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海歸的一員和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今天我感到非常榮幸，能在這樣一個盛典上談談中國改革開放40年和中國特色理論創新的主題。

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績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

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1978年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當時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世界上最貧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的人均GDP是490美元，我國還沒有達到其三分之一。

像世界上貧窮的國家一樣，中國當時有8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人口生活在一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之下。同時我國經濟也非常“內向”，出口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進口占5.6%，兩項加起來只有9.7%。出口的產品中75%以上是農產品或是農業加工品。在這么薄的基礎上，1978年到2017年間，中國經濟取得了連續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速度，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以這么高的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增長，更何況我國的人口這么多、底子這么薄。過去39年間，中國進出口貿易年均增長達到14.8%，在這樣的增長速度下，2009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的出口數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 97%以上的出口產品是制造業產品，所以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

2013年中國貿易進出口總值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17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864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在這個過程中，近八億人擺脫國際貧困線標準，對過去40年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

同時中國也為世界上其他國家作出了很多了不起的貢獻，最明顯的是在1997年、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繼續以強勁的增長帶動了周邊國家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復蘇，同時中國是過去40年中唯一沒有出現金融危機的國家。

我國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是因為走自己的道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摸著石頭過河”，推進漸進雙軌的轉型方式，給予轉型期必要的保護，同時放開準入并因勢利導地發展符合比較優勢、能夠形成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而取得了穩定并快速的發展成績。

發達國家的理論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當時由于發達國家比較發達，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界、決策界普遍存在著一種心態，認為發達國家的發達一定有它背后的道理，把這些道理學會拿回來就可以幫助自己的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將近200個發展中經濟體，雖然經過近三代人的努力，到目前為止能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只有兩個經濟體，一個是我國臺灣，一個是韓國。中國大陸很可能到2025年，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1960年，全世界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只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高收入行列，而這13個經濟體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產國，其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絕大多數的發展中經濟體長期陷入低收入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

從二戰以來少數幾個成功和絕大多數不成功的經濟體的比較當中發現，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是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而少數幾個成功的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的政策在推行的時候，從當時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比如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追求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當時的理論是發展中國家要實現這個目標應該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以政府為主導來配置資源，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推行這種戰略的經濟體發展都困難重重。少數成功的東亞經濟體，卻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產業開始，推行出口導向而不是進口替代戰略。這種發展方式當時被認為是錯誤的，認為發達國家發展的是那么先進的產業，一個發展中經濟體發展傳統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加工業如何可以趕上發達國家，但是實際趕上的就只有少數這幾個。

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一些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都從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轉向市場經濟，當時的主流理論是新自由主義，倡導“華盛頓共識”，主張用“休克療法”一次性消除政府的干預和扭曲，以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按照這個方式來轉型的國家都遭遇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在上世紀80、90年代轉型的時候，他們平均每年的增長率比在60、70年代的時候低，危機發生的頻率比轉型之前更高。因此有些經濟學家把80、90年代稱之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迷失的20年。而少數幾個國家，像中國、越南、柬埔寨取得快速的發展，他們都是采用雙軌漸進的改革模式。

為什么是這樣呢？因為主流理論來自于發達國家經驗的總結，理論中自覺不自覺地就把發達國家的條件作為理論的前提，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條件不一樣，因此拿發達國家主流理論到發展中國家來應用，必然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發達國家由于自身條件也在變化，盛行的理論也是隔十年、二十年就被新的理論取代，如果發達國家的理論在發達國家都做不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么拿到發展中國家來怎么能夠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呢？

中國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解決其發展和現代化過程中的問題有更大的參考和借鑒價值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談到，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必然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必然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海歸群體要抓住這個時代給我們的機遇，承擔我們的責任，立足于中國的土地來進行理論創新。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前提條件是不是相似，來自于中國的理論創新不僅能夠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績與過程當中所出現的問題，而且能夠解釋怎么樣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跟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條件比較相似，中國的理論創新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解決他們的問題也有比較大的幫助。

2012年我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后，一直在倡導總結我國發展轉型經驗的新結構經濟學。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來看，經濟發展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改進、各種制度安排也不斷隨著經濟發展而完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要有有效的市場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要有有為的政府來克服市場失靈。在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市場失靈是不可避免的，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的目的則是讓市場有效，所以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

