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發現：

·19個副省級及以上城市發展質量均分為74.48，整體處于中上水平。深圳發展質量得分最高。這主要是因為深圳在經濟發展質量、社會發展質量和生態環境質量上得分均相對較高，其得益于深圳憑借早期的政策優勢和區位優勢以及后天的高度市場化的體制優勢和多元自由平等的文化優勢，在改善質量和結構上不斷突破瓶頸，砥礪奮進。

·四大直轄市中，北京城市發展質量得分最高，尤其在經濟發展質量和社會發展質量上遠高于其他三城市；重慶則在生態環境質量上具有突出優勢；上海經濟發展質量相對較高，但生態環境質量墊底；天津在生態環境質量上具有一定優勢，但是經濟發展質量和社會發展質量上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通過將城市發展質量與人均GDP進行相關性分析，我們發現，兩者在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p=0.792），城市發展質量越高，人均GDP得分越高。這說明，城市發展應該向質量看齊，高發展質量才能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有利于提升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在城市發展上，我國經濟改革早期，由于過分關注速度，盲目追求“快”，造成了工業化、城鎮化競爭的加速，城鎮數量不斷增加，城市規模成倍擴大，城市發展面臨著種種質量問題。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歷史性“窗口期”。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的經濟增長正日益轉向更多地依靠消費、服務業和國內需求，更多地依靠勞動者素質提高、技術進步。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也使得發展質量成為關鍵。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成功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而當前比增長速度更加重要的是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好不好”成為更應該關注的問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和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論斷，指出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出重要部署：“推動高質量發展，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在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上下苦功，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

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高質量發展階段表現在經濟發展質量上，就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是由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轉變，就是在經濟效益不斷提升，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轉變；高質量發展表現在社會發展質量上，就是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由傳統社會管理向現代社會治理轉變，就是科技創新能力不斷增強，由低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產品為主向高技術含量及附加值產品為主轉變；高質量發展表現在生態環境質量上，就是生態建設不斷邁上新臺階，由高排放、高污染向循環經濟和環境友好型經濟轉變。高質量發展最終將體現為國家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居民收入得到較快增加。

高質量發展不僅是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對城市發展的新定位。城市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火車頭和空間載體，應根據新發展理念的要求，全方位提高城市發展質量。對城市的發展質量進行測度和評價，有助于城市將總體規劃和高質量發展一體謀劃落實，以頂層設計統領各項工作，使落實總體規劃的過程成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過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高質量發展之路。

城市發展質量評價指標的構建方法

指標體系的建立

城市發展質量是一個發展中的多維的包容性概念，城市發展質量之所以說是一個發展中的概念，是因為它是動態演進的，其內涵隨著評價主體對城市發展認識的不斷深化而發展，包容性具體表現在它不僅包括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城市實體系統的發展狀況，也包括綜合競爭力、人居生活環境、可持續發展潛力等抽象概念。如果從生態視角出發建立發展概念模型（圖1，P36），通過模擬城市的系統構成及相互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展現出城市發展質量的理想狀態。我們可以將城市描述為由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相互作用的子系統構成的幾何體。其中，生態宜居就是社會子系統與環境子系統的交集。環境可承載即環境子系統與經濟子系統的交集。經濟可持續即經濟子系統與社會子系統形成的交集。發展質量則是三者的交集。

本報告對城市發展質量評價的基本原則：應具備分類控制的引導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可完善性，貫徹科學發展的總指向，融合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意味著發展更多依靠的是經濟內生動力、創新動力的增強，意味著更加注重發展效率和資源環境保護，意味著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度不斷完善。

本報告對城市發展質量評價的指標體系選定標準主要依據專家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城市發展內在屬性、城市發展質量的內涵特點、評價的基本原則，以及數據的可得性，構建涵蓋3個一級指標、8個二級指標和34個三級指標的評價體系（見表1）。

指標的無量綱化方法

為了增強測評結果的科學性和可比性，在對指標數據的選擇和設定過程中，我們采用了此前測評研究中應用過的具有單調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數功效函數，對三級指標數據分別進行了無量綱化和標準化處理。該功效函數的具體形式如下：

該功效函數中，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們將其區間控制在了60-100之間，x是觀測值，也就是各指標數據的實際統計值，xh是滿意值，xs是不允許值。一般來說，對于正向指標（數值越高，反映了“發展質量”越強），滿意值取指標數據中的最大值，不允許值取其最小值；而對于逆向指標（數值越高，反映了“發展質量”越差），滿意值則取指標數據中的最小值，不允許值取其最大值。經過功效函數的轉換之后，就可將各城市的指標數值全部轉換為60-100之間的得分。

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據該功效函數所得出的結果是相對結果，前述各指標數據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會影響各城市發展質量指數的得分。也就是說，如果改變參與測評的城市樣本量，可能會導致數據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發生變化，各城市發展質量指數的最終得分也會發生變化。但是，這并不會對各城市之間發展質量指數得分的排名順序產生影響。

