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國際化和資本化的潮流沒法阻擋，先生儼然最后一名武士，孤軍奮戰

1995年，我從復旦來社科院讀博士，每周末都從城東南往城西北走一遭，參加李猛組織的福柯讀書會，無比快樂。得知上半年葉啟政先生在社會學系開了系列課程，沒聽到覺得惋惜。第二年春天，葉先生又從臺北千里迢迢地來了，這一次專題是“文化社會學”，頓覺興奮異常，一個多月里，每周穿梭京城就變成了四個來回。說實話，大陸學界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雖說不如以前熱鬧了，但思想文化之風并沒有停歇。不過，初識葉先生，卻有著不同的感受。

那時候，先生未到花甲之年，和藹極了。衣著隨意中透著講究，講課的語調是溫文的，又有幽默在。葉先生的風度那么自然，不著痕跡，舉止中飽含詩書，這是在那個時代的大陸學者中不多見的，不免讓我們這些年輕人多了些敬意，也覺得親切。先生的生活態度是向上的，學識淵博，閱歷豐富，還沒有入夏的季節，就在勺園的水房里澆冷水澡，笑稱為“通體”。學生們當然特別喜歡圍著他聊這兒聊那兒的，“外校”來的我，開始時還有些拘謹，過了幾天就能與先生隨意相處了。于是，我開始慢慢知道，葉先生在臺大每周都領著學生讀書，余閑的時候還帶著學生喝酒、登山。

多年以后，我們這些年輕人都不年輕了，可帶學生讀書的做法從來沒丟，想來是不知不覺中受了先生的影響，甚至講課的方式、研究的取徑、為人處事的態度，都有先生給的養分。葉先生常常認真說起他一輩子最大的志愿，就是來北大哲學系讀書，怎奈兩岸相隔萬里，只徒有一份空念而已。如今，受他影響的這些學生很多在北大的講臺上，繼續他的志業；20年后，他也再次站到了這個講臺上，學術的傳承就在他的音容笑貌里，怎不讓人高興啊！

不過，坦率地講，這20年學術界的變化很大，思想、文化和教育有了新的處境，學者的心境也不同以往。臺灣學術跟國際的接軌，比大陸是要早了很多年的，結果是，規范性的學術工作越來越得到重視，國際上，特別是美國式的常規研究愈加得到推崇，可發于自己本真生活的問題卻越來越受到漠視，思想性的反思讓位給純技術化的實證研究，年輕的學者拼命拉車，奮力前行，拿到“國科會”的基金，在美國頂級刊物發表paper，是“升等”唯有的兩條通路……葉先生多年前就同楊國樞先生一道，為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而疾呼，只是胳膊終究擰不過大腿，學術國際化和資本化的潮流沒法阻擋，先生儼然最后一名武士，孤軍奮戰，孑立支撐，可謂悲壯！

任何實質的學術突破都不是比出來的

葉先生常把學術的未來寄托于大陸學界，寄望于年輕學子。但近年來的狀況也不令他樂觀，我們深處其中，當然也不樂觀。學生們覺得績點決定自己未來的命運，學者們覺得課題和論文決定命運，教授們覺得品級和名銜決定命運，編輯們覺得引用率和影響因子決定命運，校長們覺得大學排名決定命運，都不過是一檔子事。也就是說，要用外部的條件或既定的標準來刺激學術和教育的發展。很多年輕人一旦進入這個龐大復雜的系統，要么茫然不知所措，三頭六臂，疲于應對；要么精打細算，依據不同標準的要求制訂最優方案，過早把自己鎖定在狹小的學術領域里，只讀美國期刊近十年的研究文獻，無知者無畏，卻不過是未老先衰的征兆。學者只為稻粱謀，這是學術發展的大忌。

