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國產紀錄片在歷經漫長的摸索期之后，實現了從小眾到大眾、由冷門到熱門的巨大轉變。置身特定歷史時期，國產紀錄片深度介入現實情境，以多元視角對時代主題進行立體書寫。沐浴著時代春風，搭乘著新媒體加速器，融合著多元化的創作理念，國產紀錄片將國家敘事和市場定位有機結合，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生機勃發的發展態勢。

【關鍵詞】國產紀錄片  國家敘事  新媒體  文化內核    【中圖分類號】J95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紀錄片在經歷20世紀50年代的宣傳教化、20世紀80年代的民族表征和20世紀90年代的百姓講述之后，亟待重新思考紀錄片在國家和民族層面的功能與意義。紀錄片的社會功能，從“政治言說”發展成為“社會鏡像”，最后成為一種“社會意識”。2012年《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熱播，宣告國產紀錄片“公眾時代”的來臨。此后，國產紀錄片繼續發力，呈現出與以往不同且有持續固化傾向的“新常態”。2018年，《如果國寶會說話》《水果傳》《長征》（國際版）等不同題材與風格的紀錄片相繼推出，創造出現象級的傳播效果。

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的“國家敘事”

國家敘事是指敘事學視野下以國家為主體的政治傳播，其目的是對內凝聚共識、引導認知，對外展現國家形象，以此獲得國際認可。作為“國家相冊”的紀錄片，是國家敘事的典型文本，具有其他任何一種影像形式無法替代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在某種意義上，國家敘事是新時代紀錄片講好中國故事、塑造國家形象的主要手段。

首先，以國家為框架、以“中國”為符號，用國家“在場”凝聚精神力量。在央視制作播出的《將改革進行到底》《巡視利劍》《大國外交》和《不忘初心 繼續前進》等電視紀錄片中，治國、理政、改革、外交等關鍵詞成為國家敘事的核心概念。受眾在國家框架中識別并理解歷史事件，賦予紀錄片文本以特定的意義空間和時代景深。《創新中國》《輝煌中國》《中國1927》《紀錄中國》等熱播紀錄片則以“中國”作為顯性符號貫穿始終。紀錄片文本中的“國家在場”使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感受中國歷史進程中的精神力量，從而獲得一種家國一體的鏡像體驗。國產紀錄片把握時機、緊跟熱點、順勢而為的態勢，既顯示出靈敏的時代嗅覺，也展示出形散神聚的強大敘事能力。可見，在這些政治大年，無論主流意識形態建構還是為時代留下影像注腳，紀錄片必然不會缺席。

其次，以全球為對象、以“中國”為觸媒，構建新時代國家形象。以紀錄片為載體的中國國家形象在世界舞臺的亮相，主要有以下三種形式：走向海外的國產紀錄片；中外合制紀錄片；國外“中國題材”紀錄片。2011年，央視紀錄頻道開播，《故宮100》《舌尖上的中國》和《超級工程》等紀錄片相繼進入國際傳播視野，從不同側面展示中國的國家形象。全球化語境下，中外合制紀錄片從之前的“邊緣局部”逐漸邁入國際“主流市場”。從1980年《絲綢之路》拉開序幕到新世紀《美麗中國》《功夫》《鳥瞰中國》《中國春節》《地球：神奇的一天》等影片的問世，中外合制紀錄片逐漸形成規模效應，國家形象在他者視域中綻放嶄新色彩。而以《超級中國》《中國的秘密》《中華的故事》為代表的國外“中國題材”紀錄片，則一改對中國的符號化想象，在體驗式思考的基礎上，逐漸對中國形成客觀凝視。以“中國”為觸媒，紀錄片的國家敘事始于中國，又回歸中國，中國形象在“自塑”和“他塑”中穩步提升。

從電視屏幕到多元終端的生態格局

《紀錄片藍皮書：中國紀錄片發展報告（2016）》依托10年產業數據支撐，結合近年來紀錄片市場的發展，認為中國紀錄片是一個被中國市場嚴重低估的產業。進入21世紀后，紀錄片領域發生的變革，不僅是題材與形式上的拓展，更是制作方法與傳播渠道的革新——基于互聯網的傳播與發行，使得紀錄片的制作門檻越來越低，傳播越來越便捷，這是一個紀錄片的黃金時代。國家戰略是紀錄片產業的核心推動力，而政策紅利激活市場，使得創作主體的生產力進一步釋放。

