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圍繞公共治理改革的若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學術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并形成了一些有益的共識。

關于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學界主要探討了改革可能面臨的阻力

十八大以來，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主線的機構與行政體制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存在著行政機構編制不科學、政府職能轉變效率不高、行政改革方案執行不力、行政法律法規創建不全等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統籌考慮各類機構設置，科學配置黨政部門及內設機構權力、明確職責”。與以往機構改革主要涉及政府機構和行政體制不同，這次機構改革是更加全面的改革，包括黨、政府、人大、政協、司法、群團、社會組織、事業單位等各層級機構。

學界關注的重點除堅持和完善黨的全面領導外，還關注優化政府機構行政設置和職能配置、統籌黨政軍群機構改革、合理設置地方機構等重要議題。學界著重探討了如何破除制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弊端等問題。同時，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調整優化政府機構職能、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也有諸多研究。學界一致認為，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也是上層建筑適應變化的經濟基礎的要求。

學界還探討了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可能面臨的一些阻力。多數學者認為，不同利益主體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存在認識分歧，舊制度的慣性、新制度的不完善、配套制度的滯后等都會加大改革的難度。學界一致認為，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從國情出發，理順各種關系，切實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關于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學界重點關注幾個方面的問題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一項重大改革部署，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構建黨統一指揮、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吨泄仓醒腙P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指出，要“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組建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制度性反腐、治本式反腐進一步得到強化。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構建反腐敗長效治理機制的重大舉措，對于整合分散的監察資源、完善監察程序、豐富監察手段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國家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之間如何協調配合？黨紀與國法如何銜接？怎樣監督和制約國家監察機關？怎么確保監委會的獨立性和專業性？這一系列問題都是學界重點討論的議題。

學界一致認為，要嚴格劃分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司法機關的職責邊界，還有人認為，要推進國家監察委員會和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實質性合署辦公，實現黨紀和國法的有效銜接。另外，一些學者提出，要進一步強化黨內監督、群眾監督與新聞媒體監督，通過長效的制度安排制約和約束國家監察委員會。

關于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學界達成一些共識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貞鐣滦枰?、解決社會新矛盾，必須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學界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進一步增強社會發展活力。

同時，學界圍繞社會公平展開了討論。學界一致認為，必須依法保障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權利，構建起點公平、機會公平、結果公平的社會利益分配機制和公共資源共享機制，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同時，也提出要鼓勵社會包容、尊重訴求差異，正確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合理界定政府行為邊界，有效整合社會資源，達成多元利益群體的改革共識。另外，一些人關注的是，可以將大數據技術嵌入到社會治理中，以此提高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拓寬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

關于生態環境監管體制改革，學界的討論聚焦加快環境立法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關于生態環境監管體制改革，學界的討論焦點在于加快環境立法。學界一致認為，要強化法律執行，切實解決好環境立法不完備、違法成本低等問題，為生態環境建設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必須以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突出問題為重點，加強環境污染治理，要及時公開環境監測信息，為社會公眾提供優質的環境公共服務。

針對生態環境監管體制改革的一些具體做法，學界主要提出以下幾類建議：一類是推進區域間生態文明建設一體化，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管理體制等關鍵領域上取得突破；一類是加快生態文明立法，建立健全環境經濟制度體系，尤其是自然資源資產產權交易和碳排放權交易制度體系；還有一類是要深化環境治理改革，創新環境治理制度、治理政策、治理工具，以多維度、多層次的環境治理舉措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界形成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共識

改革開放以來，各地主要通過需求管理來實現GDP的增長，著重強調擴大由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構成的總需求。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減少，勞動力、資源、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上揚以及生態環境的惡化，依靠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亟須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學界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相對于過去需求側管理提出的經濟治理新思路，是公共治理領域經濟發展思維的重大轉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關系到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項系統性、綜合性、戰略性工程。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在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學界普遍認為，從需求側管理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本質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聚焦于此，學界開展了廣泛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需求側管理的糾偏，在需求管理政策中，政府傾向于利用刺激性政策干預微觀經濟，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通過簡政放權和放松管制等方式，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內生活力。

多數專家認為，供給和需求是經濟運行的一體兩面，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意味著對需求側管理的全盤否定。供給能夠創造需求，需求也會倒逼供給，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離不開二者的協調平衡和良性互動。因此，在這個議題上，學界一致認為，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對立起來，在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否定需求管理。

（作者為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廈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馬萬里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