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型政黨制度是近代中國政治發展自然選擇的必然結果，它契合了中華傳統政治文化，70年來的實踐展現了這一制度強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新型政黨制度，在理論根基、代表性、黨際關系、決策功能等方面具有超越舊式政黨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必須堅持新型政黨制度，同時發展、完善這一制度，充分展現其獨特優勢，盡量克服其不足之處。

【關鍵詞】新型政黨制度  政治文化  先進性  必然性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3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聯組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1]新型政黨制度的提出，是對中國政黨制度的理論定位，新型政黨制度思想從此成為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型政黨制度思想，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關于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說明黨中央對于中國政黨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和把握。搞清楚新型政黨制度從何而來，中國政黨制度新在何處，在政黨制度發展的歷史和現實比較中認識中國政黨制度，用政治學和政黨學理論分析中國政黨制度，有助于更加深入認識中國政黨制度的優越性從而堅持新型政黨制度，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認識中國政黨制度從而找準發展和完善這種政黨制度的切入點、方向和路徑。

有什么樣的歷史和文化，就有什么樣的政黨制度

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是近代中國政治發展自然選擇的必然結果，具有堅實的政治共識基礎。中國政治發展歷史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契合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和合價值觀，體現了文化傳承與文化自信。新型政黨制度確立以來近70年的實踐，也展現了其強大的政治功能和持久的生命力。

政黨制度首先是歷史的自然產物，某國采用這種或者那種政黨制度不完全是由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而要以一定的歷史條件為轉移。[2]

如果從20世紀初中國同盟會和帝國憲政會的誕生算起，中國有正式政黨的歷史已有100多年。在這100多年的政黨史中，中國出現過多黨制，實行過長時間的國民黨一黨專制，一直到現在的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新型政黨制度。[3]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舊的制度推翻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4]在政黨制度的探索方面，多黨選舉制度在民國初年的嘗試曇花一現，被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獨裁統治扼殺。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建立的一黨專制排斥了進步政治力量，背離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抗戰期間及勝利后的一段時間里，一些中間黨派為建立多黨競爭制度而積極活動，但是為國民黨的一黨專制所不容。這些黨派也由此發生了分化，大部分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響應中共發出的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號召，與中共通力合作，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梢哉f，中國政黨制度的變遷與每一階段的歷史條件緊密相關，有什么樣的歷史就有什么樣的政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歷史的選擇。百年政黨發展史說明了一個問題，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帕累托最優選擇。[5]

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有什么樣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黨制度是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基因的，這一點長期以來被很多人有意無意地忽視甚至無視。歐洲競爭性政黨制度以其市場文化、民主文化和法治文化為基礎，美國的政黨制度更是在移民心態、個人主義、自治的現實政治基礎上，在自由主義思想已經在歐洲大陸興盛起來的背景下，在法治和三權分立的國家法治框架下自然生長出來的。中國社會早已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傳統，傳統一經形成就不是那么容易改變的。歷史和現實無數次證明，在這樣一種政治文化傳統之下，強行嫁接西方的競爭性政黨制度是很危險的事情。

以儒家文化為底蘊的政治價值觀，影響深遠，構成了中國近現代政黨制度發育的文化土壤。如堅持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的“大一統”政治價值與“家國一體”的愛國政治情感相互促進，使傳統政治文化尤其強調團結統一，強調大局觀念，強調“群而不黨”，對只顧個人利益、小團體利益的“朋黨之爭”極為貶斥。東漢、唐、明三個朝代后期的“黨爭”被認為是國家禍亂的重要原因。再如，在處理內部關系上，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了和衷共濟、和合共生的歷史基因。和合文化，“和”指的是和諧、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匯合、融合、聯合等。和合文化具有“貴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寬容品格。[6]

