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處在歷史發展的新方位，作為指導中國發展道路新理念、新探索與新實踐的習近平經濟思想，正承擔著推進和構建新型全球發展與經濟治理體系的歷史使命。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全球治理方略，正逐步從注重國內發展大局向兼顧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轉變，從而為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更加深度參與國際經濟規則制定，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發揮更大影響力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制度基礎。在這一重要思想的指導下，中國的國際政策協調通道正逐漸多元化，國際政策合作伙伴圈不斷擴大，國際政策協調機制逐步成熟。這意味著，中國的全球治理行動框架逐步形成，中國開始全面參與世界經濟治理、全面走進世界經濟舞臺中心。 

【關鍵詞】習近平經濟思想  全球經濟治理  行動框架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0.007

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的世界地位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2014年GDP達到7.6萬億美元，已經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中國也早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制造業國家（2010年）、第一大貨物貿易國（2013年），國際影響力日益擴大，國際地位不斷提升。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正發生著歷史性變革，出現市場、資源能源、投資“三頭”對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無論從市場規模、經濟總量、貿易總額還是投資總量來看，中國已經前所未有地走進了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心，中國與世界前所未有地產生了兩大互動效應：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越來越離不開有利的世界經濟環境和形勢；另一方面，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增長也越來越需要中國的貢獻。

與此同時，中國正面臨著從上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國家的發展挑戰，發展治理的困難復雜性更高、開放性更強。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所面臨的下行壓力和不少困難，例如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突出，部分地區困難增加，既有經濟增長內生性動力不足和自身發展的結構性問題，但也有很多是外部經濟形勢變化所帶來的影響，而且這種外部沖擊的負效應也將越來越重要。

因此，無論從中國在當今世界的經濟地位，還是從世界形勢變化對中國的影響來看，中國的治國方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從國際視角去思考和制定國內的發展戰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從經濟外交的全局來推動國際發展合作。不僅要打造中國對外開放的升級版，更需要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政策協調體系，以更為積極的姿態全面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改善全球經濟環境、推動全球經濟增長。

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思想來源于中國的發展實踐，又成功指導著中國的發展道路，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時代創新。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時代特征，就是在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上，不僅要繼續致力于推動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治建設、文化傳承、弘揚創新發展等諸多領域的發展，更要致力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更加積極主動、全面地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這不僅有利于中國的和平崛起，同時也為重塑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貢獻中國理念、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力量。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全球治理理念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全球治理戰略，是我們黨在科學分析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深刻認識新時期中國經濟歷史性變革的基礎上，指導中國經濟巨輪“行穩致遠”的重大發展思想和理論體系，它明確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國家開放發展的戰略方向和行動綱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理念、重大舉措。這表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機制逐步成熟，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世界影響日趨擴大。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多次闡述了命運共同體的內涵。①2015年9月，習近平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2016年7月1日，習近平在建黨95周年慶祝大會上給出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國方案：“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2017年1月，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主旨演講時，再次提出中國方案，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這不僅是外交主張，更是促進全球合作的發展倡議。“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園”，中國的發展與強大，對其他國家來說是重要的機遇。當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市場，②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將繼續給世界各國提供更多市場、增長、投資、合作機遇。

可“一帶一路”建設是迄今為止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互利共贏共同體，它包括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覆蓋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是以“五通”為核心，以戰略對接和政策溝通為橋梁，以項目合作和基礎設施聯通為抓手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其中，中國作為上中等收入國家，不僅通過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以及絲路基金（400億美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1000億美元）、金磚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商業性資金融通，還設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為“一帶一路”發展提供大量官方發展援助（ODA），包括未來三年向參與“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600億元人民幣援助，在沿線國家實施100個“幸福家園”、100個“愛心助困”、100個“康復助醫”等項目，既實現低收入、下中等收入與高收入國家合作開發現實的特大市場，又將為最不發達國家建設更多民生項目，支持發展中國家落實2015年后發展議程。

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將帶動沿線各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的增長，還將為沿線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地區安全與健康發展等公共產品，更將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在沿線與周邊國家生根發芽，成長為推動全球發展的重要思想共識。

