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眾癡迷于網絡以及建立在虛擬基礎上的娛樂方式，網絡民粹主義的滋生與蔓延，理性勢弱，是當前網絡文化存在的三大消極面。只有深刻認清網絡文化的消極面，我們才可能提出積極的應對之策。對此，政府不僅應培育更多有更高專業知識的人成為網絡意見領袖，還需要用更多公益項目議題去稀釋破壞性議題，鼓勵專業化理性向大眾理性轉變。

【關鍵詞】網絡文化  網絡公共治理  理性表達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在使用者的互動實踐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網絡文化。一方面，這種文化在實現網民們表達自由、彰顯個性、掌握傳播主動權、激發原創力，以及增進交流主體的平等性和互動實時性等方面功勛卓著；另一方面，娛樂至上的時代流弊也不斷侵蝕著網絡文化，將娛樂至上的價值觀極化了。這不僅表現為娛樂本身的極化以及一些公眾的精神生產與消費簡單化、粗俗化、低俗化，更表現為娛樂邏輯對一切具有公共意義的嚴肅主題的侵蝕與消解。如果說早期網絡文化的實踐主體良莠共存，現在則有劣幣驅逐良幣的趨勢。因此，只有深刻認清網絡文化的消極面，我們才可能提出積極的應對之策。

問題之一：大眾癡迷于網絡以及建立在虛擬基礎上的娛樂方式

當前網絡中，不論是新聞機構、視頻門戶還是廣告媒體，都在想方設法地將人們碎片化的時間抓住，以持續地吸引網民的眼球，而實現這個目標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娛樂化。以幽默、調侃、惡搞、輕松等普羅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把一切主題都卷入網絡中，以全息狀態牢牢地抓住人們的情感需求。

逐利的資本邏輯早就發現，成為產品的娛樂具備商品的屬性。商品的質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無足輕重的，更不會去計較這樣的娛樂是否會將人們帶入文化精神上的深淵。把嚴肅問題娛樂化，成為大眾文化行業的必殺技。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如今的娛樂產品制造方，如同目前人類不可分離的手機廠商一樣，用自己的UI（用戶界面）邏輯，設置出一套套操作方式，并培養一大群這樣的用戶，以推新去陳硬件、軟件產品引導用戶消費，不斷強化用戶的粘性。

大眾比任何一個社會時期都癡迷于網絡以及建立在虛擬基礎上的娛樂方式。娛樂生產方不忘利用復雜的修辭手段——諷刺、似是而非的雋語、復雜的隱喻、細微的區別以及尋找對手的自相矛盾之處，所有這些都只有在聽眾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各自的作用。

我們習慣于把修辭當作語言的一種裝飾品，娛樂恰恰將這樣的修辭技巧發揮到了極致。人類從來不缺少娛樂實踐與娛樂精神，但網絡文化之前的印刷文化、口語文化，其內容都是可釋義的、有邏輯命題的。而今天，網絡呈現出來的虛擬世界在我們腦海里已經不再是陌生和稀奇的，而是自然化的。

2017年9月23日，葛優就其劇照被制作成“葛優癱”相關表情包維權事件再一次使人們開始關注被消費的娛樂危害。類似事件恰恰說明：在人類傳播歷史進程中，不管是在口頭文化、印刷術文化中，還是在網絡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種行動，或積極向上，或娛樂至死。如今，人們已經不是第一次面對信息過剩、娛樂至上的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了喪失社會和政治活動能力的問題。

問題之二：網絡民粹主義的滋生與蔓延

娛樂是電視上所有話語的超意識形態，電視創造了一種新的話語定義，網絡亦創造了一種新的話語定義——娛樂至上的網絡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Populism），我們通常也稱為平民主義，其表達的是大眾在網絡的虛擬環境中將不理性的情感集中式地進行發泄，以“法不責眾”“人多就是法”的共識，破壞理性的論證和原本既定的事實或規則。網絡民粹主義的滋生得益于網絡的交互性、匿名性等特質，在“后真相”時代，一些網民的鼓噪與實踐的能力越來越強，他們信奉弱者狂歡有理的原則，無視最終結果的不確定性帶來的社會惡果，加上民粹往往和對抗性話語共生，事實的真相往往被淹沒，而被埋沒的真相，反倒成了“假象”。從長遠來看，他們將會為這樣的后果買單，但是他們拒絕承擔由自己稀里糊涂造成惡果的責任。畢竟網絡中的群體是無形的，他們不必承擔導致這樣后果的責任。如此，以往在道義上約束著個人的責任感便逐步消失了。

