國擔憂歐盟在歐債危機、移民難民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拖累自己而選擇脫歐。法國的國家安全越來越多地受到恐怖襲擊、公共安全危機、網絡安全問題等威脅的困擾。在全球化進程中，質量問題越來越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相關聯，經濟安全涉及經濟質量，社會安全涉及社會質量，難民問題涉及人口質量等。中國政府自2001年正式在文件中使用“非傳統安全”一詞以來，把發展與安全統籌起來考慮，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對非傳統安全作了越來越多的強調，不僅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而且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非傳統安全維護迅速上升為國家方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把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持續蔓延，視為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并強調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同時還提出了質量第一、質量強國、質量變革等重要方針，并強調了發展質量、經濟質量、供給體系質量、教育質量、就業質量、生態系統質量、建設質量、黨建質量以及高質量發展、更高質量發展等；鑒于質量與安全的內在相關性、現實迫切性與未來融合性，因而把“質量”與“安全”聯系起來考慮中國的未來安全，有著國家長遠發展意義上的必然性與前瞻性。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里程碑意義

安全觀與國家安全觀是人們關于安全與國家安全的理性認識，是以特定的價值立場與理性思維，科學地認識、分析國家安全問題，合理地建構國家安全體系，并全面指導國家安全活動的“最高安全理念”的體現。中國的國家安全總方略是：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總體國家安全觀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特色國家安全思想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將“總體”一詞置于國家安全觀之前，體現了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整體性”思維與“全景性”視野，既超越了安全領域中的國際與國內兩分、又統合了發展與安全的對立；既統籌了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對開，又統合了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的割離，把國家安全置于新時代的“場域安全”之中，實現了國家安全觀建構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現實邏輯的統一。

總體國家安全的里程碑意義體現在以下三個維度上：首先，在歷史的維度上實現了國家安全理念的體系化。在近代，中國從“圖存”與“救亡”中走來，直至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面臨的國際局勢十分險惡，“戰爭與和平”的考驗擺在國人面前，“生存安全觀”是我們國家首選的國家安全觀，它以政治意識形態劃線，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均注重斗爭性，強調軍事政治領域的對立沖突。改革開放之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征成為共識，“圖強”與“富裕”成為時代趨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經濟領域的發展合作，催生了“綜合安全觀”“發展安全觀”“新安全觀”。新的形勢要求國家安全不應單純考慮軍事、政治及經濟因素，而應綜合考慮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領域的安全；不應只考慮本國安全，而應綜合考慮國家、地區與世界的安全，而且還要在國家間的安全維護中強調“互信、互利、平等、協作”。于是作為較完整體系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在歷史的繼承、借鑒中被提出。

其次，在現實的維度上實現了國家安全對策的具體化。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后，眾多的安全領域被黨和國家充分關注并有了相應的重要對策：如在國家安全領域要“嚴密防范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宗教極端活動”；在經濟安全領域要“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在信息安全領域要“建設下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發展現代信息技術產業體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在糧食安全領域要“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在社會安全領域要“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在公共衛生安全領域要“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改革和完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體制機制”；在公共安全領域要“深化平安建設，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強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生態安全領域要“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在海洋安全領域要“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在能源安全領域要“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加強節能降耗，支持節能低碳產業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發展，確保國家能源安全”；在國防安全領域要“堅持以國家核心安全需求為導向，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高度關注海洋、太空、網絡空間安全”；在國際安全領域要“弘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精神，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等。[1]因此，總體國家安全觀“更多的是對近年來國際安全領域、特別是對我國由大向強發展新階段全新安全局勢的深入總結，在關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重要領域時，還涵蓋了文化、資源、生態、網絡、海洋、太空等多個領域，從而將國家安全的范疇大大擴展。與冷戰后我國其他安全觀念相比，總體國家安全觀在內涵上更為豐富，是一種更加全面、更符合時代潮流、更與時俱進的新安全觀，真正將國家安全觀做到了體系化”[2]。