“開放中求發展”的新全球化理念。十八大以來，面對更加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特別是全球經濟發展低迷，出現“逆全球化”的種種特征，中國積極推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積極推動和深化以發展全球伙伴關系為目標的“新全球化”，為世界各國撥開“逆全球化”的迷霧，為全球經濟增長指明“以開放求發展”的正確路徑提供了中國理念、中國方案和中國貢獻，發揮了經濟增長發動機、開放發展穩定器和全球良治新動力的關鍵作用，體現了深厚的戰略定力和世界擔當。

首先，對于為何要推動“新全球化”、重構“老全球化”，反對“逆全球化”，習近平向世界明確闡釋道，“老全球化”的格局是造成經濟長期低迷、全球動能不足，經濟治理應對滯后，特別是全球發展失衡，貧富差距、南北差距擴大等突出問題的根源；但“逆全球化”更不是解決現實問題的正途，“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黑屋子，看似躲過了風吹雨打，但也隔絕了陽光和空氣。打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③無論從中國自身發展經驗還是從全球經濟發展史來看，只有堅定不移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堅定不移地融入世界發展浪潮，“在游泳中學會游泳”，才是實現互利共贏的正確戰略抉擇。

其次，對于“新全球化”的目標與方向，習近平在不同場合明確提出，第一，“新全球化”堅持創新驅動，以創新為世界各國和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新空間；第二，“新全球化”堅持協同聯動，以合作為基礎推動全球貿易服務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第三，“新全球化”堅持平等合作原則，確保各國在國際經濟交往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第四，“新全球化”堅持共享發展，提倡所有人參與、所有人受益，各國要同舟共濟，共迎挑戰，分享發展機會和利益，建設一個共同繁榮、公平包容的世界。④

最后，怎樣推動“新全球化”，習近平主席也為世界各國提出了“中國方案”，這就要加強各國宏觀政策協調，擴大全球化的正外部性，減少負外部性，維護金融穩定，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再平衡；堅持“創新是引領發展第一動力”，創新增長方式，通過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世界經濟的平衡、可持續、包容性增長。

“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習近平經濟思想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倡導開放發展，不僅開創了共贏主義新型大國外交時代，超越了以往大國發展與世界互動的角色和定位，更是首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

共商是前提，共建是途徑、共享是目的。這一理念的提出，意味著中國向世界各國昭示了拓寬合作渠道、加強合作力度的誠意和決心。

首先，中國的國際合作是全面開放的新型國際合作。無論是來自區域性的周邊國家還是域外國家，均可以在共同理念的基礎上，展開跨國家、跨地區、跨洲際的廣泛合作。這不是簡單的數目擴大或擴容，而是在特定議題上為實現更多合作、達成更多協議、凝聚更多共識提供更為靈活的機制與平臺，從而為推動全球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從“一帶一路”倡議到“金磚+”概念，這種合作關系對所有參與各方都具有開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這就不僅包括了特定國家，還吸引了大量“外圍”國家的積極響應和主動參與，從而為國家間合作發展注入新動力。

其次，中國的國際合作是全方位的新型國際合作。尤其是涉及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都愿意幫助沿線國家改善和修建各類基礎設施，使各經濟體之間真正能夠互聯互通，以此促進貨物貿易增長、服務貿易增長、直接投資增長，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合作關系。

最后，中國的國際合作是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合作。所有參與方都是基于共贏而非競爭博弈，無論在貿易領域還是投資領域的合作，都秉持互利共贏的基本原則，這就使得無論國家或地區大小、貧富，中國都愿與其開展互利共贏的合作，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全球治理行動框架初步形成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們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面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發展進入轉型期，黨中央制定和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視角就必須、也必然從國內轉向國際，即更加注重“（利用）兩個市場、（配置）兩種資源”，這已經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全球治理理念的鮮明特色，這不僅體現出重要的政策意義，也成為十八大以來中國全球治理行動框架的重要特征。

黨的十八大對全球治理的戰略部署明確提出，“中國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由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中國在經濟外交方面積極作為，通過將國際機構作為宣傳和溝通中國理念、中國政策的平臺，增強了中國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主動，為構建國內政策向國際政策的轉化機制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不斷為周邊國家、國際組織和國際社會提供共贏發展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十八大以來通過積極倡議和設計《金磚國家創新合作行動計劃（2017－2020）》（2017年）、《金磚國家創新合作行動計劃（2017－2020）》（2017年）、《漢堡行動計劃》（2017年）、《2017年二十國集團普惠金融行動計劃》、《G20促進增長的氣候和能源漢堡行動計劃》、《杭州行動計劃》（2016年）、《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2016年）等一系列跨國合作行動計劃，中國的國際政策協調通道正在逐漸多元化，中國的國際政策合作伙伴不斷擴大，中國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正在逐步成熟，這也意味著，中國正從對外開放走向全面開放、從局部參與走向全面參與世界經濟治理。

