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黑惡勢力主要體現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按照學者孫銘鴻的定義，“村霸”一般是指在一個村或農村一定區域內，仗勢欺人，稱霸一方，危害農村社會治安秩序，引起公憤的人；或誣告陷害、煽動群眾、操縱鬧事、制造事端，嚴重危害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違法犯罪分子或犯罪團伙的頭目。近些年來，農村宗族勢力在一些地區興起或恢復，并且勢力逐漸擴大。很多宗族往往以編輯族譜為開始，繼而修建祠堂，然后聯宗祭祖，并成氣候。這些建祠堂、建祖墓等活動離不開經費支持，宗族往往通過在族人群體中發起私募的方式籌集資金。在各種活動中，宗族組織化程度逐漸提高，規?；潭纫矓U大，甚至實現縣際、省際和國際聯系。這些勢力，如果正確引導，其價值是無可厚非的；否則，可能會發展為干預基層治理的新勢力——宗族惡勢力。

“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政治的阻礙，“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往往盤根錯節，倚財仗勢，干亂國法，操縱選舉；二是對法治的踐踏，“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常常敢于暴力抗法、對抗政府、挑頭滋事；三是對市場經濟秩序的擾亂，“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常常強拿強要、欺行霸市、坐地納貢；四是對平民百姓的傷害，“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常常橫行鄉里、違法犯罪、殘害無辜。

一、“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產生的原因分析

“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存在由來已久。在古代社會，小規模的流氓地痞和大規模的流民造反落草為寇的現象比比皆是。近現代社會，形形色色的土匪其實就是已成氣候的黑惡勢力。當今時代，鄉村黑惡勢力仍然存在，有其歷史和現實原因。

歷史原因

中國傳統社會是農耕社會，農耕文明歷史悠久，“耕讀傳家”是士人的生存和發展本。“耕”“讀”結合，以半耕半讀為生活方式，既親自參與農業活動，又苦讀文化經典，退可以自保，進可以求名，是舊時代的生活常態。寒窗苦讀，金榜題名之后，士人離別家鄉，登科進官。在功成名就年邁力衰之后，士人告老還鄉，解甲歸田，回到鄉村。可見，鄉村是士人的起始和歸宿。中國傳統社會的鄉村治理，之所以能夠“皇權不下縣”或者“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靠的就是鄉村中的紳士階層這一“無形組織”來進行治理的，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紳士階層（或“士紳”），就是科舉功名之士和退居鄉里的官員，這些人是宗族文化的重要傳播者和踐行者。

時至今日，在農村，由于受傳統專制社會的影響極深，宗族文化指引下的宗族勢力也將長期存在。在通常情況下，宗族勢力能夠凝聚人心，增強歸屬感。但在利益關系中，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宗族文化可能成為謀取小團體利益的思想基礎，宗族勢力可能成為違法犯罪勢力的組織基礎。對于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而言，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需要學習才能掌握的，即使學到了也容易忘記，“紙上得來終覺淺”。然而宗族文化、人情世故和倫理綱常，則是從小到大耳濡目染，在行動中感知的，有多年的切身體會，已經“融化在血液里”，更加刻骨銘心。在村民的心中，人情是第一位的，正如一個著名對聯所述“一人為大，二人為天，天大人情，人情大于天”，即是此意。以農村選舉為例，選舉中選誰不選誰，對個人而言，是一個權衡的過程，即使城市市民也是如此。普通農民無法不受“人情”文化的影響，選取的對象往往也未必是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而是對自己宗族最有利（至少是危害最少的），這樣的民主選舉事實上并非“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為“村霸”的出現鋪平了道路。

現實原因

村民自治制度本身不健全且易受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導致其容易被“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利用。就村民自治制度本身而言，村民選舉的監督機制不嚴格，導致選舉中存在程序缺乏正義、內容遭受操縱和村民參與度不高等問題，進而使得選舉流于形式，被選者也可能并非真正的合適人選，不會按照群眾的意愿管理村務。就外部影響而言，最主要的是人口流動的影響。人口流動有利也有弊，其有利者表現在：一是經濟收入提高，有利于參與村中政務；二是常年在外地，視野寬闊，能夠借鑒發達地區的經驗；三是在外務工或經商的農村人，市場意識和法治意識強，有利于鄉村民主化治理。但農村人口流動也有弊病，表現在：村民多數時候外出務工，不在村中，參與度不高；優質人才流出，在村里更難有能與農村不良勢力抗衡的人士；外出務工者常年在外，對村莊的歸屬感逐漸降低，甚至有“客舍似家家似寄”之感。