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偏愛整體而輕視個人，偏愛合作和排斥競爭。這種文化土壤顯然與西方多黨競爭制度賴以生存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存在文化基因上的本質差異。照搬西方多黨競爭制度，必然產生文化上的排異反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一方面強調先進政黨的領導，強調政治共識、政治團結，契合了大一統的政治觀念；另一方面，通過合作與協商的政治安排，各個黨派和而不同、和諧共處、和衷共濟，契合了和合文化的優良品格。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講，汲取了優秀傳統文化精髓的新型政黨制度實現了對中華傳統政治制度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新型政黨制度建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從“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到“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雖經歷了“左”傾時期的挫折，但歷經磨煉，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長足發展，實現了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在堅持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政權全面領導的基礎上，明確了各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點：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在政治協商的實踐中，各民主黨派一方面通過會議協商、約談協商和書面協商的形式，與中國共產黨直接進行協商；另一方面通過各級人民政協的平臺，廣泛調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進行協商討論，向黨和國家機關提出意見和建議。實踐證明，新型政黨制度有效地適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重大變遷，維護了政治穩定，凝聚了政治共識，團結了各方力量，有力地推動和保障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展現出廣泛的適應性和持久的生命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礎。

在中國政治制度下，國家快速發展成為舉足輕重的世界大國，而處于這種政治制度核心的正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新型政黨制度。功績是歷史，歷史決定現實，現實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未來。這就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最大效用，也是中國之所以要堅持新型政黨制度的最大的最實在的理由。在這個最大的理由面前，戰爭年代和建設時期引發的種種詰難和疑問都顯得那么小、那么無力。[7]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將這一“偉大政治創造”定性為人類歷史上的新型政黨制度，闡釋的高度由之前強調中國政黨制度的獨特性，上升為超越一切舊式政黨制度的“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新型政黨制度先進性和優越性的學理依據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同時，允許執政黨外的其他政黨合法存在并分享政治權力，并為多黨合作與監督提供了制度化的平臺。相對于競爭性的多黨制，這種政黨制度能夠有效避免在民主政治發展不充分條件下的惡性政治競爭，發展出了一種合作性的政黨制度和一種新的民主形式——協商民主，減少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不穩定因素。相對于單一黨制，這種政黨制度為政治精英提供了參與政治的多種選擇，為民眾提供了更多的利益表達的渠道，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政黨間監督制約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體制外政黨的產生，對于維護政治體系的穩定意義重大。這也是新型政黨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的學理依據。[8]

首先，從制度的理論基礎來看，新型政黨制度思想建立在人民民主與協商民主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上，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創造性發展。每一種政黨制度背后都隱藏著解釋其成立和運作的意識形態理論基礎。歷史上西方極右翼政黨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一黨專制公然反對民主、赤裸裸地宣揚獨裁專制，違背了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潮流，必然遭到失敗，為人們所唾棄。西方競爭性政黨制度以選舉民主、自由民主作為意識形態基礎，相對于獨裁專制具有明顯的歷史進步性。但是，這種以財產私有制、個人主義價值觀為社會基礎的選舉制度和政黨制度帶有欺騙性，以自由競爭的形式掩蓋了資產階級聯合統治的本質。蘇聯和部分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一黨制，建立在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狹隘理解之上，理論僵化，無法解釋無產階級單個階級的統治與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公共性的矛盾。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首先立于人民民主的理論基礎之上。新型政黨制度強調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國家政權和政黨體系中的領導地位，體現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同時，新型政黨制度又以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為基礎，強調“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通過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把人民民主與協商民主有機結合起來，汲取了兩者的優勢。這種結合還有效地拓展了人民當家作主、自我管理的形式與內容，展現了人類未來民主政治發展的方向。

