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規制與文化塑造的可融合性

互聯網在誕生之初僅以信息傳播媒介的形式存在，然而進入新世紀后，互聯網逐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隨著互聯網普及范圍的迅速擴張，其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人類傳統社會與網絡社會逐步融為一體。與此同時，網絡社會虛擬化程度高、信息組成復雜、信息傳播迅速快捷等特點，都為互聯網社會監管帶來了巨大挑戰。當前，為加強網絡社會治理，我國亟需一套具備高度互動性的網絡治理模式。因此，構建法律規制和文化塑造互動融合的網絡治理模式已是大勢所趨。

法律可以通過強制手段約束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穩定，而文化可以在思想意識、道德規范上引導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網絡社會復雜多變，僅靠完善法律規制來進行約束管理難免鞭長莫及，只有融合道德與文化的思想引導作用，才能更好地實現網絡社會規范化、法制化。

不同社會時期具有不同的社會文化形態，不同的社會文化形態則會孕育出不同的社會法律形態，而不同社會時期的法律制度體現了社會公平正義的發展程度。高度虛擬化的網絡社會難以運用法律實現良好的管理，這就需要借助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力以及高度的社會認可，來實現間接管理與規范化引導。文化的影響力能進一步提升法律實施的效果，而法律的實施可以更好地規范社會文化的發展方向，及時摒棄文化糟粕，促進文化精髓的傳承與發展。文化與法律相互促進、相互影響，二者相輔相成，共同完成網絡社會治理工作。

法律規制與文化塑造的疏離

首先，網絡社會的法律規制仍存在較多問題。目前我國網絡社會相關法律的修訂還不能跟上日新月異的網絡社會發展需求。

從立法內容與法律執行效力來看，我國互聯網相關法律主要包括網絡信息安全、電子商務安全、網絡電信安全等，雖然各個領域均有配套的法律法規進行監管，但互聯網行業整體監管較為松散，法律條文缺乏系統性。同時，雖然我國互聯網相關法律已逐步完善并不斷修訂，但互聯網犯罪具有隱蔽性強、追蹤困難、破案成本較高等問題，導致互聯網詐騙、互聯網個人信息泄露等案件積壓或難以偵破，對人民生活造成較大影響。

從監管角度與監管體系權責劃分來看，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公安部、工信部、國家版權局等政府行政機關對互聯網安全具有監察責任，但國家并未出臺相關文件明確規定互聯網安全監察的具體責任劃分，導致互聯網安全監管工作中出現多頭并進、責權不明等問題，各行政部門因職權交叉相互推諉，工作效率低下。不同的法律條文執行主體與作用對象缺少嚴格劃分，使得不同領域間無法進行法律監管協調溝通。互聯網社會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不同功能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如果法律監管不能做到協調互通，就會導致不同功能的互聯網領域出現法律監管漏洞，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

其次，網絡文化發展過程中法律監管作用弱化，甚至有敵對勢力企圖通過操控社會輿論給政府監管施壓，影響國家司法公信力。

我國互聯網行業尚處于發展上升期，這一時期行業的整體活力較強，各類創新源源不斷，但這一時期也是行業監管較為困難的時期，由互聯網衍生出來的各個行業價值觀形態各異、內部不穩定、表現力與創新活力參差不齊。因此，若不加強這一時期的法律監管與政府領導，則可能會導致互聯網行業發展方向偏離社會軌道，甚至衍生出危害社會安全的行為。總而言之，在互聯網發展過程中，法律監管可以“遲到”，但絕不能“缺席”。

互聯網為人們表達情感、發表意見提供了良好的平臺，也為人們更好地了解與把握國家政策、社會發展方向等提供了新途徑。與此同時，互聯網信息傳播的高速發展也對國家和政府的工作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網絡社會極其復雜、難以控制，政府在面對突發事件時若處理方式與態度欠妥，則很容易使事件經由網絡發酵和放大，嚴重影響政府形象。互聯網本是信息傳播與交流的媒介，如果被不法分子用來制造和誤導社會輿論，對國家司法機關執法施壓，削弱國家司法公信力，對于社會造成的影響將是巨大的。當前，我國網絡社會仍然存在輕視規則價值、法律意識淡薄等問題，網絡社會的法治建設任重道遠。

建設法律規制與文化塑造互動融合的網絡社會監管模式

文化需要得到社會的認可才具有發展傳播的社會條件，而法律本身具有強制性與權威性，如果制度化的法律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與支持，其實施效果將大幅提高。鑒于互聯網監管難度大、工作量大等特點，在加強互聯網監管的過程中，只有增強法律與文化的溝通協作，強化社會對互聯網監管相關法律的認同，才能更好地建設互聯網法治體系。

借助文化塑造提升法律實施效力。現今，互聯網已經覆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聯網安全建設也應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高度。針對當前我國互聯網監管中存在的責權交叉、責任不明確等問題，各行政主體行使職權時應嚴格劃分責任范圍，保證工作全覆蓋，避免管理死角和漏洞，避免職責僭越。在監管執法過程中，政府可以充分發揮宣傳與引導作用，綜合運用公益廣告等方式傳播社會主流價值觀與基本法律知識，引導廣大互聯網用戶正確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保證法律的權威性。

現代互聯網犯罪手段不斷變化，而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意識嚴重不足，因此，在互聯網安全監管工作中，加強對公民個人信息與合法權益的保障尤為重要。在互聯網安全監管中對個人信息的安全保障，要以尊重人民基本權利為基礎。同時，還需要借助文化塑造與法律宣傳等方式，引導互聯網用戶正確鑒別網絡信息真偽，正確界定言論自由與網絡侵權的界限，不盲目跟風發表有損國家和政府形象、影響國家安全穩定的言論。

信息網絡傳播法律規制是網絡社會治理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當前，我國互聯網信息傳播基本處于脫管狀態，政府先后頒布多條互聯網文化管理規定，國內大型門戶網站也積極響應國家政策，對網站傳播內容作出相應調整并在內部加強監管，充分顯示了黨和政府加強互聯網管理的決心。但網絡社會復雜多變，政府監管難以做到全面覆蓋。因此，法律的實施還需要借助文化傳播的影響力，引導社會主流文化的發展，推動網絡空間秩序的建設，加強行業自律，共建和諧文明的互聯網環境。

促進文化建設，為法律規制奠定良好的文化根基。法律實施的本質在于保護人民的合法權益，法律規制要以人民為前提和根基。當前我國互聯網相關立法滯后、維權成本高、侵權難追責等問題，造成了網絡環境下侵權事件的頻發。在新時期復雜文化環境的沖擊下，網絡社會文化與信仰缺失已成常態，在這樣的背景下，優秀傳統文化對引導社會文化發展、推動法律制定與實施具有重要意義。以文化建設為基礎，通過文化的教化作用引導社會主流文化與主流價值觀傳播，并以文化為基礎幫助推進法律實施，對于法律監管存在困難的地方，通過文化引導其朝正確的方向發展，共同宣傳法治理念，共建和諧文明網絡社會。

（作者分別為桂林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桂林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參考文獻】

①王建民：《轉型期中國網絡社會治理：內涵與主要議題》，《科學社會主義》，2017年第2期。

②黎慈、孟臥杰：《國際網絡社會治理中的“單邊主義”困境及其破解之道》，《理論導刊》，2017年第6期。

③林玲：《網絡化治理：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有效路徑》，《人民論壇》，2017年第5期。

責編/劉芋藝 孫渴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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