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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海市所屬16區綜合創新能力的測評研究

主要發現:

·從上海各區綜合創新能力得分可看出,第一組中,浦東新區在眾多指標上全面領先,各個中心城區得分差距不大,相對郊區而言,城區在基礎研發和科技服務業方面更有優勢;第二組中,以閔行、松江為代表的非中心城區以推進創新成果轉化和打造高端產業新動能見長;崇明區在各指標上相對落后于其他各區,更加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和發展農業科技。

·從創新基礎力排名中可觀察到,非中心城區在制造業基礎、科技創新的扶持力度、吸引人才的政策上更具優勢;而中心城區則在產業結構、經濟實力、科技人才素質、服務企業創新方面更勝一籌。排名相對落后的崇明區因創新基礎相對薄弱,限制了其綜合創新能力的快速提升。

·第一組中,浦東新區、楊浦區在創新投入方面表現優異;第二組中,閔行區和嘉定區創新投入力得分超過均值。各區創新投入力排名與綜合創新能力排名基本保持一致,創新投入對綜合創新能力具有顯著的推動效應。崇明區在創新投入力度方面相較其他區有一定差距,拉低了其綜合創新能力。

·創新產出力方面,浦東新區在第一組中拔得頭籌,寶山區、閔行區、嘉定區在第二組中排前三位,這些區制造業基礎雄厚,創新產出效率相對較高。但各中心城區創新產出力普遍偏低,主要在于其產業結構中以高端服務業為主,制造業多轉移至郊區,缺少支持科技成果轉化的廣闊空間。

·浦東新區、長寧區、楊浦區的創新持續力得分在組內較高;第二組中,松江區、奉賢區、閔行區得分較高,創新驅動戰略有力地支撐了這些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產業動能升級。中心城區此項得分優勢不足,主要在于中心城區經濟基礎較好,增長空間略低于郊區。

上海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城市。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和支持下,上海堅持以改革為根本動力,在推動體制機制變革、經濟結構調整、外向型經濟發展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成功實現了由改革開放“后衛”到“前鋒”的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形勢下提出上海要繼續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視察工作時提出,上海要在推進科技創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方面走在全國前頭、走到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把上海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既是對黨中央、國務院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上海自身實現轉型發展的迫切要求。

近年來,上海市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舉全市之力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創新驅動發展、經濟轉型升級取得重大進展。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初衷總體實現,100多項制度創新成果在全國復制推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重大布局和政策體系初步確立,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例居全國前三位,C919大型客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上海市的創新實踐有力地推動了“四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對全國其他城市、地區的創新發展起到了積極的示范和引領作用。

上海在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中,具有顯著的先天和后天稟賦優勢,如產業結構合理、基礎設施一流、科教文衛發達、高層次人才豐富、科技創新主體云集、開放程度較高等方面。此外,上海還有明顯的區位優勢,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地區制造能力強、創新鏈條各環節分布均衡,為上海率先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奠定了有力條件。

當然,不可忽視的是,上海在科技創新方面還存在一些短板。有研究數據顯示,在“全球影響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框架下,雖然上海各區近幾年來積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打造出不少頗具特色、亮點的創新發展形態,且其中一些特色鮮明的國家級示范區、試驗區在不同領域擔當著國家改革試驗開路者、領頭羊的角色,但是由于區位條件、發展階段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導致當前上海各區在綜合創新方面發展并不平衡,不同轉型階段的區在科技創新的方向和著力點方面也不盡相同,這影響了上海市整體綜合創新能力的更為全面而有效提升。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上海各區的綜合創新能力展開系統科學的測評,一方面有利于及時挖掘、總結各區在創新發展實踐中取得的成效和經驗,另一方面能夠發現各區在創新發展過程中是否面臨瓶頸和短板。故而無論是對各區更好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還是對各區之間實現更為全面均衡協同的創新發展,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城市綜合創新評價指標的構建方法