一個國家、一種文明傳統中的學術研究，究竟做得好不好，一流不一流，是要參照國際上的標準的，人們常說比一比才知道，就是這個意思。不過，任何實質的學術突破，范式上的革命，還有那些真正能夠撫育心靈、提升精神的學問，都不是比出來的。很多事情比了，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但只靠跟別人比，卻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自然天性，不能知道自己的心系所在。很多事情比了，才能說明自己站在了世界的舞臺上，但只靠跟別人相比，并不能了解站在舞臺上的這個自己究竟是誰。學術上一旦去追求模仿所謂的“一流”，反而成了“二流”，只有正視自己的文明傳統，守正出新，開辟出未來世界的獨特樣貌，才堪稱真正的“一流”，才是偉大的文明。所以，學術上的進步，比照中的“一流”只是一種準備工作，真正的“偉大”，從不會出自一種既定的標準，而永是一種未完成的使命。

幾十年前，葉先生就是這樣做的。從先生的治學經歷里，我們能夠強烈地感受到，從他“志于學”的那一天起，這種學習和追索的腳步就一刻也沒有停歇過，直到今天，他依然每周帶著學生讀書，吃便當，每天筆耕不輟，通過讀書寫作來修養和思考。他治學中的起承轉合，就是學者從平常之中所追求的“大境界”。

任何技術都不是拿來就好用的

2015年底，葉先生在上海大學講學，其間系里也專門辦了場社會理論的研討會。晚上吃飯，我們這些晚輩也像往常那樣跟葉先生談天說地，很愉快。不知怎地，葉先生說到了美國實證性的經驗研究的來龍去脈，說到了《美國大兵》這樣的代表著作是怎樣出來的，二戰期間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怎樣受美國陸軍部的委托資助來實施調查并展開統計分析的。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這個話題本不是我的研究領域，卻極感興趣。以前無論是編刊物，還是讀論文，定量研究方面的成果不少。可是，有四類文章幾乎是很難見到的：一是直接徑入數理證明的，即對于測量及統計原理之基本問題加以檢討或推展的；二是對于定量分析所賴的實質經驗研究之來由、歷史及演變軌跡進行梳理的；三是對于量化研究針對不同社會文化傳統而進行方法調整和創新的；四是追溯行為科學及其數學思維方式的思想來源和脈絡，并針對人性之基本設定而展開論述的。時下多數的量化研究，都是“拿來”的東西，都是技術主義的移植產品，甚至就方法和技術本身來說，大體上也不過是些應用的做法，用別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腳，用西方最主流的方法和通行的小中層理論硬說中國人自己的事情罷了。

我個人對量化的經驗研究素無偏見，當代社會密度那么大，流動性那么高，社會運行的抽象程度那么強，全球化的形勢那么逼人，連一個小山村的農民的生活想必都與馬克思所說的世界歷史的邏輯緊密聯系在一起。要把握這個龐大繁雜的世界的規律，怎么也少不了測量和統計的辦法。可是，任何技術都不是拿來就好用的，好的研究技術總是要對應著人性的設定、外部的條件、特定的文化基因以及一個社會長久的發展歷史的，沒有對這些問題的審慎考量，唯技術論、唯方法主義就是瞎子摸象，就是東施效顰。尤其對于學術研究來說，甭說是思想創新了，就連把握社會生活的基本情況實在也是做不到的。更何況當下世界并不是一個既定好了的狀況，似乎天下已然太平，到了歷史的終結點上；相反，這個世界危機重重，到處都是疑難雜癥，如何可以用現成的方法來把握和發現？沒有對于現代社會基本預設的拷問，沒有對于不同文明歷史變遷的追查，學術還會有何貢獻？

正因為此，葉先生不經意間說的事情，我頓然覺得意義甚大。于是，便想方設法把先生請到北大來，把上面所說的量化研究的原原委委道給年輕的學生聽。葉先生打趣地說我“綁架”了他，沒錯，能夠勝任這項工作的，非先生莫屬，當然要“綁架”他。從先生上述的治學經歷看，對此問題必是最有體會、最深思熟慮的。他曾“迷”過這樣的方法學說，也必然知道其中的“障”在哪里。（作者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