第三，在理論的維度上實現了國家安全體系的全面化。“以人民安全為宗旨”揭示出總體國家安全是作為一種本質追求的“價值安全”，是一切其他安全的目的性所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揭示出總體國家安全是作為一種體制取向的“積極安全”，安全是一種政治，政治安全是政治中的政治，具有積極的體制取向與決策導向意義；“以經濟安全為基礎”揭示出總體國家安全是作為一種條件與可能的“狀態安全”，既是國家安全確立的必需的基礎，又是服務于其他安全的可能條件；“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揭示出國家安全是作為一種關系交互與動力關聯的“結構安全”，是保障國家安全的必要的關聯性條件；“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揭示出總體國家安全還是作為一種開放、共同、和合、平等、可持續的“共享安全”，表明國際社會是共生的、共和的、共創的，共享安全是國家安全促進國際安全的依托所在。可見，“總體國家安全觀”反映了一個由“價值安全—積極安全—體制安全—狀態安全—結構安全—共享安全”為安全價值指向的國家安全總圖景。

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觀照下，離散的、局部的、本位的、傳統的安全理解被超越和提升，并創設了這樣一個“安全之境”：安全是一種同時重視外部與內部安全的跨越邊界的狀態；是一種同時重視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的相互關聯的結構；是一種同時重視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的整合關系的場域；是一種同時重視發展與安全問題的不可或缺的條件；更是一種同時重視自身與共同安全的普世共享的價值。可見，由諸多安全方面所構成的“總體國家安全”既體現出了中國安全智慧的辯證與成熟，又呈現出了當代中國領導人與中國人民對安全文明的理解與追求，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國家安全思想”的最新與較好的表達。

總體國家安全需要有質量安全這一“基石”

安全觀的創新有一個演進的過程，也需要現實的檢驗與不斷完善，或者說“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一個開放的戰略思想體系，隨著國家安全實踐的持續推進而不斷發展”[3]。值得進一步探索的是，雖然作為“宗旨”的“人民安全”超越了國家安全體系的11個子領域，成為總體國家安全觀整個體系的引領綱領，同時“國際安全”也超越了具體的安全領域，作為相對獨立的實現國家安全的外在依托，但是11個安全子領域的共同“基石”沒有被專門特別的論述與強調，因而，全面支撐國家安全以及國家安全十一大類各安全領域的“基石”需要深入地研究與明確。既然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立體型”的，那么作為立體柱的“基石”就顯得更為重要，總體國家安全體系內在結構應該凸顯作為各安全領域的共同“基石”。

何謂“基石”？在日常生活中，“基”是指建筑物的根基，“石”是指構成地殼的礦物硬塊，人們把用作建筑物的基礎的大石塊稱為基石，比喻其不可或缺的支撐功能與奠基作用。就國家安全來說，質量安全的“基石”作用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安全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實現“人民安全”這一宗旨的直接體現。安全的基本要義是“客觀上沒有威脅，主觀上沒有恐懼，主體間沒有沖突”。質量問題、質量事故、質量危機、質量危害、質量威脅的出現與日益嚴重會從客觀、主觀和主體間三個維度解構人們的安全性與安全感。如在現代社會中“乘電梯”是一項重要的現代化生活內容，對于住在高層的居民、百貨大樓的顧客、寫字樓上班族來說，電梯這一“交通工具”必不可少。然而當重大電梯事故[4]頻發時，“乘電梯”的現實風險就成為了一種既有“客觀上的威脅”又有“主觀上恐懼”的安全問題，同時帶來不同職業、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之間的顯在與潛在的“主體間沖突”。一般來說，產品的質量安全包括產品的制造安全與服務安全，電梯“制造缺陷”“超齡服役”“維保流于形式”“監管不到位”等問題都是由于產品質量安全缺乏保障引起的。各行各業的產品質量安全就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穩定程度。

