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民主”國家，民眾的“控槍”意愿卻難以實現

2018年3月24日，美國各地舉行了大規模的“控槍大游行”。據CNN報道，僅華盛頓市的游行人數就達到八十萬。游行者們舉著各種自制的標語牌，高呼口號，要求加強槍支管控。看到這些震撼的畫面，聽到這么強大的呼聲，人們不禁要問：在美國禁槍為何這么難？美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民主”國家，民眾的意愿為何不能實現？然而，事情并非這么簡單。

美國的槍多是世人皆知的。美國人手中大概有三億支槍，平均人手一槍。在槍多的地方，涉槍案件的數量自然就多。美國每年發生的各類涉槍案件多達數百萬，包括一些發生在校園等公共場所的惡性槍擊事件。毫無疑問，槍支管理不嚴是槍多與槍案多的直接原因。但是，加強槍支管理在美國步履維艱。

意見嚴重分化，“禁槍派”與“擁槍派”力量旗鼓相當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人的意見嚴重分化，而且觀點眾多。如果大致把民眾劃分為“禁槍派”與“擁槍派”，那么雙方的力量旗鼓相當。

全美步槍協會是“擁槍派”的中堅力量。該協會成立于1871年，現有大約三百萬會員，包括一些政治家，如前總統小布什。該協會強調公民持有槍支是聯邦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并宣稱要堅決反對國會通過任何限制槍支買賣的法律。全美步槍協會不僅代表了槍支持有者的利益，也代表了武器生產商和銷售商的利益。

一般來說，執法機關和司法界人士都主張加強槍支管理。例如，全美警長協會及各州的警長協會就是“禁槍派”的主要力量。他們認為，雖然槍支可以作為公民自衛的手段，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槍支更多地被用作犯罪的工具。因此，要想加強社會治安，必須加強對槍支的管理。不過，“擁槍派”的人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正因為社會中暴力犯罪猖獗，公民才需要用槍支來保衛自己。

涉及不同利益集團，總統提出的方案也未必能得到國會認可

民間眾說紛紜，政府也爭論不休。早在1993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就提出了“嚴格槍支管理和加強警察力量”的打擊犯罪計劃。然而，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這些涉及不同利益集團的事情往往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總統提出的方案未必能得到國會的認可。克林頓的計劃就成了國會中兩黨斗爭的犧牲品。此外，美國的司法系統也可以推翻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決定，而這也為槍支管理增加了障礙。例如，美國國會在1990年頒布了《校區禁槍法》，規定市民不得在離校園1000英尺的范圍內攜帶槍支；后來又在1994年頒布了《學校禁槍法》，規定任何帶槍進入學校的學生都將被勒令停學一年。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95年4月的一項裁決中宣布《校區禁槍法》違憲——違反了憲法賦予美國公民的自由和權利。這顯然是對美國“禁槍派”的一個打擊。

最近，美國有人呼吁就槍支管控問題舉行全民公投，但是并未得到廣泛的響應。美國人已經習慣于由國會通過法律來決定國家大事。哈佛大學的美國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教授曾經指出，讓普通民眾參與國家的政治決策是不合適的，因為將廣大疆域上的裁縫、修鞋匠、種地農夫還有牧羊人全都集中起來，并且還期望他們能夠處理和解決一國之中最為重要的問題，這并不合理，一定會影響政府運行的效率。因此，美國的建國者就選擇了“精英民主”的模式。

大眾民主與精英民主

大眾民主與精英民主是民主概念的一對范疇。所謂“大眾民主”，就是由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全體或大多數人直接參與的民主運作。大眾民主又被稱為直接民主（其實二者并非盡同），就是由全體人民按照“多數決定”的原則直接決定國家大事，譬如一些國家或地區在面臨重大決策問題時舉行的“全民公投”。法國人具有民主傳統，因此常采取全民公投的方式解決有爭議的問題。例如，1962年10月，法國人民通過全民公投的方式確立了總統普選制。英國雖然是君主立憲制國家，但是也會舉行全民公投。例如，2016年6月23日，英國就其是否脫離歐盟的問題舉行了全民公投，結果是贊成脫歐的人超過半數，其票數占52%。

所謂“精英民主”，則是由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少數精英代表人民決定國家大事。這是當今世界上民主國家的基本模式，可以稱為“精英代議制”。在這種模式下，人民代表或精英的選任是保障民主的關鍵，而人民代表或精英的選舉也是民主運作的基本形式。于是，人們就容易把選舉與民主混為一談，認為民主就是選舉，就是“一人一票”。其實，選舉并不等于民主，選舉只是實現民主的手段或保障。直接選舉仍然屬于精英民主的范疇，仍然是由少數人代表人民去決定國家大事。不過，直接選舉可以讓大眾直接選任人民的代表，因而能夠強化這些代表對大眾的責任感并有助于人民利益的保障。

用通俗的話講，民主是大眾的事兒，但是小眾的活兒。小眾要實現大眾的意愿。那么，如何讓小眾做好大眾的事兒？如何保證這些政治精英堅守“以民為主”？這正是民主制度要解答的問題。顯然，美國民主制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