從電視屏幕到多元終端，從傳統媒體到新媒體，傳播平臺全面發力，為紀錄片市場注入生機。國產紀錄片的生產和傳播呈現出全新的生態格局。《我在故宮修文物》爆紅社交媒體和彈幕視頻網站，《如果國寶會說話》《水果傳》《創新中國》持續走紅網絡，新媒體平臺正在釋放出巨大的市場潛力。多元化的傳播平臺為紀錄片的傳播推廣提供了便利，微博、微信公眾號、APP等一些自媒體平臺的傳播威力逐漸顯現，進一步擴大市場影響力。《二十二》作為紀錄電影市場的黑馬，兼容了紀錄片的真實感和大電影的浸入感，最終以1.7億元完成票房逆襲。而以電視為代表的傳統媒體，也借助紀錄片的網絡傳播紅利迎來新一輪收視熱潮，《我們的青春》《本草中華》《國家記憶》等紀錄片進入電視黃金時段播出，顯示出可觀的傳播潛力。

與此同時，生產和傳播的便捷性使紀錄片產業進入一個全民記錄的時代，民間創作力量異軍突起，成為撬動紀錄片市場的新鮮力量，帶來新的市場增長點。《尋找手藝》《了不起的匠人》《三日為期》等網生紀錄片，立足于普通人的普通事，自開播以來，獲得熱烈的市場反應。中國紀錄片的民間轉向，昭示著作為嚴肅話語的紀錄片，在民間力量的介入下，進一步與大眾連接，與市場接軌。民間力量的蓄勢而上，使紀錄片中縈繞已久的精英主義情結和視角逐步改變，在市場的集結下，紀錄片的官方話語、精英話語和民間話語在博弈中逐步走向平衡。

故事為形、文化為“核”的全新表達

自1980年以后，紀錄片開始顛覆以往以“旁觀”和“介入”方式為主的電影紀錄片制作方式，紀錄片形態更加多樣化，故事敘事方式成為主流。近年來，由于受眾的審美變化、制作者的理念轉變等原因，關于紀錄片“故事化”的手法也越來越多地運用到各種類型的紀錄片中，使得紀錄片得以保持其生命力。《舌尖上的中國》系列是從食物入手，挖掘食物背后的文化，來進行故事化敘述的典范。《我在故宮修文物》以年輕的視角進入故宮這一古老的文化空間，聚焦“文物醫生”和他們的“文物復活術”，以故事化的手段近距離展現文物修復專家的日常生活和內心世界。

但伴隨著全民文化熱潮的蔓延和文化需求的爆發性增長，紀錄片成為觸摸歷史脈搏，感受民族文明的載體。看《記住鄉愁》可以尋找傳統文化基因、留住人們的鄉愁；《本草中國》和《本草中華》則帶著濃郁的草本芬芳和療愈生命的煙火氣，讓觀者觸摸到中醫藥文化的細膩和神奇；《太極中國》則通過影像記錄民俗文化瑰寶，借由人文情懷視角，將太極文化展現在悠久的華夏歷史長河中。文化以紀錄片為媒介，通過儀式化的“文化展演”，建構起意義共同體。

放眼全球，我們的紀錄片在創作理念、生產體制、市場化運營等諸多層面，都才剛剛邁出國際化的步伐，長路漫漫；回望國內，紀錄片的收視份額與新聞、綜藝和電視劇相比，尚存一定差距，與電影的市場、票房和觀影規模相比，亦不可同日而語。在這個意義上，國產紀錄片在培養受眾觀影習慣和審美趣味上的努力依然任重道遠。國產紀錄片的“黃金時代”是否已經來臨？答案不在于當下，而是根植于紀錄片由過去到現在，進而走向未來的歷史序列之中。

（作者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武漢大學視聽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張斌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新媒體使用及其影響研究”（項目編號：13JJD860002）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張卓、陳思：《國際品質 市場路徑——2012—2013年中國紀錄片的生產與傳播》，《中國媒體發展研究報告》，2013年第1期。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