人民論壇測評中心結合上海市建設創新型城市的頂層設計和各方面部署,并參考此前建立的城市綜合創新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了上海16區綜合創新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而言,該指標體系包含創新基礎力、創新投入力、創新產出力、創新持續力四個一級指標,在整體上從“產、學、研、服”四個方面切入,堅持以最適宜的指標來盡可能地實現客觀評價為導向。而在指標數據選取方面,則充分建立在數據的可獲取性基礎之上。

指標體系的建立

對于上海各區綜合創新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可分為三個級別,各個指標具有逐級的覆蓋性,第三級指標遵循直接的可測量性和數據可得性。一級指標由四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為創新基礎力,由產業經濟基礎、人才基礎、研發基礎、政策服務基礎四個二級指標構成;第二部分為創新投入力,由企業投入、政府和社會投入、人才投入三個二級指標構成;第三部分為創新產出力,由產業化成果、科技成果、地區經濟產出三個二級指標構成;第四部分為創新持續力,由經濟增長、結構優化以及動能轉換三個二級指標構成。三級指標共27個,包括19個客觀指標和8個主觀指標。由于部分客觀指標數據可得性受限,為了保證指標體系的全面性和科學性,本次測評使用了問卷調查的方式來獲取其中一些數據。同時,針對各區公眾的調查,均為統一表述的標準化問卷。

創新基礎力。創新基礎是創新主體所處空間范圍內各種要素結合形成的關系總和,反映了其綜合經濟實力,決定了關鍵創新要素的集聚能力。創新基礎環境如何,對于能否挖掘創新潛能至關重要。在城市綜合創新評價指標體系中,我們以“產、學、研、服”等創新要素為關注點,將城市創新基礎力拆分為產業經濟基礎、人才基礎、研發基礎、政策服務基礎四個二級指標,其中產業經濟基礎、人才基礎、政策服務基礎三個二級指標下均包含主觀指標。

首先,城市的經濟和產業基礎是創新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的宏觀經濟情況、產業及企業結構為其創新能力的發揮奠定了基礎,在此我們使用人均GDP指標來評價宏觀經濟情況,使用第三產業比重評價城市產業結構,還加入了對所在區市場主體活力的評價這一主觀指標。

其次,城市創新的人才基礎主要體現為城市的人才素質以及對人才的容納度。只有擁有一大批高素質勞動者、專門人才,優化城市人口結構,建設高素質人才隊伍,才能大力提升城市創新能力及核心競爭力。此外,城市對于創業者的容納程度和創業氛圍同樣影響創新人才的集聚。由于受數據可得性限制,我們主要使用自然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機構科技活動人員數這一客觀指標來對創新的人才基礎進行評價,還使用了對所在區科研人才的評價以及對所在區接納創業者程度的評價兩個主觀指標進行補充評價。

再次,研發基礎體現了從事科技研發工作的機構發展水平。基礎研究作為創新的源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從事基礎科研工作的機構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點實驗室、企業為主要力量,而企業研究機構則是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活動的重要主體。因此,在評價研發基礎力時,我們使用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機構數量這一指標來衡量。

最后,城市開展創新活動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配套服務。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環境有助于提升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以科技創新為主的全面創新,政府對于創業企業的服務能起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培養高新技術企業和企業家的作用。在這里,我們采用地方一般公共財政支出和地方一般財政收入增速兩個客觀指標。鑒于政府在制定和宣傳創新政策、服務創新創業企業方面做出的努力,無法完全通過客觀指標體現,我們還結合了基于問卷調查得出的主觀評價結果。

創新投入力。創新投入是創新能力的重要保障,資金和人才是創新投入的核心要素。人才驅動是創新驅動的實質,而資金投入則是成果轉化和產出的重要保障。資金投入主要包括企業投入、社會投入和公共財政投入。資金和人才是打造創新鏈的關鍵要素,是城市創新發展的要義所在,更是經濟新常態下的必然選擇。當下,資金和人才要素能不能快速集聚、合理配置,對創新發展尤為關鍵。

