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發展一二三產業融合的農業4.0，助推農民闖進現代農業市場，推動小農戶向職業農民轉變。要準確把握農戶生產經營的新特點，實現小農戶在闖市場中向新型職業農民華麗轉身，在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鄉村全面振興的偉大進程中，謀取更大作為。

【關鍵詞】鄉村振興戰略 職業農民 現代農業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邁進農業4.0新時代

新時代的一場深刻變革，就是推動農業由1.0邁進4.0，推動“四生農業”的出現

農業是自然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相交織的過程，也是逐漸演進的歷史過程。當前，面對國內外市場相連通的基本形勢，農業生產一方面面臨“兩塊板”的約束，即成本“地板”和價格“天花板”這“兩塊板”的雙向擠壓，農民費時費力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了好價錢，持續增收的壓力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受到“兩道箍”的束縛，即農業資源長期透支、過度開發，資源、環境兩道“緊箍咒”越繃越緊，拼資源拼投入的傳統老路難以為繼。農業需要努力邁進新時代，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時代的一場深刻變革，就是推動農業由1.0邁進4.0，推動“四生農業”的出現。

傳統農業是農業的1.0版本，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農業類型。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是典型的“靠天吃飯”農業。農業2.0是工業化、機械化的農業，將農業生產鏈條逐步延伸至加工、儲藏、運輸、銷售等環節。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靠地吃飯”，農民在這種工廠化農業模型下，扮演了產業技術工人的角色。農業3.0是以第三產業的方式經營農業，農民在其中扮演服務員的角色，主要特征是“靠人吃飯”。

農業4.0則超越了單一產業范疇，形成一二三產業融合的綜合型農業，通過一二三產業疊加，創造新供給的“加法效應”，以及一二三產業融合，催生新業態的“乘法效應”，進行農業的深度交叉融合，通過第六產業化，實現集生產、生態、生活與生命為一體的“四生農業”。生產性和生態性是基礎，生活性是核心，生命性是靈魂。農業4.0時代，農民集生產者、技術員、服務員、銷售員等綜合身份于一體，從事農業成為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農業4.0體現了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更高境界，代表著農業發展的新業態、新方向。

縱觀世界各國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模式，大體有四種類型：第一種是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為代表的大農場農業。其以石油化學農業著稱，是農業1.0和2.0版本的典型代表。第二種是以歐盟為代表的中小農場農業，這是農業3.0版本的典型代表。第三種是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代表的大農場與小農戶并存的農業模式。這種“兩張皮”的農業，是農業1.0和2.0版本的交織。第四種是以原住民為主的東亞國家，以日韓和中國臺灣為代表，都具有小農經濟的特征。通過將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由農協或農會來運作各種資源，并成功轉化為資本，從而帶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和諧穩定，體現了農業4.0版本的基本內涵。

農民闖市場，也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利用好以銷售農產品為主要目的的全國性大市場（主流市場），另一方面要開拓具有“四生農業”特征、一二三產業融合的替代性市場。

如何發展以“四生農業”為特征的農業4.0？從認識層面上來說，一要重視和利用農業多功能性和農業所具有的很強的正外部效應。作為人類活動與自然高度結合的經濟過程，農業具有維護生態環境、保護物種多樣性、實現農民生活以及就業和社會保障、保障國家安全、文化教育、醫療休閑、經濟產業等多種功能。可以說，農業是具有多元價值的產業，這種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多功能性發揮了很強的正外部性。二是農業發展必須在三大規律間調適。讓市場規律服從于社會規律，社會規律受制于自然規律，形成一個可持續的循環體系。市場嵌入社會、社會依從自然，兼顧了農業經濟、生態、社會效益，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