如果說僅僅是網絡媒介的特質催生了民粹心理，那就太缺乏說服力了。讓人焦慮和不安的是，伴隨中國網絡文化成長過程的另一面，是社會結構壓力的不斷增長。社會結構壓力以及政治機遇的不斷增長，是培育民粹的現實土壤。美國社會學家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和邁爾·扎爾德（Mayer Zald）將社會運動定義為“一群傾向于改變社會結構的某些要素所持有的一套觀念和信念”，而民粹恰好就是這樣一群想改變社會結構的人，即便他們沒有具體目標，變動就是他們的目標。

網絡民粹主義的原始訴求可被視為個人的宣泄，單獨的網民在虛擬社會中并不是單純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他需要把自己的情感訴求等現實生活場景寄托給一個更高的權威，即意見領袖，不管人們是否意愿，其本質都將驅動他尋求某種更高的權威，以提高自身也作為意見領袖時在低一級受眾的權威。倘若他們能夠自動地發現或于現實中接觸這種更高的權威，那他就是一個優秀的人；若不能，他將否認自己的價值，并想方設法塑造自己更大的權威性。所謂的“權威”也樂此不疲，這種“感性”宣傳的效果，遠遠大于理性傳播。

如何避免網絡民粹的滋生泛濫？如何保持精英政治和草根（平民）政治的平衡？最理想的狀態是保持精英團隊的領導力與平民團隊的影響力之間的張力。前者致力于規制政治、民主，使民主運行穩定、有效、有序，保持兩種政治力量的動態平衡與開放。

問題之三：理性勢弱，劣幣驅逐良幣

在大眾的眼里，當下便是美好的時代、偉大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有技術積累創造的便利，亦有遺留下來亟待解決的人類自身的問題，也正是如此，生活才會令人向往，社會才會充滿活力。

一方面，大眾洋洋自得以為擁有了史無前例的自由和權力，以為擁有絕對的智慧與主體性，能夠對現實制度性的一切指手畫腳；另一方面，大眾失去批判力卻不自知。他們在網絡中理直氣壯地作出論斷、聲明和決策，以反抗事實、權威和理性。大眾往往不會把注意力放在推理事件的矛盾性質上，他們中的一些人會從自己的親身感受出發，來嫁接和聚集自己的情緒，并以為能學到東西。在非理性的前提下，大眾的極端性遠遠大于個體。

這是一個“任由自然”的時代。不少互聯網媒體發現新聞以及真實的信息不足以讓自己在網絡數據中占據合理的影響力地位時，人類貢獻者的價值就顯得不是那么值得宣揚了。他們制造熱點也蹭熱點，熱點在他們眼里就是稍縱即逝的靈感，抓住了就可以揚名立萬。娛樂成為能夠為媒體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法寶。

歷史告訴我們，當文明賴以建立的道德和制度因素失去威力時，如果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規則沒有建立起來，良幣就會逐漸被驅逐出網絡空間，放任不管的大眾情緒很可能導致文明的衰落。

網絡公共治理需培育意見領袖

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在其著作《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中指出，人們在表達自己想法和觀點的時候，會更加積極和大膽地發表、擴散受大眾歡迎的類似觀點，而發覺某一觀點無人或很少有人青睞，又或被群起反駁時，即使自己贊同它，也會選擇保持沉默。

有著理性思考能力的個體具有批判意識、全面判斷能力以及有力的邏輯力量，他們會在沉默的螺旋中發出一種反螺旋的聲音。反“沉默的螺旋”現象是指在互聯網上眾多虛擬的社區互動溝通中，持“少數派”意見的網民不會因自己的看法與大眾媒體所傳達的主流意見不相同而讓自己的觀點隱藏。這類人敢于將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而不是保持沉默或者趨同。在互聯網發展早期，理性個體、專業人士和所有的民粹主義人群一樣喜歡發言，真理與謬誤的交鋒似乎還是十分熱烈的。