在人才投入方面,我們使用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人員數量這一指標來衡量;對于企業投入的評價指標,我們選擇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經費內部支出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開發經費兩個指標;而對于政府和社會投入,一方面使用自然科學研發機構科技活動經費內部支出、科技技術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作為客觀評價指標,另一方面加入了對所在區社會研發投入水平評價這一主觀指標。

創新產出力。創新產出是創新投入的結果,是城市綜合創新能力最直觀的表現,創新活動的產出是地區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最初,創新活動最直接的產出為科技成果,即知識產出;然后,知識產出通過成果轉化,為企業增加收益和開拓市場;最后,企業的創新活動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增加,推動城市的產業結構得到優化,進而推動整個城市經濟產出增加,效率提升,經濟快速發展。

對于科技成果產出,我們使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量、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發表科技論文數量兩個客觀指標來評價,同時還包含“對所在區科技成果的評價”這一主觀指標;產業化成果以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兩個指標來衡量;整個地區的經濟產出由單位建成區面積實現GDP、合同外資金額占地區GDP比重兩個指標來代表。

創新持續力。關于創新持續力,主要是用來衡量城市的創新能力能否為社會經濟發展帶來長效支撐機制,而城市經濟的發展進步主要表現為產業結構優化、新舊動能轉換以及綜合經濟增長。為了更為準確地衡量當地創新能力的持續性,不宜使用短期的經濟指標來評價,而應當通過觀察中長期(一般為5年)的增長情況。

遵循這一邏輯,我們選取5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增長值、5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總產值增長率兩個客觀指標分別代表城市創新持續力中的結構優化和經濟增長兩個維度;經濟增長和動能轉換兩個二級指標中還包括兩個主觀指標,分別為對科技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評價和對新舊動能轉換、產業升級轉型力度的評價。

綜上所述,在本次城市綜合創新指數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中,綜合創新指標主要由4個系統層指標構成,在系統層指標之下共13個二級指標,13個二級指標又進一步細分為27個三級指標。整個指標體系層層遞進,能夠系統、全面又詳細地反映城市綜合創新能力的各方面表現。

指標的無量綱化方法

為了增強測評結果的科學性和可比性,在對指標數據的選擇和設定過程中,我們應用了此前測評研究中連續使用過的具有單調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數功效函數,對各三級指標數據分別進行了無量綱化和標準化處理。該功效函數的具體形式如下:

公式

該功效函數中,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們將其區間控制在了60-100之間,x是觀測值,也就是各指標數據的實際統計值,xh是滿意值,xs是不允許值。一般來說,正向指標滿意值取各指標的最大值,不允許值取其最小值。逆向指標滿意值應取其最小值,不允許值取其最大值。在操作過程中,經過功效函數的轉換之后,就可將各區的指標數值全部轉換為60-100之間的得分。

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據該功效函數所得出的結果是相對結果,前述指標數據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會影響上海各區綜合創新指數的得分。也就是說,如果改變參與測評的區樣本量,可能會導致數據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發生變化,其綜合創新指數的最終得分也會發生變化。但是這并不會對原有各區之間綜合創新力的排名順序產生影響,也就是原有各區綜合創新指數的先后排序將保持不變。

指標體系的權數

各指標權重系數的賦權法主要分為主觀和客觀兩種:已有的研究或采取專家調研法,即從主觀上為指標設定權重;客觀賦權法,即采用層次分析等統計方法,從數據的分析和統計中求得權重。此次測評,我們對于指標權重的設定采取的是變異系數法與主觀賦權法相結合。其中,一、二級指標權重通過客觀賦權法得到,三級指標權重通過客觀賦權法與主觀賦權法得到。經過綜合賦權后,得到各指標的權重系數(見表1及附表)。

表1

指數合成方法的應用

可用于合成的數學方法很多,比較常見的有加權算術平均合成模型、加權幾何平均合成模型,以及加權算術平均和加權幾何平均聯合使用的混合合成模型。在這里,綜合比較以上方法,且考慮到該模型算法相對于加權幾何平均合成模型較為便捷,我們選用了加權算術平均合成模型。之所以采取加權算數平均而非幾何平均,還主要鑒于加權平均考慮了個體在總體中的占有份額對均數的影響,即所謂的權重對均數的影響,更為科學合理。

