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意味著經濟發展健康、穩定、可持續，百姓消費更安全、出行更方便、身體更健康、生活更自信，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意味著單位 GDP的能耗降低、污染減少、附加值提高，天更藍、水更清、山更綠；意味著更加均衡、更加協調地發展，不同區域、不同領域、不同群體的發展差距不斷減少或消除，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不斷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根據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特別是我國發展條件和發展階段變化做出的重大判斷。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保持年均9%以上的持續高速增長，部分年份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兩位數以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然而，由于內外部條件的變化，使得我國原有的主要依靠投資和外需拉動、粗放式擴張的增長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迫切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了重大轉變，高質量發展是化解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有效措施。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為了落實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要求，本文從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前提、關鍵和保證四個方面進行闡述。
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把握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明確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有助于統一認識、匯集智慧、凝聚力量，共謀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目前，對于高質量發展的理解存在分歧，沒有達成共識。十九大報告關于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論斷，與十九大報告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判斷相一致。這既是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突破發展瓶頸的現實選擇，也是化解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兩個一百年”目標挺進的關鍵時刻做出的歷史選擇。因此對于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可以通過綜合以下兩個方面加以把握。一是以是否有利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標準，判斷是否是高質量發展。從這一視角而言，高質量發展意味著要突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產品質量不高問題和民生短板問題等。二是通過識別經濟社會發展中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來界定高質量發展。從這一視角而言，高質量發展意味著解決包括區域發展差距、城鄉二元分割及其城鄉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等問題，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五個方面不平衡發展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還需解決經濟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不足等發展不充分的問題。
高質量發展意味著經濟發展健康、穩定、可持續，百姓消費更安全、出行更方便、身體更健康、生活更自信，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意味著單位 GDP的能耗降低、污染減少、附加值提高，天更藍、水更清、山更綠；意味著更加均衡、更加協調地發展，不同區域、不同領域、不同群體的發展差距不斷減少或消除，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不斷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只有實現高質量的發展，才能形成經濟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榮、社會公平、生態良好的發展格局，才能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
高質量發展的前提：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經濟工作會議。會議明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同時強調要統籌規劃，有序推進，確保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這三大攻堅戰也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應當解決的題中之義。要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首要任務就是要保持經濟發展的穩中有進。過去我國發展經濟重速度，現在我們不過分重視發展速度，而是著重發展質量，但這并不意味著不要速度、完全放棄穩增長，而是說經濟增速可以稍微減緩一些，但要更加健康，并且能有效地掌控風險，尤其是金融風險。此次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因此經濟運行仍然要保持在合理區間。這既是完成第一個百年目標的需要，也是提升經濟發展信心、避免經濟失速陷入“硬著陸”風險的需要。“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條件。
因此，為了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首先必須落實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措施。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宏觀杠桿率處在可控范圍之內。但從微觀角度而言，一要對金融、房地產等杠桿率較高的部門，降低杠桿率，引導資金“由虛入實”，同時壓降“僵尸企業”杠桿率，鼓勵資金向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傾斜。從宏觀角度而言，財政政策應提高效率，完善地方政府舉債制度，防范地方政府債務水平無序增長；貨幣政策則應在降低杠桿率政策導向的基礎上，進一步實施定向傾斜政策，譬如增強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等的扶持力度等。
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啟用新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
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基礎上，為了落實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必須改變政績考核指標體系。過去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偏向GDP，使得地方政府特別重視經濟建設，將主要精力和資源用于招商引資、房地產等可以拉動 GDP 增長的方面，對生態建設、社會民生等領域重視不夠。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啟用新的能夠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新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的設計，要貫徹“五大發展理念”，落實“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要有利于化解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使其能夠引導地方干部將工作目標集中到高質量發展上來。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應由“六個分體系”組成，包括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以及績效考核評價體系。工作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考核的有效性，而考核的有效性又取決于考核指標體系設計的科學性，沒有科學有效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高質量發展很難落到實處。
高質量發展的保證：實施六項具體措施
一要促進創業、創新，解決實體經濟科技含量不夠高、市場主體不夠活躍的問題。首先，要加快創新發展步伐，促進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實體經濟的發展。其次，要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通過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激發國有企業的活力。尊重各類市場主體的平等產權，激發民企的活力。第三，通過放寬市場準入、促進自由貿易和提升對外投資水平促進對外開放，通過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提高經濟社會的活力，從而促進創新。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三項推動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部署：一是更加注重進口；二是更加注重服務貿易，旨在加大金融業開放力度；三是更加注重對外投資，促進資本項目的開放。
