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法實踐中一些虛假訴訟存在“連環(huán)案”的情況，暴露了法院在審判管理當中的某些疏漏和缺陷，如法院片面追求適用調解、簡易程序，案件信息缺乏共享機制，以及錯誤理解當事人主義等。從審判管理的視角出發(fā)，應完善審判管理評估，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建立虛假訴訟失信人名單，發(fā)布指導性案例以及增強依職權調查取證，切實治理虛假訴訟。

【關鍵詞】虛假訴訟  審判管理  信息共享    【中圖分類號】D925.1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民事虛假訴訟的現象層出不窮，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重點關注的司法“癥疾”之一。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專門出臺了《關于防范和制裁虛假訴訟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虛假訴訟意見》）。筆者在研究中發(fā)現，某些虛假訴訟的情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一些虛假訴訟存在多次訴訟的情況，也就是虛假訴訟存在“串案”“連環(huán)案”“系列案”。虛假訴訟的當事人能夠多次堂而皇之地實施訴訟欺詐行為，而法院卻屢屢中招，這也暴露了法院在審判管理當中存在某些疏漏和缺陷。虛假訴訟能夠得逞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法院在審判管理方面的不足

在我國的司法語境中，“審判管理”這一概念中的“管理”具有獨特的內涵，它既指法官運用訴訟指揮權引導訴訟進行，也指法院對案件在審判流程方面的管理，還指法院對案件質量和審判效率的管理和控制。在這一語義下使用“審判管理”的概念，可以理解為既關注具體案件的審理，也關注法院對案件審理的整體管控。當前，法院在規(guī)制虛假訴訟方面存在一定弊端。

第一，追求調解。實踐中大量的虛假訴訟案件是以調解方式結案的，如江蘇省高院對2011年、2012年經審判監(jiān)督程序認定為虛假訴訟的104件案件中，以判決方式結案的只占7.7%，以調解或者確認調解協議方式結案的占92.3%。盡管調解程序的適用必須基于當事人的自愿，但客觀上各級法院都將調解率和上訴率作為對法官和法院進行考核及評比先進的重要評價指標，有的法院甚至展開“零判決競賽”。在這種審判管理政策之下，很多法官都樂于調解，甚至要求當事人進行調解，這無疑為虛假訴訟的當事人提供了可乘之機。

第二，追求簡易程序。虛假訴訟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與普通程序相比，簡易程序只有一名審判員主持審判，加之程序簡化，對虛假訴訟的識別能力和規(guī)制勇氣顯然弱于普通程序的合議庭審判。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大量適用簡易程序，一方面是由于簡易程序的適用率是很多法院的效率評價指標，另一方面是因為法院處在案多人少的矛盾之下，外加民事訴訟立法和結案考評對于審限有著強制性的要求，為了避免超過審限，簡易程序的擴大使用也是無奈之舉。

第三，案件信息共享不暢。通過各地對于虛假訴訟的調研來看，司法機關普遍認為案件信息共享不暢是造成虛假訴訟出現“連鎖反應”而法院屢屢“中招”的因素之一。專業(yè)人士也指出目前信息平臺缺失是主要原因。具體表現為我國各級法院數量大，發(fā)展不均衡，全國法院沒有建立統一的審判信息共享機制與平臺。法院之間的信息隔離，造成一些法院無法獲知其他法院相關案件的立案與審理情況。另外，目前法院與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司法行政部門以及地方政府、社區(qū)等也未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因此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信息較為閉塞，對當事人的財產、身份、家庭、信用、違法犯罪歷史等情況均不能有效掌握。這種信息封閉也造成了法院往往只能在訴訟結束后才發(fā)現已經裁判的案件屬于虛假訴訟，再通過再審程序進行糾錯。

第四，對當事人主義的片面理解。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民事司法改革，基本方向是建立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但也有學者認為正是當事人主義的司法改革誘發(fā)了虛假訴訟的滋生。我國司法改革中的“當事人主義”，不是指純粹的“當事人主義”，因為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訴訟模式的走向必然是強調法院與當事人的分工合作，而不是單純強調法院或當事人一方的作用。問題在于，實踐中一些法院和法官對當事人主義存在片面理解，認為只要當事人能夠達成調解的合意或自認，法官便可以放任自流，從而疏于對案件事實的查明，在這一點上很難說法院的案件管理不存在問題。