我國農戶生產存在“一戶兩制”現象

A模式中，農戶大量施用化肥、農藥等，以獲取規模經濟收益。B模式中，農戶少用或不用農藥、化肥，生產出符合農民安全觀念的農產品

農民利用好兩個市場的背后，是兩種生產動機和“一家兩制”行為。中國是典型的小農國家，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農村市場化、商品化的發展中，農戶階層分化不斷加劇，身份日趨多元化，表現出貫徹不同目標的農業生產行為。據研究，農戶生產存在“一家兩制”現象。一方面貫徹資本邏輯，為市場而生產，我們稱其為A模式。另一方面貫徹生命邏輯，為生活或家計經濟而生產，我們稱其為B模式。A模式生產過程中，農戶采用“化學農業”的耕種方式，大量施用化肥、農藥等生物和化學制劑，以獲取規模經濟收益。B模式生產過程中，農戶采用生態化的耕作方式，少用或者不用農藥、化肥，生產出符合農民安全觀念的農產品，滿足農戶家庭自身需要，并差別化地供給一部分城市消費者（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背后反映的就是農民的差序責任意識）。對這種差別化生產和差別化消費行為，我們將其定義為“一家兩制”，即“一個家庭，兩種制度”。這種“一家兩制”還體現在農戶消費和銷售等各個方面。

在“一家兩制”中， A模式主導的農業生產，因過量化學品投入而存在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也帶來農戶分化和農村衰敗，農民主體性喪失，逐漸成為雇工。在B模式中，農戶從生存理性和社會理性等多元理性的動機出發，通過構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信任共同體，最終實現農產品的價值和農業多功能性。敬畏自然、尊重生命，過有價值的生活。在B模式的農業生產方式指引下，自然生態改善，人際互聯互信的社群關系加強，產生信任、聯結以及網絡結構的集體社會資本和財富。中國正經歷從傳統農業1.0時代向現代農業4.0時代轉型，家庭承包制形成的簡單再生產的傳統農戶正在向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職業農民轉變，切不可以資本邏輯為主導，而應該在農業4.0時代，以遵循生命邏輯為價值取向，實現農業的“四生共贏”和生態文明轉型。

農民闖市場的兩種選擇

主流的全國性大市場，以銷售農產品為主，伴隨農業不可持續危機和食品安全危機的不斷爆發，一個找尋農業多功能性以及本地化、社會化的替代性的食物市場逐漸形成

當農戶貫徹不同邏輯生產農產品和提供食物時，必然深化與不同市場的聯結，于是在“生產—銷售”鏈條上就自然而然出現了兩類市場：

一類是主流的全國性大市場，以銷售農產品為主。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為改造傳統農業而進行的努力，使得“為市場而生產”成為現代農業的主要目的。逐利動機取代自我消費動機，日漸成為食物體系變革的巨大動力。但是一旦資本力量在主流食物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農戶實質是通過逐利性的食品中間商與消費者聯系。食品中間商控制了糧食生產、加工、分配以及整個消費體系，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唯一目標，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控制市場，實現對農戶話語權的控制，并使消費者完全失去話語權，通過低價收購、高價出售農產品來攫取農戶與消費者的利益。食物體系利益相關方的信任關系受單一經濟理性支配，食品安全主要依靠“一家兩制”式的個體自保，城鄉關系割裂甚至對立。這一主流市場適合規模經營的農戶，并需要切實保障農民的話語權。

另一類是發揮農業多功能的替代性市場。伴隨農業不可持續危機和食品安全危機的不斷爆發，一個找尋農業多功能性以及本地化、社會化的替代性的食物市場逐漸形成。在替代性食物市場中，農戶遵循生命邏輯生產安全農產品，通過社區互助農業，巢狀市場、有機農夫市集等新型信任中介與消費者直接聯系，或者無需信任中介，實現產消對接。由于農戶與消費者直接對接，進行良性互動，同時提升了自身的市場話語權，二者之間的信任關系也由單一經濟理性，走向包括生存理性、經濟理性和社會理性的多元理性。消費者了解農產品信息，提升了自己的市場話語權，并支付合理的費用，支持農戶更多地開展安全食品生產。由此，形成新型城鄉關系，人格信任發揮作用，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趨勢初步顯現。

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升級，也必然伴隨著傳統農戶向新型職業農民的轉型升級。在這場主流食物市場和替代性食物市場相互交織、相互爭奪的戰場上，是依附食物中間商、被資本裹挾完成農業和食物體系的去本質化過程，還是重建食物體系的“信任共同體”、回歸農業多功能性、共保食物安全，是新型職業農民在農業4.0時代面臨的挑戰，也是農民闖市場，必須要作出的選擇。

