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兩會參加政協聯組會討論時，明確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稱作“新型政黨制度”。這是政黨自信、制度自信的集中體現，也是政黨邏輯、政治邏輯的中國表達。

政黨是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重要推手，是政治實踐的主要參與者。有政黨自然就有政黨制度，人類社會上千年的政黨實踐確實也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政黨制度，至今對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產生著極為深刻的影響。那么，較之此前的諸種政黨制度，包括現代西方社會的政黨制度，“新型政黨制度”究竟“新”在哪里，“好”在何處呢？奧秘就蘊含在我們政黨制度的名稱中。

首先是“多黨合作”，這解決的是政黨制度代表性問題。盡管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擺脫了以往諸多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是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從總體上已經充分代表著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在現代社會結構越來越豐富復雜、社會群體越來越分化多樣的背景下，再有一些政黨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反映和體現不同社會群體多樣化的訴求愿望，對保證政黨代表的全面性更加有益。所以，毛澤東同志當年就明確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講的就是通過多黨實現代表的廣泛性，有效避免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

當然，有了多黨還要講合作。如果各個政黨以鄰為壑、互相拆臺，動不動就吵成一鍋粥、打成一窩蜂，抓住一切機會污蔑丑化對方無所不用其極，也是不可能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通過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既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也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

貫穿始終的是“政治協商”，這解決的是政黨制度參與性問題。不同的政黨走到一塊來如何體現自己的政治參與，如何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如何提出自己的政策設計，通過政治協商，也就是“商量著辦”。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說就是“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正因為新型政黨制度的這種政治邏輯造就了中國政治發展嶄新氣象，政黨之間、各種政治力量之間不固執己見、不自以為是、不排斥異己、不獨斷專行。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最后，商量出共識、商量出最大公約數、商量出正能量、商量出精氣神，商量出治國理政大好局面、商量出改革發展豐碩成果。

最為本質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解決的是政黨制度有效性問題。鄧小平同志當年就講過，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把幾億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由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沒有這樣一個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那就只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現代社會各種利益關系錯綜復雜，各種觀念價值紛至沓來，不僅政治方向、政治道路的選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選擇之后能否堅定堅持落實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沒有一種堅強有力的政治力量來正確掌舵，就不會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政治道路的堅守，而在當代中國這一力量只能是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礎上，各政黨、各種政治力量“眾星捧月”，中國共產黨集思廣益、統攬全局，做到“六合同風，九州共貫”，這是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必然選擇，是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真正負責任的選擇。

這是“新型政黨制度”，更是優秀政黨制度。我們有底氣自信，我們有資格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