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兩個一百年”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目標，具有其內在生成邏輯及現實必然性，理解和把握這一奮斗目標所具有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將更加堅定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

黨的十九大對“‘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以下簡稱“兩個一百年”）的戰略部署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新時代條件下，準確把握“兩個一百年”，厘清其內在的生成邏輯脈絡及現實必然性，有助于人們形成清晰深刻的整體性認知和自覺性態度，激發全社會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想信念。

“兩個一百年”命題的內在結構分析

十九大報告指出：“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 該論斷對“兩個一百年”作了符合新時代要求的精心安排，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認識論和價值論的高度統一。

從辯證法角度來看，第一個百年計劃的發展成就將為第二個百年計劃奠定起堅實的基礎與前提；而第二個百年計劃將對第一個百年計劃的成果進行揚棄與升華，在繼承第一個百年計劃發展的積極成果基礎上實現所指愿景；同時，依據十九大部署，第一個百年目標實現之年至本世紀中葉又分為兩個階段即“兩個十五年”來安排，前后“兩個十五年”之間又形成了一種相續躍進的辯證關系。

從認識論角度來看，不管是“兩個一百年”還是“兩個十五年”，作為在歷史實踐中提出的不同階段性目標，既有對當下具體國情的科學研判，又有對未來社會發展的前瞻性把握，設定合理科學，前后銜接有序，不僅體現了黨和人民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實踐的深刻反思和理性認知，更深刻反映了基于實踐基礎上人們認知的邏輯演進和內在關聯。

從價值論角度來看，不管是“兩個一百年”抑或是“兩個十五年”，都是黨領導全國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得出的真知灼見，它們共同致力于實現國富民強、民族復興的核心價值目標，既體現了現實性與理想性的統一，又體現了價值追求和價值實現的統一；既為中華民族的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內在動力，又為社會主義優越性提供了最好的實踐注腳。

“兩個一百年”命題的生成邏輯

“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具有其內在的生成邏輯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隱性或顯性地遵從自身發展的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

從歷史發展層面理解，近代以來，國人為改變積貧積弱舊中國面貌進行的艱辛探索，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追求獨立富強、民族復興的強烈愿望，這構成了“兩個一百年”命題的歷史起點。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就如何盡快實現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問題作了深度思考，他認為，要建成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至少需要幾十年甚至整個20世紀的下半葉，這是對“兩個一百年”的初步規劃。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將“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作為20世紀內中國人民的偉大歷史使命，之后，他在十二大上又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構想，對“兩個一百年”進行了深化描繪。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把“實現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從20世紀中葉到21世紀中葉的百年奮斗目標，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五大首次明確提出了“兩個一百年”，而后十六大又將“兩個一百年”寫進了黨章，至此，“兩個一百年”科學命題成熟定型。新時代背景下，黨的十九大又對“兩個一百年”進行了豐富發展，提出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戰略，并制定了“兩個十五年”的具體方案，對“兩個一百年”作出了新的目標要求和系統設計。

從理論發展層面理解，首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兩個一百年”提供了最深沉的文化滋養，為走中國道路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支撐，它所具有的自強不息、求真務實、追求大同的民族氣質和民族精神，推動著中華民族攻堅克難、砥礪前行的步伐。其次，紅色革命文化蘊含的“獨立、民主、求強、求富”的理想追求，為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和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而向著國富民強的復興之路前進提供了最直接的內在動力。再次，在反思和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中，中國共產黨緊緊圍繞“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的民族復興思想，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需求，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現了新的時代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在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進程中的理論勇氣和創新魄力，這些理論成為“兩個一百年”最切實、最科學的行動指南。

“兩個一百年”的現實必然性

“兩個一百年”是基于我國社會歷史發展狀況作出的一種必然性歷史選擇。

首先，人民群眾的現實訴求為“兩個一百年”提供了根本動力。“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把人民的利益需求完整地呈現出來，才能實現人類社會的發展。“兩個一百年”為我們理清了發展思路、指明了發展方向、找準了發展著力點，充分體現了理想和現實的統一、主體和客體的統一、發展目的和發展手段的統一，既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人民群眾現實訴求的積極回應，也是對人民群眾歷史地位深刻認識的集中表現，更是遵循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結果。

其次，唯物辯證法為“兩個一百年”提供了根本遵循。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因，學習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不斷強化問題意識，積極面對和化解前進中遇到的矛盾，才能為實現“兩個一百年”提供根本的方法論保障。為此，我們必須統籌好各方面因素，兼顧好各方面利益，協調好各方面關系，加強各領域的關聯性、協同性，只有這樣，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和把握整個社會的發展要求和方向。

再次，人的全面發展為“兩個一百年”提供了價值指向。人的全面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價值理想，每個時代不斷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都為人的全面發展奠定基礎。盡管“兩個一百年”作為現時代我們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出的階段性目標，但其價值指向卻是為了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積累財富，因此，“兩個一百年”既體現我們當前的共同追求，又體現為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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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