自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以來，得到非洲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重視，像埃塞俄比亞，它是非洲最貧窮的內陸國家之一，如果按照主流理論來看，要發展經濟就應該先完善各種制度安排，根據世界銀行的指標，在2012年時埃塞俄比亞的營商環境指標在全世界排名第127位，2017年全世界排名倒退到第156位，從主流理論來看，埃塞俄比亞的經濟發展一定會惡化。但是根據新結構經濟學所講的“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思想，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全國基礎設施差、營商環境不好的情況下，可以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講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仗”的方式來建立經濟特區、工業園，將園區內的基礎設施搞好，保證供電，實行一站式服務，創造局部有利的環境，積極招商引資，迅速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成競爭優勢。結果，埃塞俄比亞外商直接投資從2012年的1億美元增加到去年的4.2億美元，在非洲國家普遍出現去工業化的情況下，埃塞俄比亞2012年到2017年工業產值翻了兩番，年均GDP 增長高達9.7%，成為非洲乃至全世界在同一時期增長最快的國家。

新結構經濟學在東歐國家的波蘭也得到了應用。波蘭是從1989年開始進行轉型的國家，當時受到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影響，取消干預扭曲，政府的功能局限于提高教育、維持社會穩定。在這樣的改革思路下，新的產業發展不起來，缺乏合適的就業機會，造成國內大量的勞動力流到英國、愛爾蘭、法國、德國。2016年10月，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在選舉中獲勝，是1989年以來第一個在選舉中獲得過半數席位、可以單獨組閣的政黨，上臺后隨即宣布要制定國家發展計劃，當時大家很好奇，是否要回到計劃經濟，負責這項工作的副總理兼財政部和發展部部長莫羅維茨基，公開回復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理論，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制定國家發展戰略，效果不錯。莫羅維茨基2017年12月升任為總理，2018年1月我在達沃斯論壇和他會面，并去參加他的公開演講，他提到，波蘭的人口占整個歐盟的十分之一，去年波蘭的新增就業占整個歐盟的70%。上個月我到波蘭參加會議，發現波蘭變化很大，波蘭人開始回流，并吸引了烏克蘭等國家的人到波蘭來工作。

任何理論都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而且是越簡單越好，那么，何為重要的理論？其實理論的重要性不取決于其邏輯本身，而取決于它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的現象，解釋重要國家現象的理論就是重要理論。這也是為什么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后，到20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學理論創新、經濟學大師大部分是在英國，因為工業革命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一直是世界的經濟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經濟中心轉移到美國，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心也逐漸轉移到美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到2030年前后，中國會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現象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解釋中國社會經濟現象的理論會是最重要的理論，這是給所有中國知識分子包括海歸群體，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理論的作用在于“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立足于中國的經濟現象進行理論創新，可以更好地認識和解決我國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貢獻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現在世界上85%的人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同為發展中國家，條件較為相似，來自于中國的理論也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解決他們發展和現代化過程中的問題有更大的參考和借鑒價值，這樣的努力也同時可以提升中國的話語權、軟實力，貢獻于百花齊放春滿園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謝謝各位！

責編/孫娜  李一丹    美編/李祥峰

與崛起中國同行的傳奇學者

林毅夫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后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他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后第一位在國際最權威的經濟學學術雜志上發表論文的經濟學家；他是中國大陸第一位運用規范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是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他被SCI和SSCI授予經典引文獎以表彰他的文章在過去二十年間成為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論文之一；他是一位有政策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的論見洞察了中國經濟的真相。他，就是林毅夫。

林毅夫不僅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更是積極的推動者和自覺的研究者。1987年，在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并且在耶魯大學完成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林毅夫教授毅然學成回國。他的學術生涯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漸次深入到發展戰略、宏觀經濟、國企改革、金融改革、對外貿易等諸多方面。另外，他曾兩次獲得中國經濟學研究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作為第一作者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被認為是研究當代中國經濟的人無法繞過的著作。林毅夫通過自己成體系的理論，解答了關于經濟增長與工業化、金融改革與發展、國有企業問題、農村問題、財政、對外貿易、宏觀經濟、轉型經濟、收入分配等涉及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過程中的許多重大問題。2007年,林毅夫作為首位受邀的中國學者，在久負盛名的英國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發表了《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的演講。登上該講壇的學者中，曾有14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事實上，林毅夫被認為是中國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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