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設立至今，“文化先行”理念一再被強調。2017年4月，國家文物局負責人帶隊赴雄安新區現場調研并部署文物保護和考古工作；同年5月，河北省文化廳下發《關于加強雄安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和保護工作的通知》，啟動雄安新區非遺的全面調查和保護規劃編制工作；據悉，新區還計劃構建博物館體系，有選擇地建設專題博物館和主題遺址公園。在“無文化傳承，無雄安未來”的基調之下，人們對這片土地的未來發展多了一份想象與期待。

但有形文物可保護，無形文化易消失。雄安地區原有的北方農耕文化、內陸漁業文化在新區建設中可能受到劇烈沖擊，或加速淪為“弱勢文化”。因而，在保護有形文化標志物的同時，還須兼顧百姓民俗文化生活的延續，珍視地方傳統文化給予人們的歸屬感。在碰撞交融形成新區文化的過程中，努力維系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共存與平衡。

古樹下的故事會、村頭的音樂會、逢年過節的游神廟會……這些鄉土氣息濃郁的民俗文化，是雄安百姓生活不可割裂的組成部分。然而新區建設時無法將它們劃成必須繞開的“文保紫線”，即使裝進博物館，也無法留住它們曾經的鮮活。

從雄安到整個京津冀地區都將是我國下一階段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區域，城鎮化高速發展帶來的人口遷移，關系到民俗文化的命運。村落原有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人口結構和人際社會的變遷，使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形態也面臨著空間和人員的變動，而這些代代相傳的民俗文化往往是依靠血緣、親緣和地緣維系傳承的。在其他地區的調查也表明，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大幅度倒掛等問題會直接引發民間藝術傳承土壤的丟失，而這或將成為新區建設對民俗文化的主要威脅。

以傳統曲藝為例，地方曲種的生存主要依靠同一文化背景、特定方言語境下相對穩定的聽眾人群的存在。例如，王派西河大鼓傳承人趙連方在家中開設了連方書場，雖地處雄縣縣城較為冷僻的內街居民區，但多年來一直有居住在周邊、較為穩定的聽客光顧，以“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的傳統方式經營。雖然他也在探索通過網絡直播等方式擴大曲種影響、留住興趣人群，但如果書場搬遷或周邊環境大幅度改變，原有的穩定客源就可能受損，僅靠網絡直播恐怕難以維持。

有些民俗文化傳承的載體是行會組織，這些行會也主要依托地緣而生。雄安地區有許多以村鎮為組織范圍的傳統音樂會、傳統武術會，目前雖有不同程度的傳承危機，但仍舊以活態形式存在。如果行會成員的居住地發生遷移、分散，現有組織就更難以維系了。比如，鷹爪翻子拳傳承人陳桂學目前開館傳武，徒弟也主要是周邊百姓，對地緣有極強的依賴性。

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包含了對文化生活的極大需求，而源自傳統、興盛于民間的民俗文化是許多人親情與鄉愁的寄托，這些無疑是雄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俗文化不應走“先瀕危，再搶救”的被動保護途徑，而應謀劃“先扶持，再振興”的主動發展之路。筆者建議，大到文化生態保護區，小到保護、傳習、展示結合的生態博物館、傳統文化中心，整體性保護理念應在新區建設中實踐。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北歐、北美等地出現了許多以保護某個區域內的建成文化與活態文化為目標，強調保護、保存、展示自然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原生性的生態博物館。目前國內有一些生態博物館的實踐范例，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區，如貴州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云南西雙版納布朗族生態博物館等；也有一些由中心館、專題館和散落在全縣各處的村落文化展示館構成總分館型生態博物館，如浙江安吉生態博物館。雄安地區各鄉鎮中有不少古代和近現代建筑、文化遺址，以及保存情況較好的傳統村落等資源，新區建設或許能夠利用這些資源，打造生態博物館，使這些有形的文化遺產同無形的民俗文化一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全。

比如，民間武術傳統在雄安所在的保定地區歷史悠久、基礎深厚。以國家級非遺項目鷹爪翻子拳為例，創始人陳子正就是雄縣李林莊村人，目前在李林莊村仍留有其故居，占地約860平方米，至今已有103年歷史，是典型的北方民居院落，成為鷹爪拳起源的標志性有形遺產。鷹爪翻子拳在當代的活態傳習情況良好，國家級傳承人陳桂學通過雄縣鷹爪翻子拳研究會對外教授拳法，學員在百人左右。這種有形和無形文化遺產齊備、活態存在于民間的鷹爪翻子拳可實施整體性保護，將無形的民俗文化與有形的建筑文化遺產結合，讓鷹爪翻子拳在其原生環境下存活并傳承，打造一座有機的“活體博物館”。

此外，民間生活傳統也可以構成文化景觀，以民俗文化作為旅游資源的體驗式旅游具有較好的發展潛力，同時讓旅游產業反哺民俗文化傳承。例如新區目前已有一定規模的仿古黑陶、仿古石雕等工藝行業或可因為旅游業而獲得振興。

創新性發展優秀的民俗文化，就是在保護雄安文化的多樣性，保留更多可持續發展的潛力與動力。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