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化和國際化：新時代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兩個趨勢

房寧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在新時代,面對新形勢與新任務,中國政治學界應當擔負起歷史責任。而擔負起歷史責任的能力來自于政治學研究專業化水平的提升。當前,中國政治學急需提升政治學研究的專業化程度。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各國相互聯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日益引起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關注。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重新審視和研究西方的理論,需要根據自身的經驗重新評判西方政治學理論的價值與功用,擺脫以往對西方政治學理論的盲目性,進而取得真正支配和運用西方理論的能力,去偽存真,洋為中用。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政治學擔負著歷史重任。如何認識、研究新時代的治國理政規律,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如何推進中國的政治發展,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如何在實踐基礎上總結構建中國政治學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這些都是新時代中國政治學界肩負的長期任務。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是我國重要的政治學專業研究機構,從事大量的關于我國政治建設、政治發展、政治體制改革調查研究,擔負大量的政策咨詢和理論研究任務。今年圍繞黨的十九大也承擔了多個中央及有關部委交辦的重要研究課題。2011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實施了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幾年來的實踐使我們逐漸意識到創新工程的重要意義之一是社會科學的轉型,對于我們來說就是從原來以傳承政治文明為主旨的普通政治學研究逐漸轉向以研究現實問題、提供戰略與政策規劃咨詢為主要工作的智庫研究。這是政治學研究的一次重要轉型,也是對中國政治學研究視野、研究領域的一次擴展。若干年的科研實踐也促使我們思考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等問題,逐漸意識到我們正在探索和構建新時代的中國政治學,從學術角度看,是在構筑中國政治學理論與學科的基礎。

我們在科研實踐中逐漸意識到,我國政治學研究現實中出現了兩個趨勢,或者說,時代與任務對政治學提出兩方面的客觀要求。我們將其概括為“兩化”,即科學化和國際化。這是我們多年來尤其是近年來在科研實踐中獲得的切實體會。

科學化:

區分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

重點是發展政治科學

政治哲學是關于政治價值觀的論述,屬于政治意識形態。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政治哲學是設定目標去論證,是對歷史進程進行抽象和概括并對其中的問題做思辨的、推理的邏輯性解決。

政治科學則是關于政治現象、政治事物間因果聯系及相關性的認識,是客觀存在可驗證的。從方法論角度看,政治科學是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探索和歸納政治的規律性,從經驗事實中抽象出理論。

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從政治學發展史上看,政治哲學和政治科學是政治學發展的兩條基本線索與路徑。現代政治學中,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是兩條或近或遠、時遠時近的平行線。

為什么要注意區分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因為這是現實的需要,是發展的需要。當前,中國政治學研究往往忽視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間的差異,經常將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混為一談,由此造成了政治學兩類不同性質研究工作的相互干擾。一方面,對于哲學問題、價值問題進行經驗性、實證性的研究,通常采取枚舉法加以論證,其結果是掛一漏萬,根本無法周延地論證問題,更無法從邏輯上證明問題,牽強附會,徒勞無功。之所以是哲學命題,之所以是價值追求,前提是這些命題與觀念只是邏輯存在而非現實存在。哲學命題與價值觀念的真理性最終只能用實踐來證明,而不能依靠同義反復式的邏輯證明。用邏輯推理、用概念證明概念,本身就不是科學的方法,而是在哲學和邏輯中打轉。另一方面,中國政治學的許多工作、大量的論文又常常是在給科學問題一個哲學意義上的解釋,結果當然是大而化之,泛泛而論。比如,我們經常看到,人們在對某項重要政策進行合理性論證時,不是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制度與政策的現實結果的經驗事實出發來分析、論證制度與政策的合理性、合規性。從可能性推論現實性,充其量是邏輯推理而非經驗證明,這樣的推論是缺乏說服力的。諸如此類研究范式上的混淆,不僅浪費了大量學術資源,甚至還干擾影響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學研究,使中國的政治學研究常常隔膜于現實,無法切入正題,變成了自說自話。

方法論上的混淆與缺陷,直接影響了中國政治學社會功能的發揮。政治學是經世致用之學,自身本應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實際作用。然而,我們往往拘泥于細節,達不到應有的層次高度,構建不出原創性的話語體系;而當實際工作部門需要政治學界研究具體問題、拿出解決方案時,我們則往往是籠而統之、大而化之,提供不了具有實踐意義和操作價值的研究成果。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混淆常常置中國政治學界于尷尬境地。

現實中,政治發展具有兩種形態,或者說發展進程中會有兩個交替出現的階段,我們可以形象地將之比喻為“在路口”與“在路上”。“路口”是政治道路的選擇時期;“路上”是政治道路選定后的實踐與發展階段。政治發展“在路口”必定是政治哲學繁榮時期,政治發展“在路上”則是呼喚政治科學的時期。在制度與道路選擇的歷史當口,需要思想解放,需要各種理論假設,需要哲學思維,即使是后來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理論,在當時也具有啟發思想、砥礪思維的價值。在歷史選擇的時刻,注定是沒有實踐依托的時期,政治哲學可以開啟思路,具有不可或缺的歷史作用。歷史上社會發展變革時代,先進的政治哲學都起到過彪炳史冊的偉大作用,如啟蒙思想對于法國大革命及美國獨立的影響和促進。