二、社會工作介入農村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可行性

“村霸”與宗族惡勢力嚴重影響鄉村治理，屬于典型的社會問題。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很多，依賴國家機器實施強制手段是最重要的一種。對于嚴重社會問題特別是犯罪分子，這種手段不可或缺。但也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所言，“要嚴格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及其‘保護傘’要依法從嚴懲處”，“寬”的手段也是必要的。放大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工作方法來講，法治手段帶有強制性，可以歸為“嚴”的處理方法，社會工作介入則是相對較“寬”的方法之一。

社會工作一貫秉承“助人自助”的理念，幫助弱勢群體，完善其認知行為，協助其發展自身潛能，達到更好的生活狀態。社會工作能否介入解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這一社會問題，需要進行解析。為了解析社會工作介入的可行性，首先需要分析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最初根源。“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并非一天產生的，也并非不能轉變品性和成為宗族慈善群體（至少是不再作惡的群體）。他們在當初步入社會的時候，也并非注定就會成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

社會工作到底能否對他們進行“幫助”，讓他們正常地回歸社會呢？讓我們從根源上對他們進行剖析：

流氓型村霸

嚴格來說，依照社會工作的價值觀，對任何服務對象必須尊重，不可以用標簽化、類別化或“污名化”的方式，將服務對象歸結為“某一種人”。標簽化的方式，是忽略個體差異的典型方式和表現，容易造成對人的偏差了解，容易將人看成是“偏差的人”，進而造成對服務對象的誤解與傷害，根據庫利的“鏡中我”理論，人們對“我是誰”“我能做什么”的問題的回答只能依據別人對自己的看法，當一個人被貼上標簽時，他會很容易按照這類人扮演角色，甚至逐漸成為這一類人，特別是當這樣的標簽指向不受社會主流文化接受、被社會否定時，這樣導致服務對象感受到從內到外不被理解和尊重的感覺，其自我否定更嚴重，更加無法正確地認識自己。

首先，對散落在街頭“干尋釁滋事、爭強斗狠、調戲婦女等等有違公序良俗事情”的群體，不應該強行冠以“流氓型村霸”的稱謂，而應該教化他們，尊重他們的人格。在此，我們姑且稱之為“行為待改進型村民”。這些村民，往往具有一定的人格障礙或價值觀畸形。在他們幼年時期，由于自身稟賦的不健全，加之家庭教育的缺失甚至可能受到不當的家庭教育，比如遭受毆打、謾罵等，使他們在性格或價值觀方面存在缺陷。入學后，這些人可能由于性格獨特、品行不端等各種原因，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排斥，最終可能導致其早早輟學，混跡社會。在社會上，他們既難融入主流的成年人社會，也難退回到尚處于求學階段的同齡人群體，備受孤立，這樣他們很容易形成反社會型人格。如果此時正好找到了經歷身份相似的輟學同齡人，他們會自然而然地成為兩肋插刀的“哥們兒”，相互影響，最后與正常人的心理和行為差距或越來越大。

由此可見，所謂“流氓型村霸”，其實是社會工作的重要對象，需要進行心理上的撫慰、資源上的鏈接和社會上的支持。

黑社會頭目型村霸

“黑社會頭目型村霸”往往是“流氓型村霸”規模化和組織化后的產物，如果從源頭上對其重要成員“流氓型村霸”進行深度干預，“黑社會頭目型村霸”將因為缺乏組織基礎而逐步瓦解。當然，“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對于危害巨大、積重難返的“黑社會頭目型村霸”，首先需要國家機器對其予以強制，然后再運用社會工作方法進行幫助。

宗族惡勢力

對于宗族勢力，在社會工作者的視野中是可以辯證地看待的。組織化的宗族，其實就是社會組織，它具備社會組織非政府性、非營利性、自治性等基本特性。在合理監管的前提下，社會工作者是可以與宗族組織聯合起來參與社區建設的。對于宗族惡勢力，由于已經具有規模效應，影響較壞，同樣需要國家機器對關鍵人物予以強制，然后再運用社會工作方法進行幫助。

三、社會工作介入農村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策略

社會工作不是萬能的。在農村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社會工作者要找到自身的角色。針對三種服務對象，應該采取不同的方式發揮不同的作用。面對“流氓型村霸”，社會工作應該發揮主要作用，方法可以采用個案工作方法。面對黑社會頭目型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社會工作應該配合公安機關發揮輔助作用。

社會工作介入的基本理念

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是服務對象的合作者和拓展者。針對已經被標簽化的服務對象（村霸和惡勢力），社會工作者仍然應該尊重和接納他們，但不代表認同其作為。在尊重和接納的前提下，社會工作者要和服務對象共同合作，以“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去聆聽案主的故事，進入案主的世界，發現問題和優勢，尋找服務對象曾經的“輝煌”，重新拾回自己信心，繼而引發服務對象對自己所期待生活的思考，做出新的決定。

