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現行政黨制度中，多黨制雖然因為政黨之間的相互制約監督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權力濫用與腐敗，但也容易產生政黨之間為爭奪執政權而相互掣肘惡斗，導致決策不暢，執政效率不高；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黨制雖然避免了多黨制國家政黨之間的相互掣肘惡斗，但又因為缺乏政黨之間的相互制約監督而導致嚴重的權力濫用腐敗，決策效率雖高，但執政效果不佳。唯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既避免了兩者的各種弊端，又能充分發揮一黨長期執政與多黨合作制的最大優勢，有效促進社會持續穩定和諧發展，這種新型政黨制度為世界各國探索現代政黨政治趨利避害良性發展貢獻了中國方案。
【關鍵詞】新型政黨制度 民主監督 民主協商 清廉高效
【中圖分類號】D61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5
郭文亮，中山大學黨史黨建研究所所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制約與監督。主要著作有《全面從嚴治黨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論文）、《當代國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展研究》（主編）、《延安時期的民主建設及其當代啟示》（論文）等。
在當代政黨政治中，政黨制度的優劣直接影響到國家和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由于意識形態的因素，盡管評價一種政黨制度的優劣目前尚未找到舉世公認的評價標準，但大體上還是可以通過政黨制度發展的縱橫比較，從權力運行效果、社會發展變化和人民滿意程度等方面尋求一個相對客觀的標準。縱觀近代以來中外政黨制度發展的歷史與現實，不難發現，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為核心的政黨制度是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新型政黨制度，正如習總書記所說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1]為現代政黨政治解決黨際民主監督與協商合作難題和良性發展貢獻了中國方案。
充滿激烈競爭惡斗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多黨制
現代政黨制度起源于歐洲，經過300多年的發展，逐漸形成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廣為實行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兩黨制實際上也是多黨制，以典型的兩黨制國家——英國和美國為例，除了輪流執政的兩大主要政黨——保守黨與工黨、民主黨與共和黨外，實際上還有很多小黨存在，有的小黨還一度發展成為頗具實力的政黨，如英國的自由民主黨等。但無論是兩黨制還是多黨制本質上都是代表某一部分階級、階層的利益或某一部分理念相近的群體。這些政黨雖然在競選中為了盡可能贏得更多的選票都會打著代表全民利益的旗號，但實際上上臺執政后所推行的內外政策無一不是為了維護其特定階級階層的利益，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正因為如此，西方多黨制發展到今天，其功能和目標越來越簡單明確，就是為了選舉執政，即通過選舉贏得執政，通過執政維護自己的利益。因而政黨的功能也由最初的國家和社會的領導者與管理者逐漸轉變為選舉機器。按照西方國家通行的做法，政黨一般不設在政府、軍隊、企業或學校中。政黨不直接參與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因而平時也很少開展活動。但每到政府換屆，各政黨就紛紛冒出來為本黨候選人開展宣傳造勢活動。一旦選舉落幕，無論是贏得選舉的執政黨，還是敗選的在野黨，除了議會中還保留政黨活動外，各黨派基本上都悄然退出政治舞臺。贏得選舉的執政黨，除了總統（或總理、首相、主席）直接領導政府工作外，黨組織本身并不直接領導和管理國家與社會事務。在野黨除了在議會中行使監督執政黨權力外，更無其他直接參政議政的機會和平臺。
西方多黨制在獲取執政權過程中，理論上說依靠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則可以選舉出人們心目中理想的政黨和政府領導人，但現實中，由于復雜的經濟、文化和歷史包括選舉伎倆等因素的影響，選舉結果往往并不盡如人意。一些政黨或候選人為了選舉獲勝，開出一大堆誘人的空頭支票，一旦權力到手，大都不能兌現。有的候選人為了不讓對方獲勝，甚至不擇手段抹黑打壓對手，選舉過后造成嚴重的族群對立和社會撕裂，例如，在實行多黨制的我國臺灣地區就有這種活生生的例證。即使在選舉制度比較成熟完善的歐美，也不一定能選舉出最理想的領導人，甚至有時還會選出很糟糕或爭議很大的領導人，如德國希特勒和美國特朗普的當選，就是不爭的事實。西方多黨制在權力運行過程中，各政黨出于維護本階級階層利益的考慮，根據手中掌握議會票數的多少，在議會中展開激烈的博弈，甚至不惜揮拳相向，議會運作癱瘓。多黨制影響下的議會權力運行機制雖然在防止執政黨權力濫用和推行錯誤決策方面能起到一定的制約監督作用，但由于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的惡性競爭，往往造成決策運行不暢，執政效率低下，甚至政府工作停擺。
總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多黨制中的政黨除了在選舉時和議會中可以發揮作用外，基本上不直接參與領導和管理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事務，政黨與政權的關系不是一種直接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在黨際關系中，執政黨與在野黨也不是一種團結和諧的協商合作關系，而是一種緊張激烈的競爭和斗爭關系。這種政黨之間的惡斗常常導致國家決策的短期性和民粹性，執政效率不高，社會發展受阻。
缺乏制約監督的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一黨制
眾所周知，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實行的是一黨制，即共產黨一黨單獨執政。在共產黨一黨單獨執政情況下，不僅不允許別的政黨參與執政，甚至不允許別的政黨存在。原蘇東地區普遍實行的一黨制并非來自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其實，原蘇聯和東歐國家在革命勝利前和勝利后初期實行的也都是當時通行的多黨制。只是在1918年3月蘇聯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因為德國提出的條件極為苛刻，受到了國內其他黨派的反對。而列寧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粉碎協約國企圖利用德國之手扼殺蘇維埃政權的陰謀，堅持要與德國簽署該條約。在說服其他黨派無果的情況下，臨時決定取消其他黨派的合法地位，從此蘇聯由多黨制變成了一黨制。后來東歐國家普遍受教條主義的錯誤影響，也照搬了蘇聯的一黨制。