其次，質量安全是一種“場域安全”，它鑲嵌于一切安全領域之中。一方面，無論是宏觀、中觀還是微觀層面，質量安全無所不與其相關。以“發展質量”為例，任何層面的發展問題都離不開其發展質量，如果沒有發展質量，發展自身就失去了價值與意義，因為沒有質量或存在質量危機，安全就沒有保障，而沒有安全保障的發展恰恰是違背發展內在價值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證明，假如不安全，寧愿慢發展或不發展。2008年起我國已經開始對GDP的質量指數進行排序。質量安全與任何一個安全領域不僅相關聯，而且還存在著緊密的“鑲嵌關系”。“質量”的普遍性與基礎性賦予了質量安全作為一種超越安全領域的關系型價值，形成了一種作為基石的特定的“鑲嵌安全”，即以“總體國家安全”場域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具體安全領域為情境依托的嵌入型安全。事實上“我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內含著質量要求，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及至黨的建設，只有不斷提高質量，才能達到更高發展水平”[5]。另一方面，任何安全領域中的關鍵性安全，首先是質量安全。如，政治安全的關鍵是政治發展的質量安全，經濟安全的關鍵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安全，社會安全的關鍵是社會穩定的質量安全，生態安全的關鍵是生態維護的質量安全。這樣我們可以把質量置入所有安全領域中的安全中去。國家安全體系中的十一類安全，可以簡化為政治質量安全、國土質量安全、軍事質量安全、經濟質量安全、文化質量安全、社會質量安全、科技質量安全、信息質量安全、生態質量安全、資源質量安全、核質量安全。以政治質量安全為例，執政黨作為政權的直接體現，對政治穩定具有決定性作用，可以說執政黨的質量決定政治質量，而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成為影響執政黨質量的重要因素，從而對政治質量產生重大沖擊。在國內層面，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嚴查違紀行為，截止2016年底，其中立案審查中管干部240人，處分223人，移送司法機關105人；2016年，全國共有990個單位黨組織和1.7萬名黨員領導干部被問責。[6]在國際層面，為提高全球政治質量，2016年G20杭州峰會通過《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二十國集團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確立“零容忍、零障礙、零漏洞”國際合作三原則，為全球政治質量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同時，執政黨黨員干部的“質量”也關系到政治安全與否，習近平指出：“如果哪天在我們眼前發生‘顏色革命’那樣的復雜局面，我們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決然站出來捍衛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7]

第三，質量安全是保障國家安全根基穩固的基底支撐。質量安全維護的關鍵是產品質量安全的保障。如果說宏觀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最根本的基礎是產品質量的發展，那么宏觀質量安全維護的最根本的基礎應該是產品質量安全的保障。產品質量安全是質量安全中最具實質性的內容。因為，有了產品質量，才會有產品的直接規定性；有了產品質量，才會有經濟的高附加值；有了產品質量，才會有企業的持續創新動力；有了產品質量，才會有取勝市場的國際品牌；有了產品質量，才會有國家走出去的國際競爭力。西方許多發達國家在上世紀中下葉，當工業化發展到中后期階段，普遍面臨經濟發展減速、產業轉型升級的巨大挑戰，面臨國際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壓力，于是為了迎接挑戰與戰勝壓力，世界經濟強國紛紛選擇了“質量振興”“質量發展”“質量強國”甚至以“質量救國”為綱的國家發展戰略。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安全”與“發展質量”是中國國家治理體系改革的高頻關鍵詞。一方面，國家高層圍繞國家安全的觀念與內容、法律與制度、工作與舉措等展開了持續推進，我國國家安全觀念、制度和體制機制的深化改革，顯示了中國更加開放、包容、務實的國家安全目標，也引發了發展質量、科技創新、工業制造、治理轉型等重大議題的變革與討論；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從“速度型”轉向了“質量型”，根據質量時代的特征，國家提出了質量強國的戰略，制定了《中國制造2025》，為了落實質量強國，國務院發文不斷推進“質量強省”“質量強市”“質量強縣”，國家連續召開了兩次質量大會。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判定：“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意味著我國亟需從高速發展轉為追求高質量發展，由追求規模轉向注重發展質量和效益。但在打開國門進行橫向比較時，中國的“質量高差”現象較為嚴重，目前因“質量失衡”“質量失信”等引起的“質量困境”已成為中國國家形象的負面因素。據《2017年歐盟假冒和盜版形勢報告》稱，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共計生產了占全球總量86%的假冒商品，價值3965億美元。檢驗總局在連續三年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的“清風行動”中，查獲假冒偽劣商品195萬件，將15個國家納入出口商品海外打假維權網，預計“到2020年海外打假維權網覆蓋全世界30%國家”[8]。為此，在2017年的質量大會中，習近平強調不但要“高度重視質量建設，不斷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努力為世界提供更加優良的中國產品、中國服務”，而且要“推進國際質量合作”，因為“質量體現著人類的勞動創造和智慧結晶，體現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9]李克強也曾特別強調“質量安全是世界共同的事業”，把質量安全上升到了國際性戰略的高度。歷史業已證明，質量與國家發展具有高度相關性，質量安全與國家安全具有高度相關性。