上海16區經濟總體狀況分析

由于上海16個區各自所處的經濟發展和轉型階段存在差異,本次測評采用了K-Means聚類分析(快速樣本聚類法),以各區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上的相似性為標準,將16個區分成了3組(見表2),同一組內各區大致處于相同發展階段。此次所使用的數據以上海16區2016年統計數據為基礎,劃分依據為發展階段,主要涵蓋產業構成和人均GDP,其中包括第一產業比重、第二產業比重、第三產業比重、人均GDP四大指標。

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上海16個區被聚為3類,每一個分類的區數分別是8、7、1,聚成的三類分別按照產業轉型程度進行劃分,各組大致發展特征如下:

第一組:各區的第三產業比重是三組中最高的,同時人均GDP也較高,第一產業比重和第二產業比重較低,經濟發展階段相對領先,轉型升級程度較高。在上海16個區中,黃浦區、徐匯區、長寧區、靜安區、普陀區、虹口區、楊浦區、浦東新區屬于該類,其中,除浦東新區外,其余均為中心城區。

第二組:各區的第二產業比重在三組中最高,人均GDP、第一產業比重、第三產業比重屬于三組中的中等水平,轉型升級以第二產業主導。在上海16個區中,閔行區、寶山區、嘉定區、金山區、松江區、青浦區和奉賢區屬于該類。

第三組:該組突出特征為第一產業比重是三組中最高的,第二產業比重較高,第三產業比重和人均GDP較低,目前以第一產業主導,在上海16個區中,僅崇明區屬于該類。

處在不同發展和轉型階段的區不適宜以完全統一的指標體系去評價其綜合創新能力。為此,文中一方面對于同組別的區盡量與同組成員進行橫向比較,另一方面,本測評考慮了不同轉型階段的區在科技創新上應當著重發展的方向對不同組別的區分別進行縱向比較,使測評結果更加科學和客觀(由于文中對不同組的各個指標采用了不同的權重系數,不同組各區之間得分不具有直接可比性)。

測評結果

綜合創新能力狀況

圖1為第一組綜合創新能力得分,其中浦東新區得分(91.80)最高,其余各區得分均低于該組均值(72.08)。圖3為第二組綜合創新能力得分,閔行區(83.42)、松江區(74.79)、嘉定區(74.39)分別位列前三,高于第二組平均水平(73.62)。第三組僅包括崇明區,從圖2中可看出崇明在27項三級指標中的大體得分情況,整體得分相對落后于上海其他區。

圖1

從上海各區綜合創新能力得分可看出,第一組中,浦東新區在眾多指標上全面領先,各個中心城區得分差距不大,相對郊區而言,城區在基礎研發和科技服務業方面更有優勢;第二組中,以閔行、松江為代表的郊區以推進創新成果轉化和打造高端產業新動能見長;崇明區在各指標上相對落后于其他各區,更加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和發展農業科技。

浦東新區不僅是第一組綜合創新能力得分最高的區,也是整個上海市創新發展的先行者和領跑者。目前,上海市正在推動實施的兩大戰略,即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和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它們主要的承載區都在浦東新區,其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核心功能區建設是浦東當好創新發展先行者的重要突破口。浦東新區圍繞“聚焦張江”戰略和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為契機,以《浦東新區科技創新“十三五”規劃》和《浦東新區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核心功能區2020行動方案》為指導,未來將聚焦“兩大區域、五大支撐體系”,加快構筑科技創新中心核心功能區基本框架。經過多年的發展,浦東新區已逐步具備科技創新最關鍵的要素,初步探索形成了具有浦東特點的自主創新道路。

