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2035年與2050年兩個時間點以及“兩步走”的戰略安排，勾畫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間表、路線圖。可以預見，中國不但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會在人均收入上超英趕美。

【關鍵詞】中國  經濟發展  “中等收入陷阱”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產黨十九大閉幕，會議中所提出的新時代宏偉目標是否能夠實現，與中國今后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關系。展望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應回顧并討論一些有關謬誤。

“中國經濟下行”論調的謬誤

這幾年經常聽到說“中國經濟下行，這是不爭的事實”，筆者認為，這不是“不爭”，而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中國經濟完全沒有下行，增長率是負的才是下行，中國只是增長率下降了，現在經濟還在高速增長，即使是6%也是高速增長。對比以前二三十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是有所下降，但以前是超高速增長，現在依然是高速增長。所以說，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GDP數據來算，現在中國GDP每一個百分點的增長所代表的實際產量的增加，約等于10年前的2.4%，因此即使現在的增長率跌到5%，但在實際的產量增加上，大約相當于10年前的12%，15年前的20%，20年前的30%，25年前的50%。因此，筆者認為，總量的增長并沒有被高估，有可能反而是被低估了。

2015年中國GDP的增長率是6.9%，但在經濟總量的增加上，比2014年的7.4%大；2016年GDP的增長率是6.7%，同樣經濟總量又比2015年的6.9%大得多。在經濟總量的增加上，今年的增長，預計又會比去年的大得更多。一些臺灣學者由于意識形態的影響，錯誤地認為“中國大陸經濟下滑，臺灣的廠商必須尋找其他出路，不能繼續依賴大陸的市場”，這是錯誤的。中國今后即使只有4%的增長，也會給其貿易伙伴帶來比以前更大的新增市場。

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被夸大

一個被國內外關注的問題是中國債務總額快速增加，相對于GDP增加，債務率也同時增加。據國際金融協會數據顯示，2016年年底，中國債務總額已經占到GDP比重約256%，與美國的大概相等，但比日本的373%低很多。雖然債務高未必完全沒有問題，但筆者綜合以下原因來看，認為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不大。

一是中國儲蓄率比多數國家大很多倍。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包括歐美澳日等很多國家的儲蓄率不到5%，而中國的高達47%，大約是他們的十倍。儲蓄率高，償還債務的能力也高。因此，在其他條件一樣的情況下，如果低儲蓄率國家的債務率（債務占GDP的比例）到x%才有問題，那么中國的債務即使到3x%也沒有問題，何況中國現在的債務率比很多國家還低很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中國到2022年的債務率會接近300%。但即使這樣，考慮到中國極高的儲蓄率，這也不是大問題。

二是中國經濟增長率也比多數國家高很多。名義GDP的增長率與債務問題嚴重性有關。如果增長率高，尤其是比利率高，隨著時間的流逝，若沒有大量新債務的累積，原有債務相對于GDP會減少。原有債務如果沒有償還，會以利率的速度增加，而GDP以增長率的速度增加。因此，如果增長率大于利率，則債務問題隨著時間而減少。例如，某個代表性國家甲，其名義GDP增長率是4%，而利率是5%，那么如果債務沒有償還也沒有增加，則20年后，其債務與GDP的比例比原來的增加約21%。相反的，假定另外一個國家乙（像中國），名義GDP增長率是9%，利率是5%，同樣假定債務沒有償還也沒有增加，則20年后，其債務與GDP的比例比原來的減少約53%，不到原來的一半。這與甲國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

三是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內債，不是外債。考慮一個家庭，如果欠他人（包括銀行）債很多，占其家庭資產、收入與儲蓄很高的比例，則這個家庭的債務問題比較大。如果是家人欠家人的，從整個家庭而言，則并沒有嚴重的債務問題。中國的債務，是內債，是國人欠國人的，從整個國家而言，也沒有嚴重的債務問題。

四是中國的債務大致是正確政策的一些副作用。中國現在的債務，主要是為正確應付全球金融危機而實施的4萬億等金融與財政寬松政策，以及后來一些相關措施造成的一些難以完全避免的后果，只要去處理，假以時日，應該能夠解決。現在有人說4萬億造成了浪費與問題，包括債務等。但是筆者認為大體而言，這4萬億起到了維持經濟企穩回升的重要作用。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中國經濟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現負增長，經濟面臨硬著陸的風險。為了應對這種危局，中國政府推出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措施，難免有一些微觀上的浪費，但宏觀上是需要的。根據正統的經濟學觀點，包括哈耶克與弗里德曼的理論，貨幣是中性的，貨幣供應的增加只增加價格，不影響產量，市場可以自動調節。

根據凱恩斯和其他一些學者的觀點，則這4萬億可能是需要的。多年來，筆者把傳統的宏觀、微觀和全局均衡（一般被誤譯為一般均衡）這三個分析方法結合起來，稱為綜觀經濟分析（與一些其他也稱為綜觀經濟學的不同）。根據這個分析得出，如果假定完全競爭，必然得到弗里德曼或貨幣學派的結論，貨幣供應的變動只影響價格，不影響產量。然而，如果不假定完全競爭，也還可能得到弗里德曼的結果，但也可能得到凱恩斯的結果，貨幣供應的變動只影響產量，不影響價格。貨幣學派與凱恩斯都是綜觀分析的特例。