社會工作的目標是使服務對象潛能發揮，從而達成自我實現，貢獻社會。社會工作的基本精神是“助人自助”，最終要實現服務對象的自助。在幫助服務對象（村霸和惡勢力）重新回歸社會，促進其自助過程中，社會工作者需要平衡服務對象的自立自決、風險與保護。每位服務對象都是獨特的，有著豐富的生活經歷和興趣、才能、技巧、需求及愿望，社會工作者通過傾聽服務對象的人生經歷，了解他們的感受，與服務對象建立伙伴關系，以幫助他們認識自身生活經歷的價值，激發服務對象的能力與優勢，實現每位服務對象的自立、自決。在幫助服務對象實現自立自決的同時，還需要考慮提供適當水平的保護。

主要關注服務對象所具有的優勢而非問題。社會工作者應該從一種與世俗觀點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服務對象、看待服務對象的環境，不再是孤立地或專注地集中于問題，而是把目光投向可能性。社會工作者雖然并不否定服務對象存在的各種問題，不否定每一個服務對象存在一定的缺陷，但社會工作者更相信這些人也擁有自己的潛能和優勢。社會工作者應該持有尊重和賞識他人的姿態，能夠像好奇心極強的小學生一樣對服務對象的希望和夢想感興趣，而不是像專家一樣聲稱比服務對象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動機。

社會工作介入策略

讓服務對象正確認識自己。服務對象既然已經被貼上了“村霸”或者“宗族惡勢力”的標簽，說明人們對他們的評價多數是負面的。按照鏡中我理論，他們自己印象也是消極否定的，甚至自我矮化，自暴自棄。他們對自己的優勢早已忘記，甚至拒絕承認自己也是一座寶藏。在長期的自我譴責中，服務對象早已把自己定格為一個沒用的廢人，沒有人看得起，由于覺得反正人們看不起，他們變得仇恨社會，一旦偶遇有辱他們自尊的場合，就會用暴力去應對，以求得快意恩仇，平衡自己扭曲的心理。因此，社會工作者要運用社會工作專業技巧，應該陪伴服務對象一起看清他們身上所隱藏的優勢并加以引導，讓他們能夠重新認識自我，覺得自己“有價值”，能夠積極地生活。對于服務對象心中的苦惱、哀傷、焦慮和憤怒，應該創造條件讓其宣泄。在宣泄中，服務對象會開始忘記過去，形成改變的動力，實施積極的行為，以實現個人的生活價值，開啟未來。

在介入過程中，社會工作者要善于發現這些服務對象身上的閃光點，比如反應敏捷、富于想象力、處事豪爽等等。這些特質是服務對象開啟未來的資本。此外，還有其外在的資源，比如其家庭、友人、親人、同窗、村中的社會組織等等，這些都可以用來為服務對象提供支持和機會。

幫助服務對象揚其所長。在介入過程中，社會工作者鼓勵服務對象向有意義可實現的目標奮進。當服務對象看到所希望的結果后，就更能認識他自己，不再自我矮化，自暴自棄，嘗到了“勝利的甜頭”，他會更有信心發揮其所長。社會工作者要和服務對象一起尋求適合服務對象優勢發揮的機會，讓服務對象在機會中進行他的活動。既可以通過個案工作方法，采用直接的、面對面的溝通方式，深入了解他們的所感、所想，充分認識自身擁有的資源和潛能，也可以在小組工作中，在特定的情境中讓他們重新發現自己，表達自己的想法，獲得對社會的重新認識，恢復和提高自信，協助個人增強社會功能。

幫助服務對象發展自我。發展自我是社會工作介入的目的之一。要實現服務對象的自我發展，首先要重塑其自我概念。對服務對象來說，個人資源和社會資本的缺乏，現實中的被邊緣化，導致了他們自我概念的偏差。偏差的時間越久，他就會不再對生活抱有希望。因此，重新塑造服務對象自我概念意義重大，將服務對象的自我概念和成功體驗有機融合，最終讓服務對象構筑起內在和外在的優勢，重拾生活的信心。

此外，社會工作相信“人在環境中”，環境不良會導致個人和社會關系的失調。社會有義務和責任幫助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社會工作者要學會在服務對象的周圍環境中尋找能夠和愿意幫助他的個人或機構，幫助他們建立起完善的社會支持網絡，這樣更有利于其形成健全的人格，與社會和諧相處，實現再社會化。

【本文作者為仲愷農業工程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主任】

責編：趙博藝 / 賀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