2-1

第二組中綜合創新能力得分最高的區為閔行區。閔行區擁有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級)和紫竹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集教育、科研、人才、資本、產業等優勢于一體。根據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構建“四梁八柱”的總體部署,再結合閔行區建設上海市6大科技創新集聚區之一的功能定位,閔行區相繼制定和形成了閔行區推進上海南部科技創新中心核心區建設“1+4”的政策體系,以“1+4”政策體系為基礎,主動承接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政策輻射,加快推進“紫竹創新創業走廊”建設。友好的政策環境使閔行區成為科創資源較為富集的區域,完備的科技創新政策支撐體系已基本形成。

2-2

松江區綜合創新能力位居第二組第二位,是上海郊區科技創新發展中的強者,也是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的重要承載區之一。松江在科技創新方面主要聚焦制造業轉型升級,以科創驅動“松江制造”邁向“松江創造”,同時全力推進G60松江科創走廊建設,構建以松江新城為核心的“一廊九區”空間布局,打造質量標準、雙創活躍、產城融合、先進制造、人才集聚、科創環境六大高地。當前松江區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增長進入新階段,工業能級不斷提升,著力聚焦高質量發展,為下階段打造新興產業發展高地打下了良好基礎。

嘉定區綜合創新能力得分位居第二組第三位。嘉定是上海制造強區,早在1958年就被命名為“上??萍夹l星城”,如今作為上海科創中心六個重要承載區之一,正在轉型為“創新活力之城”。嘉定科技資源集中、國家級科研院所眾多、制造業基礎雄厚,這為其進行科技創新提供了肥沃土壤。在建設國際科創中心承載區的過程中,嘉定區借助制造業基礎重點打造四大新興產業,“四新經濟”產業創新基地成為上海市首批試點,為嘉定制造業向高端邁進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利用科研院所集聚的優勢布局產業鏈,形成了區域發展、院所發展、企業成長三方共贏的良好局面,全力推進現代化科技城和科創中心重要承載區建設。

圖3

創新基礎力狀況

通過對各區創新基礎力狀況指標的計算可知(見圖4、圖5),浦東新區(89.54)在第一組中位列第一,徐匯區(77.67)、黃浦區(77.52)得分次之,這三個區領先于第一組均值(75.66);閔行區(83.68)、松江區(81.37)、奉賢區(76.26)則在第二組中位居前三,這些區擁有良好的創新基礎;此項得分較低的區分別為金山區(67.40)、虹口區(69.26)以及崇明區。從創新基礎力排名中可觀察到,兩組排名高于均值的區中,郊區數量占比過半,這些區在制造業基礎、科技創新的扶持力度、吸引人才的政策上更具優勢,而中心城區在產業結構、經濟實力、科技人才素質、服務企業創新方面更勝一籌,排名落后的崇明區由于創新基礎相對薄弱,限制了其綜合創新能力的提升。

圖4

浦東新區的創新基礎力得分為組內最高。浦東新區在經濟發展方面走在全國前列,2017年全區GDP接近萬億,為科技創新活動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在研發基礎方面,浦東新區的優勢在于其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這一優勢使浦東可依托國內外企業研發機構的主體作用,成為重大技術、產品等方面發明專利涌現的源頭。2017年,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復《張江科學城建設規劃》,力求打造以科創為特色的世界一流科學城。張江是國內重大科學基礎設施最多、最為先進的地區之一,張江科學城的建設補齊了浦東新區在基礎研究方面的短板,也使高校、研發機構與企業形成更加緊密的合作網絡,為上海建成全球影響力科技創新中心提供了強有力支撐。

圖5

徐匯區、黃浦區位列組內第二、第三。徐匯區研發基礎雄厚,集聚了120多家國家級、市級科研機構,10余所高等院校,數十家國家級、部級重點實驗室以及外資研發中心;產業基礎同樣強勁,綜合經濟實力在上海中心城區領先。另外,徐匯還有著完善的創新生態,眾創空間、知識產權服務機構、科技風投機構和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構成了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服務體系。作為中心城區,徐匯區的強項在于科技服務業,通過著力推動知識產權服務業由傳統代理型向高端服務型轉變,形成上海知識產權服務的“徐匯高地”,還獲批知識產權綜合改革示范區。黃浦區的優勢在于金融業發達、市場繁榮、產城融合度高,是資金流、信息流、人才流高度集聚之地,擁有將知識創新成果進行轉化的大量資源。結合高端服務業集聚的區位優勢,黃浦區提出了打造服務科創中心建設主陣地的目標,并且主動接受自貿試驗區的輻射和溢出效應,發布主動對接自貿區擴區和科創中心建設的“雙子政策”,成為打造高端服務業標竿的新引擎。