其次，從政黨制度的代表性來看，新型政黨制度在協商合作的基礎上通過制度安排，實現了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政黨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利益的政治組織。單個政黨的代表性總是有限的，因而蘇聯等傳統社會主義的一黨制即使宣稱為“全民黨”，也不可能代表社會全體。極右翼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一黨制更是只能代表壟斷資產階級或少數寡頭、軍閥的利益。在西方多黨競爭體制下，政黨的代表性也有根本局限，上臺執政的政黨永遠只能代表部分群體的利益。盡管在兩黨制和溫和多黨制中出現了意識形態趨中化的態勢，但無論是中間偏左還是中間偏右，執政黨首先維護的仍是“基本盤”的利益。而且，即使是輪替執政的各政黨其代表性總和，也存在明顯缺失。相當多的社會亞群體受限于英美“勝者全得”的單名選區制，缺乏政治代表；在比例代表制下，單純多數決的規則使代表亞群體利益的小黨淪為“講壇式政黨”，對政治過程缺乏影響力。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及其所依托的愛國統一戰線，一方面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了對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各民主黨派作為中國特色的參政黨，代表了各自所聯系的部分人民群眾的利益。同時，通過人大的選區制與政協的界別制相互配合，保證了各民族、各階層、各群體、各界人士都有政治上的代表，通過民主與協商的方式參與政治生活。這種精巧的制度安排保證了新型政黨制度具有最廣泛、最持久、最真實的代表性。

第三，從權力運行與黨際關系來看，新型政黨制度實現了政治力量的“有機團結”，凝聚了國家發展的持久合力。政治團結是維護政治穩定、實現政治共識的前提。競爭性政黨制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無法實現政治力量的團結，各政黨為了爭奪政權，必然相互攻訐、拆臺，惡性競爭，為反對而反對，而且政黨輪替難以避免地導致政策短視、人走政息。一黨專制禁止了政黨競爭，表面上實現了政治團結，但是只存在一個政黨，權力的行使缺乏外部的有效監督，必然導致權力濫用。這種高壓之下的政治團結類似于“機械團結”，僵化同質，缺乏長久的生機活力。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一方面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政黨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倡導各參政黨與執政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行”，有力地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另一方面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堅持政治共識的基礎上，通過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民主監督。新型政黨制度下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領導——合作”、相互監督的黨際關系，實現了政治力量的“有機團結”，保證了國家政治生活的生機活力和持久合力。

第四，從政黨制度的功能成效來看，新型政黨制度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意見整合，推動了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政黨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最終要由制度來發揮和實踐成效，尤其是要靠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有效性來判定。競爭性政黨制度中，各政黨受制于選舉民主制度，政策方案囿于自身的黨派利益、階級利益，而且受選區制的影響，更多地考慮區域利益，在金錢政治的環境中，還受到利益集團的嚴重干擾。在錯綜復雜的利益矛盾之中，缺乏大局意識、著眼于局部利益的決策和施政難以避免地導致社會分裂、內斗。舊式政黨制度中的一黨專制，執政黨的決策和施政由于沒有廣泛的參與和有效的監督，往往只體現統治集團的利益。即使是一黨制中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共產黨，主觀上想實現人民利益，但因缺乏有效的利益表達與意見綜合程序，政策實踐與人民的真實需求經常存在偏差。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一方面以執政黨的先進指導思想保證政策制定的正確方向，另一方面，吸納各方面專家學者和代表人士的各民主黨派、各級人大、各級政協都建立了系統、廣泛的調研制度，在利益表達方面深入基層、聯系群眾，在意見綜合層面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調研成果通過提案制度、直通車制度、反映社情民意制度及各類協商機制，輸入到決策程序，保證了執政黨決策的科學性與民主性。

發展和完善新型政黨制度是其經久不衰的生命力所在

新型政黨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先進性、優越性決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必須堅持新型政黨制度。與此同時，也要客觀地認識到，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是存在兩面性的矛盾統一體，完美無缺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新型政黨制度符合中國政治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前進趨勢，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遠大前途，但在政治實踐中也存在著進一步發展完善的迫切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應該不忘多黨合作建立之初心，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把我國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9]在新時代堅持新型政黨制度，必須與時俱進地發展好、完善好這一制度，使其獨特優勢充分展現，使其不足之處得到及時克服。新型政黨制度在民主政治理念的影響下，融合中國政治文化傳統，融入了大量現代民主政治的元素，能夠在中國實行有效治理的同時，不斷推進每天都在打破傳統的改革，對法治和民主政治的發展保持一種開放和循序漸進的態度，對現行政治和政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保持積極進取的態度，正是其經久不衰的生命力所在。[10]