二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生產效率不高的問題。一方面要繼續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另一方面要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重點在“破”（破除無效供給，清理僵尸企業）“立”（建立新的有活力的企業）“降”（降成本）上下功夫。大力培育新動能，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改善供給結構、提高供給質量，大力破除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努力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就是通過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進質量、效率和動力的三大變革。
三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我國存在東中西部三大區域的發展不平衡問題，針對這一狀況應根據具體情況實施差異化發展戰略。要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發揮比較優勢推動中部地區崛起，深化改革助推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規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等創新引領的示范區域，形成東部地區優化發展的制高點，支持東部地區率先推動高質量發展。充分發揮中央政府的協調作用，強化東中西部在發揮各自獨特發展優勢的基礎上，建立起更加有效的東中西部協調發展的新機制。
從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角度來看，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滯后于城鎮，是不平衡發展的重要內容。要通過鄉村振興戰略消除制約城鄉一體化發展、融合發展的短板。從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角度來看，農業現代化是短板。要深化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借鑒歐美日本韓國等發達經濟體的做法，強化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鄉村戰略，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實施“一村一品”“一鄉一品”的特色農業產業發展戰略，助推農業經濟發展；推動農村“三產融合”，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惠及更多農民；通過土地整治更有效地服務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大力開展高標準農田建設，二是通過科技創新形成一批優質耕地，為農業土地利用的優質建設、優質利用、特殊保護創造良好條件。
四要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稅收制度的改革，解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問題。貧困現象是民生問題中最突出的短板，解決貧困問題有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不僅如此，解決貧困問題還有助于解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促進中國和諧社會的構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共同富裕的目標。正因為解決貧困問題具有重大意義，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莊嚴承諾：“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關鍵是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任務。可以采取八個方面的措施助推打贏脫貧攻堅戰：一是科學制定階段性脫貧攻堅任務，積小勝為大勝、全勝；二是集中優勢兵力精準攻堅，對不同致貧原因分類施策；三是加大政策和資金的支持力度，多措并舉形成脫貧攻堅的合力；四是積極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扶貧，完善社會扶貧的激勵機制；五是加大貧困人口脫貧內生動力的培育力度，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六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村三產融合；七是加強組織領導，強化責任意識；八是加強考核督查工作，確保脫貧攻堅工作落到實處。通過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抑制較高收入人群收入過快增長的勢頭、提高較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保障極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需要。
五要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解決環境污染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環境保護得到空前的重視。以大氣、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攻堅戰為重點，我國環境治理進程進一步加快。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污染物排放量依然處于高位，環境壓力仍然巨大。污染物排放的三大源頭是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生活、城市生活。目前，只有城市生活這個源頭得到了有效控制。為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要采取綜合性防治污染的措施，要從末端治理向源頭治理轉變；更多地采取獎勵性措施，減少懲罰性措施；更多地采取“污染者付費、第三方治理”模式，改變單一的“誰污染、誰治理”模式，提高污染治理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在 2013年5月24日關于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2016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隨后，國家統計局、中央組織部等四部門發布了《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和《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至此“一個辦法、兩個體系”的評價考核制度形成。在實踐中，還需要根據各地實際情況進一步細化、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體現生態文明建設狀況的綜合指標納入評價考核辦法指標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使之成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導向和約束。
六要提高保障、改善民生，解決民生短板的問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變成現實，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多體民生之艱，不斷增進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集中體現在民生事業的發展上，因此要千方百計地通過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擴大就業、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等措施切實保障和解決民生問題。除了前文談到的解決貧困問題以外，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注重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解決好性別歧視、身份歧視問題，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加快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在教育方面，本次會議十分關注“擇校熱”、嬰幼兒照護、早期教育等問題。因此，今后相關政策和教育資源應逐步向學前教育延伸。本次會議還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進一步貫徹落實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精神，切實解決老百姓住房難、住房貴的問題。
推動高質量發展，從方法論角度而言，應當堅持問題導向、需求導向、效果導向。我們堅信，只要我們思想上重視、認識上到位、方法上科學、措施上得當，就一定能夠順利推進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有效化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趙博藝 ／ 張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