重視“未來安全”，構建“全球質量安全共同體”

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一個開放的與不斷完善的體系，未來安全的議題將會被總體國家安全觀所吸納與包含，作為總體國家安全的“基石”與中國未來安全重要議題的“質量安全”也將會成為中國兩個一百年發展方略的重要內容。

質量安全即質量符合無缺陷、無危險、無傷害、無損害、無威脅、無事故等的要求。例如，當我們強調“農產品質量安全”時，強調的是“農產品質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因而，“農產品質量安全，是指農產品質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10]。同時，質量還具有“經濟性”“卓越性”“安全性”的高品質與防風險的特征，因而，質量安全可被界定為：“不因質量問題而造成危害的狀態及保有這一狀態的能力”，或“一國或一個區域不因質量問題而遭受發展困境并能保障國家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整體狀態和綜合能力”。[11]

通常情況下，質量與安全統一于“產品”的生產經營與社會呈現過程中，質量與安全的組合是因為質量與安全有著交叉的內容，質量表達的是產品滿足需要的好壞程度，安全表達的是產品保障需要的“底限”或“底線”程度。放大尺度看，質量與安全統一于“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質量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安全是經濟發展的底線，質量提升意味著經濟發展基礎的提升，安全保障意味著經濟發展底線的保障。從質量與安全在“產品”和“經濟發展”中的統一中可見，“安全是前提條件，有質量的東西一定要有安全；而質量是基礎條件，有安全的東西，不一定都是質量高的。可以更簡單地說，安全是最基本的質量需求。”[12]這樣，質量與安全的差異性與統一性可得以較明確的表達：質量與安全不可分割，但安全是前提，質量是基礎；無安全就無質量，有安全并不就有高質量。安全是最基本的質量需求，所以質量安全是質量發展的前置性條件，如果達不到質量安全要求，質量發展就沒有可能也沒有意義。切實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是質量安全的目標指向，也是質量安全之所以較之質量發展更為基本和更為重要的本義所在。在質量安全新時代，人民群眾對不斷增長的質量安全的向往與質量安全供給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是質量安全這一問題的基本矛盾。當今中國，質量安全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命題，它還是一個管理命題與價值命題。所以除了產品質量、工程質量、服務質量、管理質量，還有發展質量、區域質量、政治質量、法律質量、教育質量、社會質量、黨建質量，等等。由于國家安全具有極高的政治性、極廣的涵蓋面和極大的權威性，因此在價值次序、資源分配、權力支配上占有優先和主導地位，作為全面支撐國家安全的質量安全也就具有不可或缺與不可替代的基礎性和根本性。

質量安全與總體國家安全以及中國的未來安全有著緊密相關性。雖然從整體看，質量水平與質量安全是一個正相關的關系，質量水平高，質量安全就好，質量水平低，質量安全就差。但是，事實上質量安全不純粹是一個質量問題，它還涉及到公共安全體系、國際貿易、國際安全、對外交往等方面，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中的十一類安全均離不開質量安全，當質量安全融通于所有層次與所有領域時，它與國家安全的關系就十分明確了，這就是：“質量安全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保障”。在未來，“質量安全”將成為一種全世界聯結的新形式。參與質量安全維護的行為體是多元的，國際社會的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企業與公民都將成為質量安全維護的力量。在未來，“質量安全”還將成為國家能力提升與國家形象塑造的新標志。“大國與強國的根本區別就在于質量”[13]。在全球質量時代，質量安全的共存、共依、共融、共享的特征呼喚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的誕生，為此，重視“質量安全”與國際間合作，會在不同程度上推進“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的深層互動”[14]。