第二組內,高于均值的三個區分別為閔行區、松江區和奉賢區。閔行區是上海南部科技創新中心核心區,該區積極推進園區、校區、街區融合,與院校、企業達成“六方”合作,聚焦打造紫竹創新創業走廊,共同構建“政、產、學、研、資”新體系,打通從研發、應用到產業化的科技創新鏈,增強區域的創新活力和產業競爭力。松江區擁有松江大學城,其科教和人才資源是G60科創走廊創新創業的重要源泉,在政府的科技創新政策方面,為配合“一廊九區”建設,松江區新出臺了60條產業政策,每年拿出20億元的專項資金,主要用于鼓勵科技創新創業、引導產業轉型升級和推動產業園區轉型發展,鼓勵各類創新資源集聚,同時松江區圍繞存量優化,不斷加大落后產能淘汰的力度,持續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園區二次開發。奉賢區的高校院所、大型企業等科研主體略顯單薄,依托自身中小企業聚集的優勢,出臺了《加快建設中小企業科技創新活力區的意見》,擔當起上海中小企業科技創新活力區的角色。此外,依托千人計劃創業園、張江高新區奉賢園、交大產業園等園區的品牌優勢,奉賢正逐步打造成為中小企業的創新高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集群、先進制造業和高端制造業的承載區。

虹口區在中心城區創新基礎力排名中落后,主要在于虹口區經濟發展速度相對于其他中心城區較為緩慢,對于科技創新的支撐力度不足。另外,虹口地處上海中心城區,缺少可鋪陳開來用于建設科創基地的廣闊空間。為了解決創新的短板,虹口區近年來通過對一些老廠房、現有寫字樓、棚戶區的改造,釋放出建設科創基地的空間,嵌入式地在大街小巷容納創新創業者,打造無邊界的科技園區,獨創出“硅巷”模式。金山區地處上海郊區,高端創新要素相對缺乏,科技人才總量不足,人才發展環境有待進一步完善,引進和集聚高層次人才的綜合配套能力較弱,缺乏可以作為高端人才集聚平臺的高校、科研院所,這些發展短板都使金山區的創新基礎力相對落后。排名落后的崇明區由于經濟實力較弱,缺乏產業基礎支撐,各類科技創新要素短缺,創新基礎相對薄弱,限制了其綜合創新能力的提升。

創新投入力狀況

第一組中(見圖6),浦東新區(89.76)在創新投入上表現優異位列第一,此外,得分高于平均水平(68.35)的還有楊浦區(71.42);第二組中(見圖7),閔行區(88.22)和嘉定區(70.17)得分均超過均值(67.90)。兩組排名顯示出,各區創新投入力排名與綜合創新能力排名基本保持一致,從而可看出,創新投入對于綜合創新能力具有顯著的推動力量。崇明區在創新投入力度方面較低,因此拉低了綜合創新能力。

圖6

浦東新區在第一組中的創新投入綜合得分最高,從本次測評所涵蓋的指標可看出,浦東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人員數量、新產品開發經費以及R&D經費內部支出均為上海各區最高水平。對于中小科技型企業或團隊,為了降低其科研創新投入成本,激發中小微企業科技創新活力,浦東推行“科技創新券”政策,符合條件的中小微企業科技服務費用可以獲得創新券資助。在人才方面,經過多年的發展,浦東新區已經初步形成具有國內外重要影響力的人才高地。近期,浦東又發布了《浦東新區關于支持人才創新創業促進人才發展的若干意見》(浦東人才發展“35條”),在不少政策上有大尺度突破,以國際化和高能級為方向努力開創高層次人才集聚發展新局面。