指標體系的權數

已有的研究或采取專家調研法，即從主觀上為指標設定權重；或采取客觀賦權法，即采用層次分析等統計方法，從數據的分析和統計中求得權重。此次測評，我們對于指標權重的設定采取的是變異系數法與主觀賦權法相結合。其中，一、二級指標權重通過客觀賦權法得到，三級指標權重通過客觀賦權法與主觀賦權法結合得到。經過綜合賦權后，得到各指標的權重系數（見表1）。

指數合成方法的應用

可用于合成的數學方法很多，比較常見的有加權算術平均合成模型、加權幾何平均合成模型，以及加權算術平均和加權幾何平均聯合使用的混合合成模型。在這里，綜合比較以上方法之后，且考慮到模型算法的便捷性，我們選用了加權算術平均合成模型。之所以采取加權算數平均而非幾何平均，還鑒于加權算數平均考慮了個體在總體中的占有份額對均數的影響，即所謂的權重對均數的影響，因此相對更為科學合理。

副省級及以上城市發展質量評價結果

發展質量總體評價

均分為74.48，整體處于中上水平。位居均分之上的有9個城市（見圖2，P40），依次分別是：深圳（86.88）、北京（83.19）、上海（78.92）、廣州（77.83）、南京（76.02）、杭州（75.89）、武漢（75.77）、天津（75.24）和廈門（75.18）。通過分析分項指標得分排名，我們看到，深圳因為經濟發展質量、社會發展質量和生態環境質量得分均相對較高而位居首位，這得益于深圳憑借著早期的政策優勢和區位優勢以及后天的高度市場化的體制優勢和多元自由平等的文化優勢，在改善質量和結構上不斷突破瓶頸，砥礪奮進。

早在2010年，深圳就提出了“深圳質量”。接下來連續7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都出現了“深圳質量”的表述。2013年，深圳被國家質檢總局授予全國首個“質量強市示范城市”稱號。2015年，“深圳質量”建設質量強市行動不斷加速。深圳市草擬完成特區質量條例并通過市人大第一次審議，形成國內首個宏觀質量法治框架；持續實施市長質量獎政策激勵并擴展到各領域、各行業；建立起深圳質量指數分類指引制度，完成產品、工程、環境、服務四大領域以及教育、醫療、金融等12個行業分指數試測評；在國內率先將打造深圳標準情況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并制定了詳細的考核方案和評分標準。這些有針對性的舉措大大加速了深圳建設高發展質量強市的完成。

北京和上海長期重視并持續推進質量建設，發展質量整體也相對較高，分別位列第二、第三，尤其在經濟發展質量和社會發展質量得分上均相對較高，但與深圳相比，北京和上海在生態發展上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同樣，我們也看到重慶（68.99）、哈爾濱（68.58）和長春（68.40）位居最后三名，遠低于平均值。重慶和長春主要是經濟發展指標和社會發展質量相對靠后，哈爾濱則主要是經濟發展質量和生態環境質量相對靠后。位于東南部的城市在發展質量上優勢突出，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城市發展質量相對較弱，但發展空間巨大。

經濟發展質量評價

位居均分（74.04）之上的有8個城市（見圖3，P41），依次分別是：北京（84.95）、深圳（84.83）、上海（84.24）、廣州（77.07）、天津（76.87）、杭州（76.06）、寧波（75.86）和廈門（74.49）。通過分析分項指標得分排名，我們看到，前三名中的北京在發展結構和發展外向度上排名相對靠前，深圳在規模水平、發展結構、發展外向度和經濟效益上排名均靠前，尤其是規模水平和經濟效益相對突出，上海主要在發展外向度上相對突出。同樣，我們也看到，重慶（68.69）、哈爾濱（67.38）和長春（66.82）排在最后，重慶主要是發展結構和經濟效益排名相對靠后，哈爾濱主要是規模水平、發展外向度和經濟效益排名相對靠后，長春主要是經濟效益排名墊底。

我們發現，由于區域位置、資源稟賦、歷史沿革等客觀原因，重慶、哈爾濱和長春三個城市在經濟發展上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比如，重慶存在著顯著高于全國水平的二元經濟結構，體現在傳統農業比重較大且發展滯后，收入消費水平差距較大，而且當地存在的工業擴張能力弱，此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更加劇了這種二元經濟。要提升經濟發展質量，重慶可以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久久發力，去產能，降杠桿，提高工業投資有效性，提高產能利用率。長春和哈爾濱作為東北工業城市，在經濟發展上也因為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而有點裹足不前，產業轉型慢，經濟欠缺活力，人均收入水平低，人才流失嚴重，進而形成了惡性循環，嚴重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但是我們看到，近幾年長春和哈爾濱經濟有所好轉，經濟增速明顯提升，加快發展新產業，結構不斷優化，雖然當前發展質量相對落后，但是上升空間巨大。

社會發展質量評價

位居均分（70.76）之上的有7個城市（見圖4，P43），依次分別是：深圳（88.72）、北京（82.03）、廣州（75.33）、上海（75.08）、武漢（74.98）、南京（73.24）和杭州（73.04）。通過分析分項指標得分排名，我們看到，前三名中的深圳在民生幸福和科技創新上均排名前三，在科技創新方面，目前而言，深圳無疑是中國科技創新能力最為突出的城市。

