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正在實施的脫貧攻堅戰，面臨著要素投入邊際效益遞減與信息通訊技術加速取代傳統崗位并存的嚴峻挑戰。因此，應填平數字鴻溝、普惠數字紅利，在貧困地區努力完善“非數字配套機制”。
【關鍵詞】信息通訊技術 脫貧攻堅 公共服務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信息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極大提升了生產效率，創造了新的經濟業態，也對現有經濟發展模式形成巨大沖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是我們黨立下的軍令狀。”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是會成為擴大貧困與發達地區差距的挑戰，還是會為脫貧攻堅提供后發趕超的機遇？前瞻性的考慮和動態調整就顯得尤為重要。
信息鴻溝擴大成為貧困地區發展的新阻礙
數字鴻溝是指由于收入差距而導致獲取信息的差距，而在移動互聯網大行其道的今天，數字鴻溝的內容發生了一些悄然的變化。第一，上網普及率和人均收入之間有正向關系。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2016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2363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3616元。而截至2017年6月，我國農村居民互聯網普及率為34.0%，城鎮居民的互聯網普及率為69.4%。這表明，收入越高的地方上網普及率也越高。第二，是否擁有手機和貧困之間的相關性并不強。筆者選取西南某國家級貧困縣數據，使用機器學習算法中的隨機森林模型，對48376個貧困戶的數十個致貧原因進行分析，根據信息熵逐一選取重要的特征相關性，其中是否擁有手機在脫貧中的影響僅為0.27%，在所有原因中位列僅第15位。由此可見，是否擁有手機和是否脫貧的關系并不強。第三，能否便宜、高效地使用移動互聯網是貧富國家的重要區別。根據國際電信聯盟2016年的統計，使用移動互聯網的人口比例，發達國家差不多是深度貧困國家的4倍；而移動寬帶價格占人均國民總收入的百分比，深度貧困國家幾乎是發達國家的20倍。從這個角度來看，移動互聯網客觀上擴大了貧富國家間的數字鴻溝。
信息通訊技術在發展初期，緩解了不利于貧困群體的信息不對稱，優化了資源配置效率，實現了“帕累托改進”，即給某個群體帶來好處，同時不傷害其他任何群體。隨著該技術的成本降低和快速發展，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當硬件基礎設施差距不再成為貧困地區發展的瓶頸時，如何利用好硬件資源實現信息獲取，成為了新的課題。顯然，這需要公共服務特別是教育公共服務的推動。然而遺憾的是，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基礎差、水平低的狀態并沒有根本轉變，間接導致了“有網不想用、有網不敢用、有網不會用”的信息鴻溝進一步擴大，成為貧困地區發展的新阻礙。相比較來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信息通訊技術上的差距，遠沒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上的差距大。
扶貧政策邊際效應不斷遞減
隨著脫貧攻堅進入深水區，單純依靠一個政策、一項舉措讓上百萬人脫貧的難度加大，扶貧政策邊際效應不斷遞減。以貧困地區具有比較優勢的土地要素為例，土地要素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曾經達到15%左右，且其彈性比資金和勞動力的彈性要好，也就是土地投入的增幅基本等同于第二、三產業總產值的增幅。但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進步，第二、三產業甚至第一產業發展對土地要素的依賴正在逐年下降。
此外，自動化和信息通訊技術正在加速取代傳統行業和就業。根據世界銀行2016年的報告預測，從純技術的角度講，發展中國家大概有2/3的工作可以被自動化替代。我國的制造業和出口比重較大、轉型相對困難，可能會被自動化取代的工作崗位更高達77%。過度參與到殘酷的低技能崗位競爭中，加劇勞動力市場的不平等分化，這已在我國城市的快遞等行業中凸顯出來，而這并不利于大批貧困群眾脫貧。
更為復雜的是，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從勞動密集向技術密集轉變，本身就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城鎮化的農村貧困人口的待業有可能和傳統行業人口的失業疊加共振。此外，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有可能進一步擴大，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容易形成自然壟斷，如果缺少充分的市場競爭，人力和社會資本雄厚的人獲益會更多，從而導致更加集中的市場和固化的社會分層。對于公共部門的投資，如果沒有可靠的制度安排，很可能會過度放大既得利益群體的訴求，導致一定程度的“政策綁架”。
完善貧困地區的非數字配套機制
填平數字鴻溝、普惠數字紅利，要求在貧困地區按照新的市場需求和技術條件，完善“非數字配套機制”，包括提供高效的移動互聯網服務，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制定差別化的稅收和社會保障，以及教育政策等，而不是照抄發達國家和地區在不同就業時代制定的條款。
讓貧困地區的移動互聯網更加便宜和便捷。在信息通訊技術條件下，移動互聯網是制約貧困群眾發展的關鍵因素，必須下大力氣加強信息通訊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移動互聯網的網絡帶寬，并通過“市場為主、行政為輔”的方法降低手機的流量費用。
做大做好貧困地區的公共服務體系。要按照黨中央對貧困地區“兩不愁三保障”的標準，努力加大貧困地區公共服務投入的力度和強度，通過做大公共服務增量，形成“卡爾多改進”，即用總的改革收益補償在前階段發展中掉隊的貧困群眾。國際經驗表明，信息通訊技術只能減緩貧困地區在公共服務領域的信息不對稱和低效配置，而真正提高公共產品質量，必須依靠對服務提供者的問責和監督。一定要按照“四個全面”的要求，建立健全公共服務的考核反饋機制，切實提高貧困群眾對公共服務改善的獲得感。
對貧困地區實施差別化的稅收和社會保障政策。《2016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6年末，我國第三產業吸納就業人員占比達43.5％，這就要求政府對貧困地區的第三產業實施結構性減稅，同時定向加大對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降低貧困地區對勞動力稅收的依賴，防止保險、職業責任過度轉嫁給非正規就業和自由從業者。對貧困地區的勞動保障政策不宜做超前的過度承諾，而應著眼于降低商務成本，增強比較優勢，盡量減緩自動化在貧困地區的普及進程。探索將貧困地區從業人員的社會保障獨立于工作合同，降低甚至取消社會保險與就業的關聯。提供獨立的社會援助渠道，幫助已經城鎮化的貧困群眾獲得再培訓和再就業。
教育是縮小和跨越數字鴻溝的關鍵。基礎教育領域的變革任務最艱巨。授課方式上，老師不應是唯一的信息來源，而是教會學生如何獲取信息和如何在新環境下應用信息；授課內容上，必須創造條件讓貧困地區的適齡兒童盡早的接觸編程和基礎的信息通訊知識；考核方式上，要從效率導向轉向能力導向，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盡量布置項目作業，用少量測評代替頻繁考試。以提高信息能力為核心，開展職業教育與終身教育，并加強對替代傳統行業的前瞻性研究，超前設置和動態調整對貧困地區職業教育的課程安排，特別是對信息通訊技術的輔助和補充技能的培訓。例如，醫療康復、學前教育、心理健康等弱人工智能領域的課程。貧困地區政府的辦學力量有限，應加大激勵和購買公共服務的力度，在公辦的教育體系外，建立符合市場需求、本地實際的終生學習機制。
（作者分別為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委托項目“高考改革試點跟蹤與評估研究”（項目編號：14JZDW004）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①《CNNIC發布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網信網，2017年8月4日。
②《2016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網站，2017年5月31日。
③《習近平：脫貧攻堅全過程都要精準》，《新華每日電訊》，2017年3月9日。
責編/陳楠 肖晗題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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