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目前的生態問題不僅僅是技術問題、經濟問題，而且是觀念問題、價值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正是從思想觀念層面來著力建設生態文明。“生態文明”的提出是對人類農業文明及近三百年來的工業文明的反思，是對當今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直接回應，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是時代精神的現實表達。

生態危機的直接體現就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其重要的思想根源之一就是西方的人類中心主義。它把人視為宇宙的中心、自然界的主人，進而是判斷萬物價值的唯一標準，從而造成人對自然的過度開發和破壞。與此不同，儒家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雖然天地之中的人“最為天下貴”，但人要“為天地立心”，肩負起參贊和輔助天地萬物化育的道義責任。儒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是系統的、深層次的、哲學性的，這種認識集中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

儒家如何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

儒家認為“天”既是剛健有為、生生不息的本體，是生育人類和萬物的總根源，具有超越性和精神性，又是由理氣構成的天地萬物的總和及其運行的總體過程，具有現實性和物質性。“天”的這些內涵與現在人們使用的“自然”概念比較類似，廣義的“自然”是先于人而存在的，也是人與萬物共同生存的根基；狹義的“自然”是不包括人在內并與人相對待的天地萬物的統稱。

人與自然具有一體性。儒家認為，“天”具有生生不已的創造性力量，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飛潛動植、草木瓦石，包括人在內，這些存在者構成了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而統一的基礎就在于一氣流行。宇宙間萬物的消長盈虛、生滅不已均是一氣流行的體現。這種流行決定了人與萬物的一體性以及世界的有機整體性。先秦儒家強調“仁”是人之為人的精神標志，仁者不僅要愛人，而且只有擴展到愛物，才是仁的最終完成和實現，這是把人類的道德情感和道德關懷擴展到天地萬物。孟子提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周禮·大司徒》曰：“仁者，仁愛之及物也。”宋明理學家進一步提出了“萬物一體”的觀念。王陽明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這表明，人與自然具有一體性，是道德共同體和生命共同體。

人在自然界中最為尊貴。人雖然與萬物同源、同構、同質和同體，但人不同于萬物的地方在于人的靈明和良知，人得天地之秀氣，故成為天下之最尊貴者，人就是“萬物之靈”。人的出現可謂是自然界運化中最具意義的重大事件，使得自然界的價值由潛在的變成現實的，因為只有人才理解自然過程的意義并積極參與到自然的演化過程中去。《禮記·禮運》第一次明確提出“人”是“天地之心”的觀念，朱熹、王陽明和王夫之都明確提及這一點，這是儒家對人類在自然界中所處位置的一種價值定位。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周易外傳》曰“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類應該擔負起照管天地萬物的責任，幫助他人和萬物實現自己的本性，做到“參贊天地化育”，如此方不愧于“萬物之靈”的稱號。

自然或萬物各有其內在價值。人和物都是由天道演化而來，都是天地化育之結果。萬物構成了天道變化進程中的一個環節。因此，萬物的價值根源于天，而不是由人的主觀性及其存在目的所能夠賦予的。雖然萬物能夠為人類所利用而具有工具價值，但自身更本質性地擁有內在價值。對生命體而言，其生長、發展、持續和繁衍，實現自己的生命本性就是它內在的最高價值；對非生物而言，保持自身的同一性以便作為自身而存在，構成天道變化的組成部分就是其內在價值，是它對自然本身的價值。

人與自然存在共生與對待關系。從天道的角度而言，人與萬物都處于氣化過程的某個環節，二者相互影響、彼此依賴、統一于一個生命共同體之中。可以說，人與萬物在本然的、自在的和物理的意義上處于共生狀態。如果人類承擔起對天地的道義責任，將會使人與自然實現一種自為意義上的更加繁榮的共生狀態，其理想就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從物的個體性和特殊性出發，雖然人與萬物共為一體，但二者存在對立的關系和利益上的沖突。《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都在氣的運行過程中獲得自己的規定性和同一性。在氣化過程中，每個個體要實現自己生命的本性，就不得不利用他者所提供的各類條件，故萬物之間也存在著競爭和敵對的對待關系。

如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尊重自然和敬畏自然。儒家認為自然向人類呈現出兩個面向，一是“天行有常”的一面，“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的運行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性，人和自然都要服從同樣的規律，這是人類可以感知、學習和效法的。二是天的“神化”的一面，自然萬物相互作用方式、機制具有神妙性和不可測度性。“神”是對變化的狀態與性質的描述，同時也可視作自然界變化的動力，那是陰陽之氣自身所具有的一種能動性力量。這種力量條貫暢達，流行于在自然萬物之中，形成一切生物及其生命過程。在今天看來，自然界中生態系統的演化和生態危機的發生仍然是以一種我們還沒有充分理解的機制在進行。對自然的占有和控制一定會帶來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報復，就此而言，孔子所言的“畏天命”仍然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現實意義。

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順應自然就應尊重事物固有的性質和發展規律，不戕害萬物的生命，讓萬物按照自己的本性發展，使其各得其所、各遂其性。順應自然就要順應自然變化發展的時序和節律，春夏秋冬和日月、晝夜、寒暑的推移、動植物的生長繁殖都是通過“時”來體現的。儒家理解的“時”就是自然的律令、氣化的順序和場景，并非是純物理意義上的抽象時間，而是有具體規定性的體現天道的時序和時節。《周易》從哲理方面說明了人要做到“時中”并“與時偕行”，而《禮記·月令》則具體規定了當政者每月應該做的事情。荀子提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需要不失其時，砍伐、捕撈等活動也要遵守時節，這是對大自然規律的一種順應，也是基于此而對萬物的合理保護。

合理地利用自然。為了生存和發展，人類不得不取用萬物以作為自己的生活資料，但萬物的一體性要求人們對萬物的取用必須是合理的、有限度的。在取用萬物的情景、次序、程度和心態上，應當體現出由人與萬物的對立統一關系所帶來的理性考量和價值關懷。儒家主張仁愛萬物，又主張愛有差等。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說：“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宴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與此同時，人在利用自然時應保持一種泛愛萬物的共同體意識，有此意識，人的自我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存在，而是一個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大我。宇宙之內的事，就是人自己分內的事情，“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這種仁愛之心能促成人類肩負起應有的道德責任，做到愛萬物與有節制地取用萬物的統一。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責編/周素麗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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