堅持新型政黨制度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型政黨制度的最大優勢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是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也是新型政黨制度因應社會分化、利益多元化和抵御復雜社會政治思潮干擾，有效維護政治穩定、凝聚政治共識、保障政治方向的關鍵所在。各民主黨派在履行參政黨職責時要始終圍繞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部署開展調研和協商、提出建議和意見，參加國家政權的民主黨派人士要自覺接受中共黨委和黨組的領導。全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求，執政黨和參政黨都要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同心協力開創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共同奮斗的政治局面。

發展新型政黨制度，必須與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相結合，拓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具有真實性、廣泛性、包容性，有獨特的政治優勢。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以及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民主監督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主要實現形式之一。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與實踐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相互支持、相得益彰。新時代應當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發展，為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政治協商提供更為廣闊的平臺，并與人民民主相結合，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全方位發展。

完善新型政黨制度必須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解決實際問題，更好地發揮政治協商功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11]同樣，發展和完善新型政黨制度必須有效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在新時代，各民主黨派要進一步明確主攻方向，把握著力重點，把參政議政的選題與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對焦起來。當前，要著力針對決勝全面小康社會面臨的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針對教育、就業、醫療、社保、環保等事關民生的突出問題，想黨和國家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深入調研，精準建言，努力做到言之有據、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誠協商、務實協商，道實情、建良言，參政參到要點上，議政議到關鍵處，把參政議政的意見建議轉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完善新型政黨制度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強化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建設。新型政黨制度自確立以來，在政治實踐中最明顯的不足就是民主監督功能未能充分發揮，呈現出合作有余、監督困難的狀態。這也是“左”傾時期新型政黨制度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全面從嚴治黨，嚴格了黨的紀律和各項制度，健全了黨內監督體系，建立了國家監察機構體系，有效地實現了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懲治了腐敗，優化了黨的作風。全面從嚴治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新型政黨制度監督能力不足的問題。今后，應從進一步深化中國共產黨的全面從嚴治黨、充分發揮國家監察委員會新機構的職責、強化各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職責等方面著手，打造強大的監督合力，使新型政黨制度的功能發揮更加全面、有效。

注釋

[1]習近平：《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中國政府網，2018年3月4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3/04/content_5270717.htm。

[2][5][7][8][10]朱昔群：《中國人為什么愛挑剔“一黨制”？》，求是網，2016年7月15日。

[3]關于中國近代政黨政治歷史的描述，參見朱昔群：《中國人為什么愛挑剔“一黨制”？》，求是網，2016年7月15日。

[4]《習近平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新華網，2014年4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01/c_1110054309_2.htm。

[6]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頁。

[9]習近平：《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中國政府網，2018年3月4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3/04/content_5270717.htm。

[1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網，2014年9月22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22/c64094-25704157.html。

責 編／馬冰瑩

The Superiority of the New-type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Its Improvement

Zhu Xiqun

Abstract: The new-type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natural choice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It conforms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The practices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strong and lasting vitality of this system. The new-type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has surpassed the old systems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 representativeness, inter-party rela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functions and therefore has superiority.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adhere to the new-type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develop and improve it so that its unique advantages can be fully demonstrated, and the inadequacies can be fully overcome.

Keywords: New-type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al culture, advanced nature, inevitability

朱昔群，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部黨建研究處處長、研究員，國家高端智庫馬克思主義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方向負責人。研究方向為政黨理論和政黨建設。主要著作有《政黨科學與政黨政治科學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