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講話”有關政治經濟學三種提法的邏輯關系

近三年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前后三次從不同角度強調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第一次是在2014年7月8日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第二次是在2015年11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第三次是在2016年7月8日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那么，上述三次講話有關政治經濟學三種不同提法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呢？

第一次講話提到的政治經濟學可以理解為政治經濟學一般的即廣義政治經濟學，而根據恩格斯的論述，“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有待于創造。”①第二次講話提到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特定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特殊的即狹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代表作《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②而第三次提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其研究對象來說也同樣屬于特殊的即狹義政治經濟學。

根據一般和特殊的辯證法，一般即廣義政治經濟學應該是從各種特殊即狹義政治經濟學中抽象出來的，而反過來特殊即狹義政治經濟學又應該是在一般即廣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建立與狹義政治經濟學的完善二者之間的關系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

由于受社會歷史、科學技術和人的主觀認識水平的局限，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往往把他們實際研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一般的生產方式，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批判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這種非歷史主義的觀點時，往往又把其實際研究的具有社會化大生產一般屬性的范疇與特定的所有制關系綁定在一起，把一般商品經濟共有的屬性，界定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屬性，把社會化大生產共有的特征限定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現象。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恩格斯所謂的廣義政治經濟學還有待于建立。因此，要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直接照搬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個別結論，而應該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③具體說，就是要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對不同所有制條件下存在的經濟形式，對任何社會化大生產共有的經濟現象，以及任何商品經濟都共有的經濟范疇，從一般、特殊和個別的角度重新加以界定，在此基礎上才能揭示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本質屬性，從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

從一般、特殊和個別的角度對政治經濟學基本范疇重新界定 

首先，就經濟規律來說，時間節約和社會總勞動按比例分配規律為一般，價值規律（或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作為一般經濟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為特殊，完全競爭市場、完全壟斷市場、壟斷競爭市場以及指令性計劃調節、指導性計劃調節和雙軌制，分別作為市場機制和計劃機制實現的形式為個別。

其次，就生產方式來說，勞動過程是一般（任何人類社會生產都具有的一般屬性），價值形成過程是特殊（與產品經濟和計劃經濟相對應的商品經濟），價值增殖過程是個別（可以劃分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商品生產）。

再次，就生產勞動來說，生產使用價值（包括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有形產品和無形產品即勞務）的勞動是一般，創造價值的勞動是特殊（與自給自足經濟中的勞動和計劃經濟中的勞動相對應），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是個別（可以劃分為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社會主義剩余價值）；

又次，就經濟剩余來說，產出品大于投入品的剩余產品為一般，采取價值形式的剩余產品即剩余價值為特殊，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為個別（相對于由勞動者個人或集體自產自有以及勞動者與資本家共創共有而言）。

最后，就資本來說，作為既是投入品又是產出品的物質資本為一般，采取貨幣或價值形式的資本為特殊，國有資本、集體所有資本、私有資本為個別。

只有在做了上述一般、特殊與個別的區分和界定之后，我們才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找到相關范疇的適用范圍。

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首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用科學的態度研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首先就是要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其方法發生矛盾時，應該按其方法修正其理論，而不是相反，為了維護其理論而違背其方法。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揭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內在矛盾，從而否定其個別結論的學者，與那些教條主義地堅持這些結論而完全置這些結論與馬克思研究方法之間的矛盾于不顧的學者相比，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值得關注的是，前述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的主題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而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引述了恩格斯的上述論斷，強調“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做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④

其次，要全面把握政治經濟學體系。政治經濟學作為研究國民財富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相關制度演變的一門科學，既是經濟學的原初形式，又是現代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最初就是以古典政治經濟學（或簡稱古典經濟學）的形式出現的，馬克思把自己的經濟學巨著《資本論》看作是對英法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西方經濟思想史則大都把馬克思歸入古典政治經濟學家。

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激進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作為非主流經濟學與作為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同時構成現代經濟學的組成部分。

無論是從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還是從科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出發，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都應該不僅要同時借鑒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有益成分，而且要海納百川、兼收并蓄。

第三，要密切聯系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實踐。我國以往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普遍存在著脫離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照搬經典作家只言片語、用理論裁剪和裁決現實的教條主義傾向。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研究，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用以指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這是時代賦予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使命。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家經濟學探索”（項目編號：16ZDA24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9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頁。

③④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