但令人焦慮不安的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反螺旋的力量越來越弱。一是在任何社會，理性人在數量上總是少數；二是越是不需要復雜知識和理性艱苦思索的東西，越是令人輕松，大眾已經習慣了娛樂至上的生存方式，有的網民對一些公共問題難以有真知灼見，他們作出判斷往往基于情緒、道德綁架以及對事情的一知半解。

在筆者的調查中，一些有健全理智的人已放棄發言與辯論。原因之一就是，即便是一些常識，也需要不斷科普，幾番下來，理智的人辛苦得不想發言了。原因之二是，健全理智的人往往容易遭到情緒化的人的包圍、謾罵，幾番下來，也就敗下陣來。

面對理性聲音的勢微，政府要作為、再作為。一是要善于發現并從政策、資金等方面扶持那些普通網民中有一定影響力的理智之人；二是培育更多具有更高專業知識的人成為網絡意見領袖，使公眾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

用更多公益項目議題稀釋破壞性議題

《老子》第八十章開篇提到了“小國寡民”，這在現實中的意義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使國家變小、使民眾變少。它的另一種解讀是使得大政府的國家能力像小國家一樣簡單有效，使民眾像少數人一樣自發理性。

我們固然需要在全球化語境中擁有自己的話語權，但更需要一定基數的人民成為社會發展進步的推動者。若是一個擁有13多億人口的國家，單單靠政府治理，那么就可能會力不從心，而許多自發的公益性非政府組織正可以彌補政府的短板。國家若能出臺相關政策或對這類非政府機構給予資金支持，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

隨著公民意識的發展，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愿意成為某些自發性非政府組織的志愿者，服務社會、進行公益性活動，而政府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政策、制度、資金的扶持。民粹之為民粹，就在于他們是情緒化的，他們對社會問題容易產生極化情緒并采取行動，而面對美善，他們也會極化呼應。消除他們的情緒，可以用公益項目與目標來順應、釋放他們的健全情緒。

一方面，這需要政府培育、資助、鼓勵社會公益組織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經常性地倡導公民行動。通過自己以及社會公益組織發動的公益項目行動，讓行動目標、步驟、成效成為網絡議題，越多越有效的行動，越能稀釋負面情緒及其煽動的不良議題。

鼓勵專業化理性向大眾理性轉變

無論是從世界歷史還是從中國歷史來看，學術機構都是在時代變革的洪流中誕生的，都承擔著宣揚科學與理性、民主與自由等啟蒙民智、推動社會變革的重大功能。近些年來，一方面，由于學術自身評估體系越來越專業化、封閉化，學術機構不干預現實成為主動或被動的選擇；另一方面，面對一些網絡管理規則，善于網絡發言的知識人動輒得咎，知識人群愿意發言的人越來越少，尤其是有健全理智的知識人。

萬馬齊喑究可哀。知識人既不對現實發言，又不在網絡上發言，這顯然不利于社會的發展。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高度重視傳播手段建設和創新，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特別是要“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清朗網絡空間的營造，需要政府以適合知識人發言的好政策、組織建設以及資金投入等方式，鼓勵更多知識人群成為網絡文明的建設者，如同在歷史洪流中知識人曾經為推動社會文明而作出的篳路藍縷的努力。當然，知識人發言是不能過度理論化的，如何把抽象知識轉化為大眾理性，是專業化人群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我們總在自娛，也在娛人，更在被娛。我們在人群中對著屏幕癡癡地笑，并漠然于周圍人的疑惑，我們的手指在鍵盤上飛舞，碼著雜亂無章的文字，并以此為樂……網絡文化也是物競天擇，當一個人主張理性思考時，如果他得到的回應是茫茫的孤獨，那么孤立無援的個體又如何有力量去抵制狂熱？如何有力量去擺脫不假思索的娛樂至死呢？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德]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沉默的螺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②[英]吉姆·麥克蓋根著、桂萬先譯：《文化民粹主義》，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③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7年10月27日。

④John D.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

責編/王妍卓    美編/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