楊浦區在第一組的創新投入排名中位列第二。楊浦聚集了上海三分之一的兩院院士,本科生、研究生分別約占上海的20%、30%,區內十余所高校、百余家科研院所的人才和智力資源是楊浦最核心的優勢,在對人才投入上,楊浦區在2016年推出人才新政16條,每年投入不低于2億元,通過分門別類“量身定制”的政策條款,普惠各類優秀人才,覆蓋創新創業人才成長全鏈條。

圖7

第二組中閔行區和嘉定區領先于組內其他區。通過科創中心建設的氛圍營造,閔行區全社會研發投入強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和上海市平均水平。在資金支持上,閔行區成立了20億元的區創新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累計投資項目269項,吸引社會資本超過100億元。此外,閔行區還為各類科創人才提供了政策支持。閔行區著力推動紫竹國家海創基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人才發展平臺的建設,完善人才綜合服務,鼓勵各類高層次人才在閔行就業創業。嘉定區在資金投入上較為突出,設立了“科技創新創業發展專項資金”,利用“嘉定創投”等政府引導基金的杠桿效應,撬動各類社會資本,重點投資智能制造等新興產業,鼓勵和支持信用良好、實力雄厚的企業有序健康發起設立小額貸款、融資性擔保、商業保理等新興金融企業。

崇明區在創新投入力方面相對不足,由于在資金和人才上對于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較低導致該區創新產出也低于上海市其他區,整體綜合創新能力得分在上海市各區中最低。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崇明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滯后,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支撐該區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大力投入;另一方面,崇明區的優勢在于農業發達,生態環境優質,因此可結合自身優勢制定科技創新投入政策,開辟有本區特色的創新路徑,如崇明區目前正在利用科技打造世界級生態島,著力提升農業經營主體內生創新動力,建立博士農場,聚焦農業資源高效利用智慧農業等五大領域,探索發展機制,加快提升生態農業科技創新能力。

創新產出力狀況

通過對各區創新產出力狀況的指標計算可知(見圖8、圖9),浦東新區(94.97)在第一組排名中拔得頭籌,得分遠高于組內其余區。寶山區(80.13)、閔行區(77.03)、嘉定區(75.40)是第二組的前三位。這些區制造業基礎雄厚,創新產出效率相對較高,可助力其在綜合創新能力上保持上海市領先水平。各個中心城區創新產出力普遍偏低,主要原因在于其產業結構中以高端服務業為主,制造業多轉移至郊區,缺少科技成果應用和轉化的廣闊空間。

圖8

浦東新區的創新產出力為組內最強,主要得益于浦東新區強大的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效率高。在促進科技研發成果轉化上,浦東新區組建了全新的科技與經濟委員會(簡稱“科經委”),在全國率先嘗試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相聯動的新體制,力圖打通“產、學、研”之間的壁壘,讓更多科研成果走向工業化、產業化,提升全區產業能級。

圖9

寶山區一直把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作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盡管高等院校較少、科研院所缺乏,但這一短板反而推動著寶山廣泛吸納和集聚國內外各方優勢資源。寶山大力支持本區與高校、科研院所的產學研協同創新,在“1+9”產業扶持體系中,特設產學研合作項目,同時在各區中選取對在區域科技創新中做出貢獻的高校、科研院所給予獎勵,打通產學研合作通道,每年支持產學研合作項目幾十余項,成為產學研合作的熱土。

閔行區是上海市唯一的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正在打造政策先行、機制創新、市場活躍的具有閔行特色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路徑模式。以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為重點,激發高校、科研院所、龍頭企業積極參與。資源整合和產學研合作機制進一步完善。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在閔行設立分中心,探索建立了“上海高校知識產權運營創新中心”,打通高校、科研院所運營和企業的需求通道,線上線下推動科技成果轉化。

