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的深刻闡釋，續寫了21世紀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新篇章。習近平總書記的經濟思想對于統籌國內和國際、穩定宏觀經濟、促進產業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建設現代化，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今后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新時代  經濟思想  思想武器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善于把握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環節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我們要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瞄準國際標準提高水平。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加強水利、鐵路、公路、水運、航空、管道、電網、信息、物流等基礎設施網絡建設。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創新作為最基本的戰略支撐。我們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加強應用基礎研究，拓展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強化戰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對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不能搞華而不實的花架子，要全面提高科技創新能力。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我們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不能忽視農業農村和農民，農民的素質在農業和農村現代化進程中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我們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強化舉措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發揮優勢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創新引領率先實現東部地區優化發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以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為導向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支持資源型地區經濟轉型發展。加快邊疆發展，確保邊疆鞏固、邊境安全。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千萬不能走重沿海輕內陸、重陸地輕海洋、重特區輕普區的老路，一定要實現更加均衡的發展。

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必須要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維。競爭力是參與者雙方或多方的一種角逐或比較而體現出來的綜合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善于判斷新的歷史性經濟變化

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指出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詳細解讀了“經濟新常態”九大特征：從消費需求方面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從投資需求方面看，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從出口和國際收支方面看，全球總需求不振，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方面看，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新特征。從生產要素方面看，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人口減少，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從市場競爭方面看，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從資源環境約束方面看，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從經濟風險方面看，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認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要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注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更加注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

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善于對中國經濟發展進行系統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搞好頂層設計，及時推出一些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堅持整體漸進和局部突破相結合，大膽探索，務求實效”。

一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黨的十八大后，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這非常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行為，也有利于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二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不斷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對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地位作了新的闡述，而且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作用作了新的概括；不僅對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出了戰略要求，而且對全面深化國有經濟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對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舉措。

三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實施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當前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主要涉及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等。要實施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等作為中央事權；部分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等作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逐步理順事權關系；中央可通過安排轉移支付將部分事權支出責任委托地方承擔；對于跨區域且對其他地區影響較大的公共服務，中央通過轉移支付承擔一部分地方事權支出責任。

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善于抓住當前經濟升級的“牛鼻子”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1月10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發表重要講話，首次提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前提。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就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調整和完善，就是要通過對生產方式中的物質技術結構和社會關系結構進行雙重維度的整合優化，從而更好地理順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的交互關系，以便在不斷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過程中更有利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實現。脫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些基本原理，盲目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必然會舍本逐末、迷失方向。

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善于突破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

2014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上致辭時指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我們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換檔之后的經濟增長新引擎已經點燃。“十三五”時期中國將不再糾結于GDP是否增長7%，而更加注重GDP的科技含量、民生福祉，這是尊重經濟規律，做實經濟質量的明智之舉。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說過：“我們在國際上腰桿能不能更硬起來，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取決于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從現實狀況看，中國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帶來的發展空間很大，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生產要素綜合優勢明顯。因此，只要我們繼續向縱深推進改革開放，不斷釋放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從而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同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就會順利實現2020年國民生產總值再翻番的目標，就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博導）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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