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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促進未成年人的全面發展

——評《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

2015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出版了《我們的孩子:處于危機中的美國夢》(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一書,在美國曾一度暢銷。該書研究了美國當今社會的分層、流動和種種不平等導致的日益擴大的社會鴻溝問題。

一、本書的主要觀點

(一)美國貧富差距和階層差異逐漸擴大

在第一章,作者指出“機會平等和社會流動”問題始終被人們關注,但21世紀的美國隨著經濟鴻溝的不斷拉大,出現了越來越森嚴的階層隔離,例如:(1)鄰里社區已經出現了日益嚴重的社會區隔;(2)鄰里社區內的階層隔離已經轉化為校園內的教育階層隔離;(3)階層隔離和婚姻隔離呈正相關。

(二)美國兩階家庭結構日益涇渭分明

在第二章,作者認為美國兩階家庭體制越來越凸顯,認為在20世紀70年代,決定家庭結構的首要因素是種族身份;而如今,兩階家庭結構的決定因素卻是社會階層。

(三)養育差異與發展差異呈正相關性

在第三章,作者論述了父母養育方式對子女發展的影響。作者認為,基于社會階層問題產生的經濟條件、家庭結構和教育方式的相互作用影響著下一代,窮孩子的發展機會從一出生就處于劣勢。相較于父母管得太多,父母教育的缺位更不是父母自己就能解決的社會問題;父母的社會階層出身對孩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養育模式上的社會階層差異只是其中一環。

(四)學校——社會階層分化的成因和場域

在第四章,作者探討了美國學校在社會流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問題。作者認為,時至今日,美國公立教育系統已經背離了其創設之初的本意:給所有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創造改變人生命運的機會,當今美國的學校教育已經無力縮小學生之間的社會階層差距。

作者指出,學校本應作為扭轉社會不平等的場域,起到促進社會流動的媒介作用,但在當今美國社會卻逐漸失去了其社會功能。同時,作者認為高額的學費、學生債務絕不是造成社會階層鴻溝的主因,推動教育改革,改善窮孩子校內外的學習、發展環境,促進不同社會階層的孩子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和發展機會,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

(五)社會資本[1]的差異擴大了機會鴻溝

作者認為,上層社會的孩子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擁有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社會關系網,從而進一步確保上層社會的孩子擁有更多的成功機會;而下層社會的孩子往往生活在社會關系的孤島,這就導致了上層社會的孩子和下層社會的孩子之間的“見識差距”。于是,見多識廣的上層社會的孩子能夠更好地把握人生中的機遇,而孤陋寡聞、滿心疑慮的下層社會的孩子往往猶豫不決,錯失良機也不自知。

(六)共同關注,多方舉措,促進平等

在第六章,作者論述了機會不平等與經濟發展、民主和道德義務之間的關系,指出全社會要共同關注普遍擴大的機會鴻溝問題,從貧困家庭結構、家庭養育、學校教育和社區環境方面進行綜合改革,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共同促進機會平等、縮小機會鴻溝。

二、本書的啟示

陸士楨[2]曾言:“兒童是一個生理發展概念,也是一個心理發展概念,更是一個社會性發展概念。社會對兒童整個群體怎樣認識,如何評價,是全社會兒童觀的核心表現,將直接決定著成人社會對待兒童的態度,決定著兒童生存發展的條件和環境,進而決定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面對新時代的新矛盾在未成年群體中的表現,一方面要切實發揮家庭應起到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要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主導下凝心聚力,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來關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和發展,確保未成年人平等地享有同等的權益。

(一)抓住關鍵,確保未成年人核心權益得到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保護法》第三條規定,未成年人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家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平等地享有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受教育權等權利。由此可見,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受教育權是未成年人的基本權益。

其中,受教育權、發展權對未成年人的成長成才、社會的持續發展尤為重要,人人享有良好的教育是促進社會流動、推動社會進步的催化劑。由于體能、認知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未成年人的發展權、受教育權必須在養育者、教育者等多方主體的幫助下才能實現。通過大力發展教育,尤其基礎教育,改善貧窮落后地區教育設施,改善困境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條件,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和職業競爭力,是通過促進教育實質公平來保障未成年人發展權益的體現。竭力避免由于種種原因導致的教育資源不均衡所帶來的不同群體受教育水平的剪刀差是社會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衡量教育資源分配是否均衡,不應以撥款是否均等為依據,而應以教育教學目標的實現程度為標準。

(二)凝心聚力,全社會共同關心未成年成長成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社會環境、社會結構以及微觀的家庭結構與功能的雙重變遷導致了形形色色、數量龐大的“問題家庭”“問題兒童”“困境兒童”的出現。[3]盡管,政府作為社會的“守夜人”,有義務解決這一社會問題。但是,“中國兒童福利制度建設面臨的最大挑戰并不是缺乏權威性兒童福利行政管理機構,以及財政資源投入不足問題,而是人們主流的價值觀念、社會態度和看待兒童的觀念思想。價值觀念、思想理論、社會態度傾向是真正‘看不見的手’,決定人們的行為模式”[4]。

因此,在培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接班人方面,全社會要凝聚強大力量,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貫穿到經濟、社會建設中去,在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觀念上和行動上作出實質提升、共同關心未成年人的成長成才,而政府更有義務去鼓勵、支持、動員、引導、管理社會各方面力量有序參與到未成年權益保護工作中來,把關心支持和保護未成年人權益作為一項法定的公民義務,營造出能夠體現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良好社會氛圍。

總之,只有全社會共同關心關注所有未成年人的成長成才,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由于未成年人各自所占有的家庭資源、社會資源的不均衡所導致的發展機會不平等,才能更好地發揮學校教育作為社會階層流動的場域功能,從而放緩甚至暫停社會階層固化和貧富兩極擴大。

[1]參見《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第233頁,(美)羅伯特·帕特南著,田雷、宋昕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版。

[2]參見《堅持馬克思主義兒童觀,堅持少年兒童為本》,第68頁,陸士楨著,刊于《輔導員》雜志,2005年Z1期。

[3]參見《中國兒童福利制度研究》,第69頁,劉繼同著,中國社會出版社2017年第1版。

[4]參見《中國兒童福利制度研究》,第89-90頁,劉繼同著,中國社會出版社2017年第1版。

作者:段祥偉,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社會福利與社會進步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在研博士后

[責任編輯:孫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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