歷史道路不會總是處于選擇狀態。當發展方向和前進道路選定后,就要沿著選定的方向、道路探索前進,就要解決前進道路上遇到的一個個問題與阻礙。克服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主要不是靠觀念,而是要靠經驗、靠科學,靠對事物客觀發展規律的認識。現在,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基本確立與建立起來了,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全面貫徹落實,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在新時代,面對新形勢與新任務,中國政治學界應當擔負起歷史責任。而擔負起歷史責任的能力來自于政治學研究專業化水平的提升。當前,中國政治學急需提升政治學研究的專業化程度。所謂專業化,是相對于一般化而言的。中國政治學領域現在運用的大量理論屬于政治哲學知識,是對方向道路、意識形態、價值觀的一般性論述,不能應用于解決具體的問題。具體問題需要運用政治科學知識加以具體研究和解決。政治哲學更多地是在講理對不對,而政治科學則是要解決事成不成。當前要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推進我國的現代化事業和政治建設,就必須加強政治科學研究。在現階段,政治科學應成為我們的主要研究工具,我們要在解決現實政治問題中,發展出中國政治科學,用政治科學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國際化:

大力加強比較政治研究

在國際比較中認識中國

政治學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國家的學問。研究國家就不能僅僅研究一個國家。有位國外政治學者說得好:只研究一個國家實際上相當于沒有研究過國家。當前,比較研究日益受到國內政治學界的重視,這是件好事。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也從來沒有離開過世界。中國道路、中國制度有其自身的性質和特色,但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也具有普遍性,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也會遵循世界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他國道路、他國經驗教訓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我們現在逐步地認識到,中國與他國的差別,特別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區別,有的是國家性質和發展方向上的區別,而有的區別則是發展階段上的,這意味著他國今天遇到的問題有可能成為中國明天將會遇到的問題。因此,他國的經歷與經驗可以給中國以啟示。

政治學中的比較研究,究竟是在研究什么?怎樣研究?比較研究總體上可以有兩種類型:一是直接的學習和效仿。二是從對象的實踐的經驗教訓中了解事物發展進程以及內在問題、困難和矛盾,理解事物內在發展規律性,從而獲得啟示。獲得啟示是比較研究的主要內容和主要價值,直接的學習和效仿是較少的,直接的學習和效仿需要相同或相似的條件,難度較大。而通過比較研究了解研究對象實踐歷程以及其中遇到的困難和挫折,是比較研究最大的價值所在。比較研究相對簡單和表面化的成果是了解研究對象成功與合理的做法,即了解研究對象的正確性。而失敗是成功之母,正確是從大量錯誤中汲取經驗教訓的結果,是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結果。只知正確的結果與結論,而不知為獲得正確而經歷的失誤和錯誤,其認識是膚淺的、低價值的。了解錯誤比了解正確更重要、更有意義。了解正確和了解錯誤正是“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關系,即不僅了解了正確的結論,也懂得了正確的結論是如何獲得的。這是認識的深化。了解前人的挫折和失敗,了解了前人的經驗和教訓,可以幫助自己在遇到困難和矛盾時盡量避免失誤,可以使自己獲得克服矛盾和困難的啟示。

中國政治學研究國際化還有一層含義是科學地認識、評價與借鑒西方政治學。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由于起步晚、基礎薄弱,大量學術資源來自西方政治學。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政治學界對國外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政治學理論做了全面系統的介紹,也試圖運用西方政治學的方法與理論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問題。介紹與運用西方政治學,一方面,給中國政治學研究以學術資源上的支持,開闊了學術視野。但另一方面,大量引進西方政治學也帶來了負面作用。西方政治學理論產生于西方歷史、社會、文化條件與環境中,來自于西方政治實踐,與中國社會及政治實踐有著差異與隔膜,簡單運用西方政治學理論于中國,甚至生吞活剝、生搬硬套,既包含了理論上的誤讀,又必然帶來對實踐的誤導。這種現象曾經一度相當嚴重,以致于影響了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對中國政治學界從本國國情出發研究中國問題,對發展中國政治學產生了妨礙與干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中國也取得了政治建設、政治發展的巨大進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中國的國家與社會治理體系不斷健全完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斷提高。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各國相互聯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日益引起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關注。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重新審視和研究西方的理論,需要根據自身的經驗重新評判西方政治學理論的價值與功用,擺脫以往對西方政治學理論的盲目性,進而取得真正支配和運用西方理論的能力,去偽存真,洋為中用。

研究中國、理解中國,把視野局限于國內是無法真正認識中國的。打開眼界走出去,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世界各國的道路與制度、經驗與教訓,可以幫助我們在中國與他國的差異性中發現問題,在重復性中尋找規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理解、發展中國。我們要以世界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以優化中國政治道路、推進中國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研究他國政治發展的經驗教訓,這也是中國發展的后發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