法院審判管理的完善

完善審判管理評估。要適當轉變評估指標的側重點，應當以合法公正作為核心評價參數。司法實踐中現行的諸多評估參數中，效率指標在審判管理中占據主要地位，一味強調提高案件審理的效率，法院勢必會想方設法催促法官結案，導致一些案件的審判過程粗枝大葉，案件質量經不起拷問。盡管調解率、簡易程序適用率、審結率等指標具有一定價值，但不能以損害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來實現。虛假訴訟對國家司法權威的損害具有直接性，當效率與公正發(fā)生沖突時，公正無疑具有優(yōu)先性，法院和法官應當在發(fā)現虛假訴訟時應進行主動干預和調查，不可放任不管，因此而“耽擱”的訴訟效率，評估時不應作出對其不利的評價。

建立信息共享平臺。虛假訴訟出現“串案”“連環(huán)案”“系列案”現象，暴露了法院或法庭之間在審判信息的溝通和共享方面存在一定的問題。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大趨勢下，建立審判信息共享平臺或機制勢在必行。但目前很多法院，尤其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實際工作遠遠不能適應信息化建設的需要，在審判工作強度超負荷的情況下，還要擠出時間負責信息錄入、卷宗掃描，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從而阻礙信息化的建設。審判信息共享平臺的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2016年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了《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設五年發(fā)展規(guī)劃（2016-2020）》和《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設五年發(fā)展規(guī)劃（2016-2020）》等文件，為全國法院系統信息化建設提供了規(guī)劃與指引。

建立虛假訴訟失信人名單。在信用社會中，一個信用沾染了污點的人越來越難以生存。虛假訴訟失信人名單制度與社會信用緊密關聯，是社會誠信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對虛假訴訟的實施主體進行各項信用限制，用嚴厲的信用懲治措施對訴訟當事人產生威懾力。同時，應當將虛假訴訟失信人名單制度與失信被執(zhí)行人等其他社會信用信息平臺進行對接，做到信息共享通暢，對失信人進行統一管理與懲治。應當制定有關司法解釋明確成為虛假訴訟失信人的情形、條件，合理設置被納入虛假訴訟失信人所受的各項限制，并且賦予失信人提出異議和申請將其從名單中撤銷的權利，規(guī)范法院對虛假訴訟失信人名單的管理和審查程序。

發(fā)布指導性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第14批指導性案例中，指導案例68號即“上海歐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訴遼寧特萊維置業(yè)發(fā)展有限公司企業(yè)借貸糾紛案”，專門就識別判斷虛假訴訟需要考慮的因素，審查和規(guī)制虛假訴訟的措施進行了闡述。指導性案例的發(fā)布，為各級法院和檢察院在司法實踐中預防、識別、規(guī)制虛假訴訟提供了具體的指引和參考。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產生既是司法實踐經驗的積累，同時也是今后學習討論和研究分析的對象。同時，案例通過新聞媒體向全社會公開，使涉案當事人無處遁形，其虛假訴訟行為在受到懲治的同時，也有效避免了關聯案件的發(fā)生。

增強依職權調查取證。由于虛假訴訟的串通性、缺乏對抗性、隱蔽性，法院在具體的虛假訴訟案件管理中，必須采取 “職權主義”審理模式，才能夠有效甄別和規(guī)制虛假訴訟行為。具體而言，法院應當對當事人進行充分地詢問，查清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向有關機關調取證據，對證據的可疑之處和矛盾之處進行審查，避免將違背常理的證據材料作為定案的依據，嚴格甄別當事人自認的事實。經審查，法院如果認為當事人之間為獲取不正當利益存在通謀實施訴訟的行為，屬于虛假訴訟的，則應當依法予以制裁。

（作者為華北電力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北京市民事虛假訴訟類型化及規(guī)制研究”（項目編號：16FXC03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鐘蔚莉：《關于審判監(jiān)督程序中發(fā)現的虛假訴訟的調研報告》，《法律適用》，2008年第6期。

②蔡彥敏：《中國民事司法案件管理機制透析》，《中國法學》，2013年第1期。

責編/溫祖俊  劉芋藝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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