五是中國的債務遠遠沒有接近資不抵債的水平。絕大多數能夠發大財的人，都不是單單靠自己的儲蓄，還會借錢來投資，只要回報率大于利率，就能夠賺錢。債務高，如果資產更高，并沒有問題。根據經濟學家諾頓（Barry Naughton）在2017年的《經濟學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中的表述，中國政府債務占GDP的165%，但其資產卻占GDP的306%，政府的資產遠遠超過其債務，其凈資產也遠遠超過GDP，完全沒有達到資不抵債的程度。

六是中國政府的功能強大，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危機的爆發與擴散。政府從財政、社會保險、土地、國有企業中獲得的年收入占GDP的近40%，經濟力量很大。加上政府對銀行等國有企業的控制，可以強力避免一些基于恐慌而造成的危機，比如對銀行存款的擠兌在中國幾乎沒有出現的可能。中國經濟體系轉型為市場經濟，但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充分轉型，因此有更多利用市場的空間。對平等的追求，應該在整體平等政策方面著手，而不是在個別措施上，這樣才能夠以比較低的成本，獲得同樣的平等水平。不過，在處理金融危機這方面，強勢政府有其優勢。

中國今后發展前景

中國經過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得到了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從何而來？

第一，改革開放政策逐步解除了以前的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桎梏，發揮了市場調節的功能，通過國際貿易取得比較優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包括企業家、工人、農民等幾乎全體中國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因而使經濟高速發展。這是所謂“中國奇跡”的首要原因，而且相當明顯。

第二，中國的后發優勢。改革開放使中國通過國際貿易、投資和其他渠道取得比較先進的生產與經營管理技術，因而能夠快速增長。中國著名學者林毅夫強調過后發優勢，他最近講過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其中一個要點是關于“現在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處于以前拉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的水平”。林毅夫指出，人們沒有看到拉美國家在幾十年前處于那個收入水平的時候，美國的收入比現在的收入低很多。所以，對比美國當時的收入百分比來講，拉美國家大概是40%，中國現在相對于美國只有20%多，離40%還差很多，趕超的空間比以前拉美陷入中等收入的時候還大，因此后發優勢還有很大的空間。

第三，港澳、臺灣與海外華人，包括企業家、投資者、經管科技學術人員等，一方面是改革開放后的大陸為他們提供了更大的舞臺，另一方面是華裔情結使他們大量回到大陸投資、開辦企業、傳授知識等，這些直接或間接提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

第四，華人勤奮耐勞、有經商辦企業的能力，在改革開放后得以發揮。

第五，華人有未雨綢繆、福及子孫的傳統，因而有很高的儲蓄率，提高了資本累積率，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近幾年來有人說出口增長率降低了，以后要靠消費，所以鼓勵消費。我是非常反對鼓勵消費的，人們多儲蓄是因為人們把現在的錢留在將來消費，只要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就可以提高生產力，維持總需求不降低。如果鼓勵消費，讓華人損失傳統的優點，我認為長期而言是不利的。所謂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出口）只有在總需求不足時才有短期功能；長期而言，經濟增長要靠供給方面的貢獻。

第六，雖然有一些問題，但我認為中國政府這幾十年來對經濟的調控是成功的，例如上述的4萬億問題，我認為大體而言這4萬億取得了維持經濟企穩回升的重要作用。

第七，中國人口多是優點。多數人認為這是中國的大問題，但是筆者長期以來都認為這是優點。人口總量大，能夠有更加細致的分工，能夠在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降低人均成本。另外還有“莫扎特效應”（Mozart effect），人越多天才越多，天才的知識是全社會可以用的。關于人口、移民，很多人有一個錯誤看法：當你上地鐵很擁擠時，或者在路上堵車的時候就會想，如果路上的車輛數目減少一半，或者車廂內的乘客減少一半，我就可以自由駕駛，就可以有座位。由于這個原因，很多人認為人多是造成堵塞和污染的主要原因。為什么這是一個謬誤呢？因為如果給定人均投資，如人口與車輛只有一半，道路的寬度大約也只有一半，擁擠會更加厲害。人口少，車也少，方便程度反而會下降。而且根據大城市的經驗來看，隨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加速，將來的問題可能是生育不夠，所以我們不用擔心人口問題，人口政策應該適當放松。

上述七個優點是有利于經濟高速發展的因素，現在大致沒有改變，至少還會維持幾十年。因此筆者認為只要維持穩定，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肯定是會跨越的。十九大提出了兩個時間點：2035年與2050年。如果從今年（2017年）到2035年，人均實質收入的增長率平均每年是5.5%，到2035年將會是今年的2.62倍多，早已超越高收入水平的門檻。如果從2035年到2050年，人均實質收入的增長率平均是4.5%，到2050年會是2035年的1.935倍，今年的5倍多，將是高收入水平的高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包括繼續改革開放，增加對市場的利用，放棄不必要的行政限制等。根據十九大報告，可以相信改革開放會繼續。因此，可以預見中國不但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會在人均收入上超英趕美。筆者雖然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持樂觀態度，但同時也認為，中國已經大致實現小康水平，但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更應該注意影響人民幸福的其他因素，包括環保、收入與財富分配的更加公平、道德水平等。

(作者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溫思敏講座教授)

【參考文獻】

①《一文速覽十九大報告》，新華網，2017年10月18日。

②《黃有光：中國不止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還會超過美國》，鳳凰網，2016年12月4日。

③黃有光：《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責編/賈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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