據深圳市統計局的相關數據，2015年深圳市全社會研發投入占全市GDP比重達4.05%，每萬人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66.2件，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6倍。先進制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76.1%，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占GDP比重超過70%，現代服務業占服務業比重近70%。當前深圳經濟已具備“自我造血”功能，深圳90%以上研發機構在企業，90%以上研發人員在企業，90%以上發明專利出自企業；深圳除了擁有華為、中興、騰訊、比亞迪等一批創新型巨頭外，還存在著大疆、邁瑞等大量的行業領先者，以及海量的創新型中小企業，在企業研發水平上的優勢較為明顯。當前，深圳已經進入到創新驅動，即以研發、創新產業、新經濟等拉動經濟增長的階段。目前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產業、未來型產業的布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體現出了強大的作用。

北京主要在科技創新上相對突出，尤其是北京高校科研機構、創新平臺、創新人才等方面的優勢其他城市難以撼動。廣州則在民生幸福方面得分相對靠前。同樣，我們也發現大連、長春和重慶排名最后，大連主要是科技創新排名相對靠后，下一步應該加大科技投入，促進產業轉型升級。重慶主要是民生幸福排名相對靠后，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上還有待改善，長春則在科技創新和民生幸福的得分上均相對較低，未來需要瞄準一流，補長短板。

生態環境質量評價

位居均分（82.10）之上的有11個城市（見圖5），依次分別是：廈門（87.28）、深圳（86.49）、西安（84.60）、南京（84.34）、廣州（83.63）、武漢（83.21）、重慶（83.19）、寧波（82.98）、青島（82.77）、北京（82.76）和成都（82.70）。通過分析分項指標得分排名，我們看到，廈門、深圳和西安主要是生態建設上相對突出，廈門和深圳具有先天的地理優勢，靠海且位于亞熱帶地區，森林植被相對茂密，綠化覆蓋率高，有效過濾了污染物，空氣質量相對較好。西安則是在生態建設上多多舉措，2015年西安認真落實大氣污染防治“國十條”，通過鍋爐拆改、尾氣治理等多項措施，強力推進建成區范圍內20蒸噸以下燃煤鍋爐“清零”工作。提前兩個月完成建成區范圍內20整噸以下地方燃煤鍋爐“清零”任務。全面修訂《西安市機動車排氣污染防治條例》，從根本上解決了機動車尾氣防治管理措施不足、監管手段不硬、處罰力度不大、部門協調不暢等問題。在全市打響治污減霾攻堅戰，空氣質量持續向好。

天津、武漢和寧波在環境治理上排名相對靠前。在環境治理上，天津2015年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力度持續推進“美麗天津•一號工程”，出臺《天津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重點實施控煤、控塵、控車、控工業污染、控新建項目“五控”治理工程，加強京津冀聯防聯控，全力推進清新空氣行動。制定《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條例》，大力推動水環境治理。嚴守生態保護紅線，推進生態文明制度改革創新。積極運用新《環保法》賦予的新手段嚴厲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全市環境治理進一步改善。同樣，我們也看到上海、濟南和哈爾濱排名最后，上海和濟南主要是生態建設排名相對靠后，哈爾濱在生態建設和環境治理上得分均相對較低。注重資源生態保護，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給人以安全的環境和安全感是高發展質量城市必備的要素之一，哈爾濱應該為建設高質量發展城市多舉措大力提升生態環境質量。

四個直轄市發展質量

直轄市是直接由中央政府所管轄的建制城市，往往具有較多的居住人口，且通常在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上具有重要地位。目前中國四大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均是中國一線或新一線城市，是我國重要省級行政區，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四大直轄市的城市發展質量指數得分情況如下，北京排名第一，其次是上海；天津和重慶排名相對靠后，得分分別為75.24和68.99。通過對四大直轄市的城市發展質量的分項得分進行比較（見表2，P46），我們看到，北京在經濟發展質量和社會發展質量上遠高于其他三城市；重慶則在生態環境質量上具有突出優勢；上海經濟發展質量相對較高，但生態環境質量墊底；天津在生態環境質量上具有一定優勢，但是經濟發展質量和社會發展質量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城市發展質量與人均GDP的相關性分析

GDP只反映了一個地方的經濟總量，但是由于城市規模不同、人口數量不同、產業結構不同、經濟在居民收入上的體現不同，因此，需要將GDP與其他數據相結合，才能看到一個城市更深層次的經濟狀況。當前中國的經濟正處于轉型期，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核心目標，就是中國的人均GDP水平的增長和提升。通過將城市發展質量與人均GDP進行相關性分析，我們看到，兩者在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p=0.792），城市發展質量越高，人均GDP得分越高。這說明，城市發展應該向質量看齊，高發展質量才能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有利于提升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執筆 ：人民智庫研究員 趙紫燕 焦 歡 】

責編：張盈盈 / 董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