體現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深層互動的共通橋梁將是“國家質量基礎設施（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NQI）”。2006年，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和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指出，國家質量基礎設施，即計量、標準、合格評定（包括認證認可、檢驗檢測）已經成為未來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201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發布《合格評定建立信任》認為，“計量、標準和合格評定是一個國家的質量基礎”，這逐步得到世界各國普遍認可。因其具有強烈的技術特性，我們統稱為國家質量技術基礎設施。NQI是“世界通用的技術語言”，是“解決全球質量問題的終極答案”。針對質量強國戰略的技術支撐問題，德、美、日的共有做法是極為重視NQI作用發揮，如德國將技術標準化放在最為優先的地位[15]，標準化對德國的經濟增長貢獻率達27%，美國超過80%的全球貿易受標準化影響，超過80%的常規貿易需經計量才能實現，工業發達國家的計量活動對GDP的貢獻率為4%～6%，英國認可服務行業每年產生6億英鎊的附加經濟效益。[16]相比之下，我國NQI的法律法規標準低、覆蓋面窄、國際話語權不足、與現實需要和國際標準脫節，在重大領域、關鍵行業和新型高端技術中的國際話語權處于明顯劣勢。要落實高質量發展、質量第一、質量變革，就要花力氣推進我國NQI統一管理與分行業分層級管理相結合、中央管理與地方跨部門協調相結合的改革，推進公共性與經營性NQI相配合、國家強制標準與企業標準相配套、推薦性標準和團體性標準相推動、國內國際對接順暢和政府主導、市場驅動、社會推動相協調的NQI發展布局。

各種層次與類型的質量安全共同體的構建，是未來安全實現的重要途徑。構建全球質量安全共同體，中國需要把自身建設成為質量強國，這就需要建立“安全—質量—GDP”為價值導向的國家考核體系。改革開放后我國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方針，至今在經濟增長上已取得巨大成就，被譽為“中國奇跡”。但是，快速增長的數量型經濟增長模式隱藏了收入與分配不均、生態與環境破壞、社會失序與失衡等巨大的社會問題與代價。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專家學者們在不斷探索如何構建一個真實的、可行的、科學的指標，即一個“真實的GDP”。中國科學院發布的《中國質量GDP指數》中已在對國內外多種GDP改進方案基礎上，針對中國國情，給出了中國GDP質量指數（Quality index of GDP, QIG）的概念并加以實際應用，這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GDP質量指數”在GDP考核中加入“質量指數”進行以質量為導向的評估，突出了質量的重要性，對“純GDP”的質量的追求有重要糾偏作用，但“量的追質量指數”（QIG）概念仍存在兩個不足：一是沒有突出安全的“底線”特征，沒有統籌安全與發展，至少沒有把安全放在與質量和GDP同樣重要的位置；二是在并置質量與GDP的同時未能涵蓋質量和GDP相互關系中的不確定性。為突破既需要“高GDP”作為考核指標又需要“高質量”的治理兩難困境，需要設計以“安全—質量”為核心“安全—質量—GDP”體系（SQGS），[17]即以“GDP質量指數”為基本內容，以追求保安全、高質量的GDP為最終目標，實施以安全為導向和底線的經濟增長質量評價。質量強國的關鍵就是轉變以數量為核心的考核方式，轉向以質量為核心、以安全為依托的考核方式，“安全—質量—GDP”體系的設計將是質量強國建設的一個重要著力點。事實上，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除了經濟增長的數量，還包括經濟增長的質量。影響經濟質量的基本因素有：經濟增長效率、經濟增長結構、經濟增長穩定性、經濟增長的福利變化與成果分配、資源利用與生態環境代價、國民經濟素質，而“安全—質量—GDP”體系作為社會治理創新的引領性范疇具有特別的時代意義，它體現了在確保經濟增長的同時確保質量強國的導向性和質量安全的重要性，體現了以保安全、高質量為主導的全新經濟發展評價理念，并且可以不斷拓展為一套衡量國家發展與社會治理升級的全新考核模式。

