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不僅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也是工作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樂于創新、崇尚競爭、勇于冒險、追求卓越的美國文化特質，對美國的工作效率發揮了不可忽視的正向作用，而制度安排和經濟政策的作用同樣重要。以人才為中心、以創新為重心、以效益為核心的良性循環機制，是美國能夠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制勝法寶”。

【關鍵詞】美國  工作效率  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C97    【文獻標識碼】A

談到美國人的工作效率，一個普遍的評價是“高”。美國人或許有其“懶散”的一面：即使在工作日，也總是不乏曬太陽、遛寵物、逛大街的悠閑者。實際上，“悠閑”與“懶散”可能只是一種假象。美國的一些行業采用“朝七晚三”工作制，員工們每天早去早歸，從而擁有大半天時間來接送子女、做家務，盡享生活樂趣。雖然美國人的工作效率因人而異，但可以歸納出一些基本特征，其影響因素也值得探究。

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不僅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也是工作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美國諸多行業人工成本較高，這主要是因為從業者的工作效率高。從建筑工到修理匠，從理發師到出納員，美國人做事大都一板一眼、干凈利落，并且工作時間連續。這種工作方式大都是有意識的選擇使然。193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公平勞工標準法》設定了工人最低工資與統一的每周40小時工作制；從1985年開始，美國政府部門實行彈性工作制；1997年，美國通過了促進私營企業實行彈性工作制的法案。美國人通過精準安排時間，做到了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很少加班加點，且工作日與休息日界限分明。市場調查機構輿觀（YouGov）的一項調查顯示，52%的美國人認為工作日的工作時長不超過七小時效率最高。

在經濟學語境中，工作效率相當于生產率，包括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它是影響一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關鍵因素，也是體現其全球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正如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所言：“生產率在短期內也許不是一切，但從長期看它幾乎就是一切。”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07年發布的《勞動力市場主要指標》顯示，美國勞動生產率居全球首位。在波士頓咨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評選出的“全球最具創新力企業50強”榜單中，美國占據半壁江山，其中2014—2016年分別有25家、29家、34家美國公司上榜。根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2017年的統計，美國每小時工作產出為69美元（按購買力平價折算），排在第四位。從科技實力看，美國的研發人員規模、高科技成果總量、專利數量、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均居世界首位。總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不僅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也是工作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美國人的工作效率反映了美國的價值觀念

美國經濟史學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曾把美國的強盛歸因于“一億美國人每天早起為自己和家人努力工作”。這不只是對美國人工作態度的一個簡單概括，更是對美國文化的深刻見解。在很大程度上，美國人的工作效率反映了美國的價值觀念。

其一，美國人的工作觀植根于“清教工作倫理”。按照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闡釋，“清教工作倫理”堅信工作是在完成上帝的圣召，財富是榮耀上帝的方式，貧窮是不可饒恕的罪孽。他們努力工作，積累財富，形成了以勤勞、誠實、節儉和制欲為核心的工作倫理。美國的移民先驅們在開墾土地、挖掘溝渠、種植莊稼的勞作中強化了“努力工作是美德”的信仰，這從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給一個年輕商人的忠告》中可見一斑。雖然18世紀之后宗教統治在美國日漸衰微，但清教工作倫理所推崇的工作態度延續了下來，成為了美國文化的重要元素。

其二，敢闖敢試的創新精神是美國文化的精髓。與古老的歐洲大陸相比，美國受傳統社會結構的束縛較少。來自不同國度的移民帶著“美國夢”踏上新大陸，渴望通過個人奮斗實現夢想。令法國歷史學家、政治家阿歷克西·托克維爾（Alexis Tocqueville）感嘆的是美國人“不安現狀”的精神：遷移、冒險、適應變化。勤于創新、勇于冒險、積極進取的特質是美國人的過人之處，也是推動美國社會進步的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

其三，務實精神促使美國人講效率、重行動。殖民地時期的險惡環境與繁重勞動使早期移民對缺乏效率和不夠實用的工具與武器耿耿于懷，并努力尋求符合實際的解決之道。這種實用主義理念培育了美國人對待工作的務實精神，即注重實際效果，摒棄形式主義，以行動求生存，以成效論優劣。在職場中，雇主與雇員是契約關系，他們往往依章辦事，不論私交與情面；相互之間明確表達意見，用數量評價事物，用效益論成敗。

其四，美國人的工作觀深受個人主義的影響。個人主義崇尚自由、自我實現，其真諦在于一個人無論選擇了什么，都是基于個人的自由選擇。在從業方面，美國人很少“從一而終”，流動性很高。按照勞動經濟學的觀點，人才流動的過程是人力資本提升的過程。個人主義理念促使美國人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崗位，并充分發揮其專長與優勢。當然，美國式的個人主義并不意味著單打獨斗、一盤散沙，而是在發揮各自才能的基礎上相互協作。

美國企業的制度安排與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員工的工作效率

按照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制度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良好的管理與員工的工作效率密切相關。作為美國經濟中最活躍的主體，美國企業的制度安排與管理方式有如下特點。

首先，制度創新保障了美國企業創新的持續性。自1911年美國著名管理學家、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發表《科學管理原理》以來，美國企業界不斷嘗試科學的管理方式。從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大規模生產流水線，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的“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制度，通用汽車的“斯隆模式”，到杜邦公司的行政委員會領導制，美國人樂于創新、注重效益、追求卓越的價值觀在企業管理中得到充分體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企業界在營銷戰略、組織方式、生產流程、生產方式、分配制度等方面進行了又一輪的改革，從而拓展了IT革命的影響力。例如，微軟和英特爾等科技巨頭率先采用了“溫特制”（wintelism），使產品以模塊方式進行組合，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利益最大化。這種全新的生產方式是美國利用自身優勢主導全球化競爭的一種創造，大大提高了美國科技業的生產率。