依托合作社，共闖大市場

資本主導的農業生產過程和食物供給體系必然碾壓農戶家庭生產，擺脫農業資本主義觀念的影響，形成有中國特色的農民合作社發展道路

小農農業特征和農戶家庭經營的基礎地位，決定了小農戶和大市場之間的深刻矛盾，也迫切要求農民在多年去組織化之后，重新再組織化，以實現與大市場的聯結。再組織化的一個重要形式，是農民合作社。合作社以農產品生產者為所有者，按照其與合作社的惠顧分配盈余，通過加強農產品生產者的主人地位和他們之間的互助、互惠意識，來降低農產品生產者與生產上下游環節間的交易成本，通過農產品生產者積極參與管理來降低合作社的所有權成本，從而成為一個有效率的組織。農民合作社是新型職業農民參與和創造市場、同資本化的食物體系和市場博弈的“諾亞方舟”，有助于推動農業4.0時代的農民闖市場。

對于當前農民合作社發展尚存的一些問題，應積極應對。第一，擺脫農業資本主義觀念的影響，形成有中國特色的農民合作社發展道路。資本主導的農業生產過程和食物供給體系，必然碾壓農戶家庭生產，實現農業的去農民化、去社區化。當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定位和發展現狀，還是未能擺脫不平等的農業資本主義觀念影響。受資源稟賦的國情制約，新型職業農民所需要的并不是橫向的規模化和雇傭化，而是縱向的生產、加工和銷售等“縱向一體化”服務。農民組織化的發展方向應該是能夠滿足其多樣化服務需求，兼具經濟和社會雙重甚至多重功能，從事農業全產業鏈經營的綜合性合作社。國家政策應該將能夠產生盈利的領域如金融保險、供銷、批發、農資和農機生產等向合作社開放，并賦予合作社在一些領域的壟斷地位。

第二，農民合作社要在農業4.0時代創造新供給，催生新業態。農業多功能性和鄉土之根的性質，決定了中國農民合作社必須是地域化的、一二三產業疊加融合的，更多體現互惠、互信、責任與參與意識。新型職業農民要通過農民合作社的制度性安排。為農業4.0創造新供給、發展新業態。在日韓新農村建設和產業融合發展中，農協或農會以及合作社都發揮了組織實施的重要保障作用。中國農民合作社要擺脫農業單一功能、產業分割的束縛，更多體現農業多功能性，更多融合農村社區網絡關系。在深度挖掘本地特有資源的基礎上，借助六次產業的深度開發，優化生產要素配置，增加當地農民的收入，吸引更多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年輕人返鄉創業創新。

第三，發揮政府在發展農民合作社中有限且有為的作用。農民合作社的發展，不單是合作社本身的事，更應該置于中國農業現代化和農業4.0的大背景中。農業新自由主義倡導下的農業市場化和政府退出，反而加劇了市場失靈，導致市場配置農業要素的低效率。因此，需要政府積極干預農業，降低農民合作社獲得資本、技術、管理、加工、營銷、品牌等要素的市場交易成本，使其更容易獲得貸款、找到稱職的管理人員、獲得銷售環節的信息、獲得合作社運營相關的咨詢服務。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應該由政府主導并且具有公益性質。

第四，鼓勵并支持“農消對接”及建立消費者聯合組織。應對主流食物體系帶來的風險社會的食品安全問題，消費者不僅有權益，更有責任。通過建立消費者協會或組建消費者合作社，加強消費者與農戶的聯系，打破二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重建食物體系的社會信任。倡導公平貿易，借助消費者協會、消費者合作社和農民合作社構建的平臺，消費者能夠更多參與到公平貿易之中，走出爾虞我詐的自由貿易誤區，走向公平貿易，以合理的價格支付，支持農戶進行有利于食品安全的農產品生產，促進安全農業生產模式的社會化。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后，中共蘭州市委黨校副教授魏麗莉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專項“鄉村振興戰略核心機制研究”和中國人民大學“鄉村振興戰略的中韓比較研究”（項目編號：18YYA07）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鄉村振興亟需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新華網，2018年2月8日。

責編/賈娜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