構建全球質量安全共同體，中國還需要從構建新型國際關系角度重視全球質量安全治理，首先要進一步融入全球質量治理體系，重視中國特色“質量外交”的打造，積極參與國際質量標準、規則的制定；其次要共同強化基于國際質量提升的對話與合作，通過中國質量大會、亞太組織國際質量會議等國際或區域性質量對話平臺，推動建立促進質量提升的國際化質量組織，在質量技術交流、質量成果共享上，與世界各國探索建立長效的國際制度安排；第三要共同深化質量基礎設施的創新、合作與互認，特別是要在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中開創質量安全合作的新形式；第四要攜手共同應對質量安全突發事件，發揮當前新業態下云計算、大數據和物聯網的技術優勢，共同應對和化解質量安全風險，探索建立全球質量追溯體系，不斷提升全球重大質量安全事件的處置水平；第五要共創全球質量安全文化。中國應行動在先，倡議世界各國共同促進質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堅持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質量文化的平等性和包容性，提煉各國質量文化中的共同要素。[18]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質量安全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關聯世界各國的進進出出，把質量安全作為未來安全的重要議題，我們可以全面提升對質量安全意義的認識，可以進一步完善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構建。在未來，人民群眾的質量安全合法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護，直接關切人們的“獲得感”“幸福感”與“安全感”；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不同產品的質量安全有效維護，將會大大促進中國開放國門融入世界。從實現2020年的小康社會目標到2050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期間，我們發現全球質量新時代正在向我們走來，質量安全不僅是“總體國家安全的基石”“我黨新時期執政的基礎”，而且還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通行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保障”。總之，質量安全將是人類未來的共同安全與共享安全，是世界各國需要一起探索、攜手合作的重要議題，也是新時代賦予中國人的重要使命。中國只有以負責任大國的態度積極參與、導引“全球質量安全共同體”建設，才能令人信服地做好“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資助項目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5CZZ043，同時系海關總署2018年署級課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的國門安全治理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浙江財經大學廖丹子副教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非傳統安全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潘臨靈，寧波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盧厚林、葉東輝、錢顯明、鄒海燕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釋

[1]余瀟楓：《中國非傳統安全研究報告（2012～2013）》，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8～49頁。

[2]孟祥青：《總體國家安全觀：我國國家安全觀的新里程碑》，http://www.81.cn/jwgz/2016-01/22/content_6866206.htm。

[3]《總體國家安全觀干部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頁。

[4]根據官方數字統計，2012年全國發生電梯事故36起，死亡28人；2013年，我國電梯發生事故70起(其中使用環節中事故為48起)，電梯事故死亡人數為57人；2014年我國發生電梯事故48起、死亡36人；從數字來看，我國每年電梯事故數量呈上升趨勢，統計了2003-2013年我國電梯事故，每年電梯事故均在40-80起這個區間。

[5]侯建國：《質量強則國家強（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新時代新氣象新作為·高端訪談）》，http://www.cqn.com.cn/zj/content/2018-02/17/content_5455531.htm。

[6]王岐山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的工作報告，http://www.ccdi.gov.cn/special/sbjqcqh/topnews_sbjqzqh/201701/t20170119_93044.html。

[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5頁。

[8]《質檢總局：2020年海外打假維權網覆蓋全世界30%國家》，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7-05/23/c_1121019284.htm。

[9]習近平在2017年中國質量大會（上海）上的致辭。

[10]《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

余瀟楓等：《質量安全與中國社會治理模式的創新》，杜志淳主編：《中國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報告（第10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30頁。

[12]徐煥明：《論質量安全型經濟》，北京：中國質檢出版社、中國標準出版社，2013年，第14頁。

[13]侯建國：《質量強則國家強（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新時代新氣象新作為·高端訪談）》，http://www.cqn.com.cn/zj/content/2018-02/17/content_5455531.htm。

[14]楊雪冬：《雙向開放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推進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的深層互動》，《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年2月上。

[15]丁純、李君揚：《德國“工業4.0”：內容、動因與前景及其啟示》，《德國研究》，2014年第4期。

[16]支樹平：《新常態下國家質量技術基礎建設研究》，《質檢改革情況交流》，2016年第1期。

[17]余瀟楓、潘臨靈、盧厚林：《“安全—質量—GDP”體系：社會治理“兩難”的解決之道》，《中國國門時報》，2016年12月26日，第3版。

[18]余瀟楓、潘臨靈：《質量安全與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國際觀察》，2018年第2期，第33～34頁。

An Important Issue on China's Future Security: Quality Security

—Also on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Yu Xiaofeng

Abstract: The milestone significanc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s embodied in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ideas, the specific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solutions, 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The quality security is embedded in the various security subfields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s general security. With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of re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quality improvement, quality security will be an important issue of China's future security. As China continues to integrate into the world, building a global quality security community will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fforts to create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or mankind. The report of the Nineteen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brought quality up to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From now until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the universality, urgency and basic role of quality security will be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by people. In the future, quality security will not only be the linchpin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arty'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but will also b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hina's access to the worl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or mankind.

Keywor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quality security, future security

責 編／楊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