嘉定區正在探索打通科技創新的“最后一公里”,即推動產學研成果轉化,發揮落戶嘉定的中科院上海國家技術轉移中心與產業基地的作用,探索建立以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為目標的產學研用創新服務平臺。此外,嘉定區的優勢產業是汽車制造業,當前正致力于建設滬上第一個制造業創新中心――上海市制造業創新中心(智能網聯汽車),搶占汽車產業新一輪發展制高點。

通過進一步分析發現,各個中心城區創新產出力普遍偏低,均低于組內均分,主要原因在于中心城區產業結構中以高端服務業為主,制造業多轉移至郊區,缺少科技成果應用和轉化的廣闊空間。本測評所涵蓋的創新產出指標多限于工業,而由于中心城區更具優勢的科技服務業數據較難獲得,因此,中心城區在此分項中排名會稍顯落后。

創新持續力狀況

通過對上海各區的創新持續力進行評價(見圖10、圖11),我們發現,第一組中,浦東新區(93.45)、長寧區(83.07)、楊浦區(82.48)在組內得分較高,超過均分(80.59);第二組中,松江區(87.12)在創新持續力上得分最高,奉賢區(87.00)、閔行區(85.08)緊隨其后,創新驅動戰略有力支撐了這些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產業動能升級,也對其綜合創新能力的提升有重要貢獻。中心城區此項得分較低,主要由于中心城區經濟基礎較好,增長空間略低于郊區。

圖10

由于浦東新區和閔行區在前述各分項指標中均位于組內前列,因此,兩區在創新持續力上必然會有突出表現,此項中不再贅述。在科技創新驅動區域轉型和增長方面得分較高、較有特色的還包括長寧區、楊浦區、松江區以及奉賢區,存在許多值得借鑒的實踐經驗。

為把上海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以服務業見長的長寧區主動對接,明確了長寧將重點聚焦三大產業,扎實推動四大創新環境建設,努力通過產業集聚、環境集聚和服務集聚,將長寧打造成為貿易功能突出、現代服務業特色鮮明的創新人才集聚區。長寧區還設立了上海市首個“互聯網+生活性服務業”創新試驗區,確立上海“互聯網+生活性服務業”在全國發展的優勢地位。

楊浦區在2010年被正式授予“國家創新型試點城區”,作為上海創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重要承載區,楊浦發揮高校資源眾多的優勢,提出大學校區、科技園區、公共社區的“三區融合,聯動發展”的理念,三區融合讓楊浦實現了從工業楊浦到創業、創新楊浦的飛躍。

圖11

松江區在淘汰落后產能,發展先進制造業方面處于領先位置。從結構調整看,松江圍繞存量優化,不斷加大落后產能淘汰的力度,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園區二次開發,隨著G60科創走廊建設的加快推進,高端優質項目紛至沓來。在動能轉換上,知識技術密集、成長潛力大的新興產業持續發力,G60科創走廊引進工業項目投資的強勁增長為不斷孕育新動能提供了后續的動力支持。

在產業轉型上,奉賢區支持企業的自主轉型,鼓勵企業創立技術中心、研發中心,圍繞市場需求,實現產品升級換代。在科技創新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奉賢區抓住中小企業集聚的優勢,全面推進中小企業科技創新活力區建設。為解決科研水平薄弱、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制約,奉賢區還為企業提供“最強大腦”,展開“區校融合”,全區大部分高新技術企業都與高校建立了各類產學研合作關系。

黃浦區、普陀區等中心城區在創新持續力這一項得分較低,主要原因在于中心城區經濟基礎較好,產業結構更趨于合理,發展起點高于很多上海的郊區,因此增長空間也普遍略低于郊區。此外,中心城區的傳統優勢在于高校、科研院所資源集中,基礎科技研發能力強,而城區沒有足夠的工業基礎支撐,科技成果的轉化只能依賴于與郊區之間形成產學研聯動的產業鏈。中心城市的另一大優勢在于服務業發達,可主動定位于服務上海創建全球領先的科創中心的主陣地,與郊區分工明確,更有利于推動上海全市形成協同創新的良好局面。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焦 歡 趙紫燕】

責編:李 懿 / 賀勝蘭

責任編輯:張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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