其次，自主管理制度促使員工更好地發揮個性與潛力。美國私營部門的工作壓力較大，但老板也不會一直盯著員工做事，因為美國現代企業奉行員工自主管理制度。該制度的特點是：基層管理人員數量減少，組織結構扁平化，溝通程序簡化；員工由“雇員”變為“同仁”，領導者從監督者和控制者變為指導者和協調者。這不僅有助于增加員工的自由度，同時也提升了企業的凝聚力與工作效率。實踐證明，自主管理制度下的美國企業基于高度互信與密切合作獲得了更大效益。

再次，“雇傭自由原則”有助于美國企業增強活力與競爭力。19世紀末，美國普通法上的“雇傭自由原則”給予雇主任意解雇員工的權力。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促使美國相繼出臺了旨在限制私營部門濫用解雇權力的法律法規，但“雇傭自由原則”至今仍具有廣泛影響力，特別是在私營部門。按照美國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雇傭自由原則”有利于增強雇員的流動性，擴大勞動力市場規模，從而提升企業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因此，美國是公認的“炒魷魚”最狠、最司空見慣的國家。很多企業辭退員工立竿見影，“雇了炒，炒了再雇”的模式令美國人永不懈怠。需要說明的是，美國的一些行業有工會為會員提供利益保障。工會與會員之間有“君子協定”，工會每隔幾年舉行一次大罷工，要求重新簽署一份總協議。工會成員按照總協議與企業簽署合同，以便獲得利益保障。在崇尚自由競爭的美國，工會之所以依然有此威力，一個重要原因是工會募集資金助選的能量巨大，令政客們對工會的利益不敢怠慢。

美國的經濟政策與美國人的工作效率密不可分

經歷了二戰之后的繁榮時期，美國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低迷，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被西德和日本甩在后面。究其原因，不是美國人的工作態度不好，而是政府的經濟政策不利，這主要體現在：龐大的軍費開支導致研發經費低速增長；高利率、高通貨膨脹政策阻礙了制造業對新技術與新產品的投資；“高就業、低工資”的福利政策拖了后腿。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美國勞動生產率明顯上升，其中2000—2005年的年均增長率達3.4%。美國國會研究室（CRS）發布的《國際視角下的美國制造業》報告顯示，2015年美國制造業創造了6.2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36%，高于其他行業的比重，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美國經濟政策的適時調整。

20世紀9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推動了信息技術變革與企業技術進步。克林頓政府積極倡導科技創新，尤其是1993年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啟動了為全球提供信息服務的跨世紀工程，從而造就了信息產業的飛速發展與硅谷奇跡，也帶來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在2000年的總統經濟報告中，克林頓把美國新經濟政策概括為：嚴肅財政紀律，縮減聯邦赤字，對人力資源投資，推進經濟全球化。克林頓的新經濟戰略完善了美國經濟政策理念，提升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

政府的振興計劃促使美國制造業重現生機。在新經濟政策背景下，美國制造業穩步發展。21世紀以來，美國政府把提升制造業競爭力作為重中之重，從而推進了制造業的復蘇。2000—2007年間，美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增幅高達4.7%，超過美國產業整體水平，推動制造業效率提升的關鍵因素是自動化和信息化。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實體經濟遭受重創，作為美國制造業象征與榮耀的汽車業瀕臨破產。為此，布什政府動用金融機構救助資金的一部分救助汽車業，奧巴馬政府向通用和克萊斯勒提供了五年期限的救助資金。巨大的壓力促使美國汽車三巨頭加大創新力度、提高管理效率、重建勞工關系，2011年之后基本扭虧為盈。2012年，美國增加了國家科學基金、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實驗室等重要科學部門的預算，并啟動先進制造技術公會項目；2013年，美國發布《制造業創新中心網絡發展規劃》，由政府牽頭成立創新研究院，創立政學研相結合的研發模式。顯然，近年來，美國政府從研發、融資、培訓等方面著力促進制造業的復興，這是美國勞動生產率強勢依舊的一個重要因素。

就整體而言，美國人的工作效率很高，這是因為他們務實、敬業、不拖沓，對很多事情能夠采取果斷行動。而看似懶散、閑適的生活反映了美國人“該工作的時候緊張工作，該休息的時候放松身心”的“守時”文化。樂于創新、崇尚競爭、勇于冒險、追求卓越的美國文化特質，對美國的工作效率發揮了不可忽視的正向作用，而制度安排和經濟政策的作用同樣重要。總之，以人才為中心、以創新為重心、以效益為核心的良性循環機制，是美國能夠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制勝法寶”。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引以為傲的文化環境正面臨著巨大挑戰。隨著科技手段與消費文化的普及，享樂主義、鋪張浪費以及追求虛榮的行為正在逐漸削弱美國人勤儉自律、自立自強、積極進取等傳統價值觀。而大量涌入的新移民在構建族裔認同的同時也侵蝕著美國的主流文化。因此，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我們是誰》中驚呼：美國正面臨“國將不國”的現實。未來，美國為提升生產率可能采取的政策包括：增加教育與培訓的投入，吸引更多高技術移民，鼓勵創新以推動生產率突破“極限”，引導各行各業增加對創新產品的研發投入；縮小行業生產率差異，推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提升。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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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李文政：《金融危機前后美國汽車業去產能經驗及啟示》，《金融發展評論》，2017年第2期。

責編/王妍卓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