平心而論，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發展初期，一黨制避免了多黨制中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為爭奪執政權的激烈惡斗，無論是在決策還是在執行層面上，權力運行都比較順暢。又因為沒有多黨制的競選，也能保持政權的穩定性與政策的連續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初期社會高速發展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但一黨制因為缺乏黨派之間的相互制約監督，很容易形成過度集權，以黨干政，甚至以黨代政，最后演變成執政黨的獨斷專行。同時因為沒有政黨之間的競選壓力，也容易導致執政黨忽視群眾和脫離群眾，滋生嚴重的官僚主義。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后期黨的領導人出現的嚴重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現象，黨員干部中普遍出現的嚴重官僚主義和脫離群眾現象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既相互監督又相互合作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
相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和原蘇東地區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黨制來說，中國的政黨制度既不是多黨制，也不是一黨制，而是由中國共產黨執政，其他政黨參政，執政黨與參政黨既相互制約監督又相互協商合作的政黨制度，這種政黨制度是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新型政黨制度。判斷一種政黨制度的好壞優劣，可從政黨的性質和自身管理、政黨之間關系以及政黨對社會發展影響三個維度來思考。
從政黨的性質和自身管理來說，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和組織上高度集中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充分彰顯了黨的強大凝聚力與戰斗力。相對于西方政黨本質上都是代表某一階級階層利益來說，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性為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無產階級政黨，所確立的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2]一個“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政黨在廣大人民的認同和支持下，僅僅用了28年時間，就推翻了長期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讓中國人民揚眉吐氣地站了起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其成為執政黨后繼續履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全面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用了不到70年的時間就讓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和強起來。在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一直高擎民族偉大復興旗幟，引領中國人民朝著既定的目標砥礪前進。與此同時，代表各個不同階級基層利益的民主黨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目標下，始終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攜手共進，形成了中國政黨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3]這種植根于中國革命和建設長期實踐中的新型政黨制度，與中國近代史上的政黨制度以及西方國家的政黨制度相比，有著十分鮮明的中國特色與政治優勢。
相對于西方政黨自身管理普遍比較松散軟弱的特點來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高度集中統一的政黨。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高度集中統一是保持政黨凝聚力、戰斗力和執行力的重要條件。從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嚴格按照列寧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強調黨的集中統一，堅決反對黨內組織派別活動。黨的一大通過的第一個黨綱就明確規定入黨申請者“在加入我們的隊伍以前，必須與那些與我們的綱領背道而馳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4]黨的第一部黨章也明確規定，入黨之后，“言論和行動有違背黨的章程和各執行決議案，無故兩次不參加大會，泄露黨的機密的黨員等都必須開除。”[5]1927年，黨的五大明確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6]從此，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根本組織原則載入黨章。1938年9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四個服從”，即：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進一步強調了黨的集中統一。[7]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也把反對宗派主義列為整風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在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雖然經歷過無數艱難險阻和各種嚴峻挑戰，但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雖然也發生過幾次嚴重的黨內分裂活動，但都被及時堅決地挫敗了，始終維護了黨的團結與統一。中國共產黨雖然很重視黨的集中統一，但又不像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黨制那樣因為過度集權，導致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最終破壞了黨內民主和黨的團結與統一。在加強和改進黨內政治生活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既強調黨的高度集中統一，同時又重視黨內民主與和諧，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8]
從執政黨與參政黨關系來說，既相互制約監督又相互協商合作有效促進了政黨之間的良性發展。在現代政黨政治中，執政黨與在野黨或參政黨之間能不能保持良性的競爭與合作關系，直接影響政黨政治的運行效果。與西方多黨制中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激烈競爭和惡斗關系以及蘇東一黨制中缺乏政黨之間相互制約監督關系不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的執政黨與參政黨是一種相向而行，既相互制約監督又相互協商合作的良性互動關系。這種既相互制約監督又相互協商合作的良性互動關系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基于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和現代化建設的現實訴求形成的制度創新。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局部執政時期，就已經開始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相互監督與相互合作的實踐。1940年，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提出著名的“三三制”原則，讓代表不同利益的階級階層共同參與根據地政權建設，同時又相互制約監督。1949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新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誕生的新政權中，各民主黨派都占有很多重要席位，這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與參政的各民主黨派踐行民主監督與民主協商的良好開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沒有像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實行一黨制，真誠地邀請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并提出要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9]，從而把民主黨派對執政黨的民主監督作為制度正式確立下來。雖然后來這種多黨合作制度一度受到“左”的干擾，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糾正了過去的“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了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10]的方針。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從此參政黨的民主監督與民主協商得到了憲法的保障。[11]黨的十九大進一步肯定這種“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民主協商與民主監督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12]中國共產黨從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探索出來的執政黨與參政黨既相互制約監督又相互協調合作的新型政黨制度，既避免了多黨制中各黨派為了爭奪執政權而相互惡斗的弊端，又避免了一黨制中因缺乏黨際監督而容易產生的權力濫用與腐敗的頑疾。
從政黨對社會發展影響力來說，堅持一黨長期執政與多黨合作有力保證了中國社會高速、穩定、和諧發展。政黨產生于社會的發展，政黨又影響社會的發展，但不同性質和不同類型的政黨制度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差別很大。在各種不同性質和類型政黨制度中，發展到今天以選舉為主要功能的西方政黨制度除了在選舉國家領導人方面可發揮重要作用外，由于西方政黨組織上管理比較松散，政黨功能上很少介入社會經濟生活，因而政黨直接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力不大，倒是政黨推選的候選人獲勝后，其個人執政的的理念、能力和風格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較大，但這種影響也有好有壞，充滿著不確定性。而且由于頻繁的選舉不斷更替國家領導人，導致國家一是不能從長遠的角度科學規劃社會發展，二是隨著不同風格領導人的上臺執政，政策朝令夕改，就像這次美國共和黨推選的特朗普，一上臺就基本上推翻了上屆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國內國際政策。這種政黨作用的不確定性和國家領導人頻繁改變實際上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持續發展。而以權力過度集中的蘇東社會主義國家雖然組織管理比較嚴格，避免了西方多黨制的這些弊端，但因為一黨制缺乏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監督，導致權力嚴重濫用和腐敗，黨的自身建設和社會發展缺乏改革的動力與活力，經過幾十年實踐證明其執政效果普遍不佳，最終垮臺解體。
與西方的多黨制和蘇東一黨制中存在的這些弊端不同，一黨執政多黨合作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對社會發展發揮著持續穩定和高速高效的促進作用。一個國家和社會能不能又好又快發展，與它是否有一個持續穩定和相互協商合作的執政團隊有很大關系。新中國成立后60多年的發展實踐證明，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連續執政以及與參政黨的真誠協商合作，為中國經濟社會持續高速發展提供了穩定、和諧的必要條件，從而避免了國外政黨制度中因政黨和領導人頻繁改變而造成的施政的朝令夕改和短期行為，進而影響社會的正常發展。
由是觀之，一種政黨制度的好壞優劣，既不是靠政黨自己吹出來的，也不是靠對手抹黑得了的，而是靠歷史和人民來證明的。凡是推動歷史進步發展和得到人民擁護支持的就是好的政黨制度。正如習總書記說的：“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1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與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人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而產生的的一種新型政黨制度。這種新型政黨制度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也曾出現過較長時間的多黨制，但最終因為不能解決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和國家的統一與發展而黯然退出歷史舞臺。在二戰期間一些東歐和亞洲國家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相繼仿照蘇聯模式建立了一黨制國家后，毛澤東嚴肅思考了這個問題：“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將來也可以如此。”[14]在經過慎重考慮和比較后，我們既沒有照搬西方的多黨制，也沒有照抄蘇東的一黨制，而是創造性地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與政治協商制度。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成功實踐，不僅得到本國人民的肯定和支持，也得到境外國外的認同與贊譽。飽受政黨惡斗之苦的原香港特首、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親歷了香港和大陸的政黨體制實際運作過程后，盛贊大陸的政協會議“沒有官腔，沒有人做秀，更沒有人拉布（惡意癱瘓議會議事程序），大家都是心平氣和，實事求是地共同尋求克服困難和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認為：“這是中國政治體制中政治協商制度的優勢。”[15]2018年“兩會”期間，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中歐數字協會主席路易吉·甘巴爾代拉發言時談到中國的成功原因時表示：“在我看來，中國之所以成功，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制度優勢。中國政治制度的突出優勢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夠團結其他政黨，在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制定出務實而長遠的發展規劃，并且一道為實現遠大目標而奮斗。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16]由此可見，這種既有集中統一領導，又有民主協商的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豐富和拓展，也為各國政黨探索趨利避害良性發展的現代政黨政治提供了中國方案。
注釋
[1]姜赟、陳凌：《習近平兩會上首提“新型政黨制度”》，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304/c1003-29846958.html。
[2][1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3]中國統一戰線辭典編委會：《中國統一戰線辭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20頁。
[4]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3頁。
[5]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97頁。
[6]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44頁。
[7]《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528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240頁。
[9][14]《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頁。
[10]江澤民：《努力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1990年6月11日），《新時期統一戰線文獻選編（續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239頁。
[11]曹健民主編：《中國民主黨派的歷史和現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56頁。
[13]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6日。
[15]《梁振英稱政協制度“沒有辯論，沒有拉布”凸顯中國政治體制優勢》，http://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180307-840698。
[16]《國際社會積極評價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307/c64387-29852186.html。
The China Program for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y Politics
—The Worldwid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type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Guo Wenliang
Abstract: Among the current systems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 multi-party system can reduce the abuse of power and corrup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because of the mutual restraint and supervision by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yet under this system the political parties also tend to engage in fierce strife with each other as they compete for the power of governing, resulting in poor decision-making and low efficiency. In contrast, the one-party system adopted by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an socialist countries successfully avoided the inter-party competition as had happened in the multi-party states, but it has caused serious abuse of power and corruption due to the lack of inter-party constraint and supervision; though its efficiency in decision-making is high, the governance effect is not good. The system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avoids the various drawbacks of the said two systems, but also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long-term governance by one party and th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system,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harmony of the society. This new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has contributed a China program to the world countries to help them to seek the advantages and avoid the disadvantages in exploring the modern political party politics.
Keywords: New-type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democratic supervision,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clean and efficient
責 編／楊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