中國的國際政策協調通道逐漸多元化。習近平始終強調，全球經濟治理應該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共享為目標，鼓勵各方積極參與，共商規則、共建機制、共迎挑戰，最終實現共贏發展的目標。

當前，中國正積極利用各類國際經濟合作組織，不斷推動經濟政策的國際協商化、協同化、一體化，已經形成了以合作組織與高峰論壇為主體、雙邊合作機制為基礎、區域合作協定為構架的多元化國際政策協調通道。例如，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直接參與政策合作協商的國際組織就包括亞太經合組織（APEC）、上海合作組織等，直接推動政策倡議和實施的論壇包括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金磚國家峰會，以及一系列涉及社會各界、不同領域的分論壇（見表1）；杭州G20峰會更是舉辦了工商峰會（B20）、勞動會議（L20）、青年會議（Y20）、婦女會議（W20）、智庫會議（T20）、民間社會（C20）等配套活動，為推動“中國倡議”成為“世界方案”構筑起廣泛的國際交流合作平臺。

中國的國際政策合作伙伴規模不斷擴大。提高國家影響力既是強國目標之一，也是當前全球經濟治理的重大任務之一。2012～2017年間，中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雖然降為7.33%，但經濟增量占世界比重15.36%上升至21.35%，GDP總量和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都超越美國躍居第一位。⑤與此同時，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政策領域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最集中的表現就是國際政策的合作伙伴數量不斷增長，“朋友圈”不斷擴大。

十八大以來，中國“主場外交”的規格不斷提升，中國倡議或參加的高水平國際論壇與參會國家數量出現“雙增長”。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以來，僅我國主辦的高級別國際會議就超過35場，年均參會國家（地區）和組織達到224個（見表2）。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以“世界互聯網大會”為例，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國的首倡性、定期性、長期性國際峰會，論壇規模、參會代表的級別不斷提高，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

今天的中國，已同70多個國家和諸多地區組織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關系。事實證明，隨著中國國際政策協調通道的逐漸多元化，“朋友圈”越來越大，中國的全球經濟治理方案越來越得到大多數國家的認同、響應和支持，中國的全球治理的理念和行動不僅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而且開枝散葉，讓全世界參與其中。

中國的國際政策協調與實施機制逐步成熟。習近平指出，“結構性改革必須有國際視野”。⑥當前，我國不斷加快統籌國內國際的戰略布局與政策措施，“國內政策（戰略）——國際倡議——國際共識——實施方案”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正在逐步完善。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例，理念形成、國內政策制定、國際政策協調、國內國際戰略協同，到實施方案的推動，中國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已經形成了清晰的發展路線圖（見表3）。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略制定和政策實施的微觀層面上，中國在主動利用已有國際機制的同時，積極推動國際組織的機制建設和改革，建立了“協調工作組——形成成果清單——落實合作協議——推動合作項目”的實施機制，使得合作論壇與高峰會議真正成為推動中國倡議和中國方案的“行動隊”，而不是“清談館”。例如，杭州G20峰會上，中國繼續加強二十國集團以峰會為引領、協調人和財金渠道“雙軌機制”為支撐、部長級會議和工作組為輔助的架構，⑦有力支持了《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促進G20成員在數字經濟培訓和研究領域積極開展合作，并與國際組織及其他團體積極互動，共同推動全球數字經濟快速健康發展。

中國的國際政策協調通道逐漸多元化，中國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逐漸成熟，大大提升了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中國參與國際經貿談判和規則制定中的能力，大大推動了“中國建議”“中國方案”成為“世界方案”的制度進程。由此，當中國在世界全球化逆流之中挺身而出，主動倡導包容、公平、可持續的“新全球化”，高舉“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服務便利化”三面大旗時，很快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和廣泛響應，“一帶一路”倡議也為越來越多的域內外國家所認可和參與，從而使中國真正有可能成為推動此次全球化進程引領者，實現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的最大旗手，不僅維護和拓展了我國的發展利益，也為實現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作出了世界貢獻。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歷史使命：構建更加完善的全球政策協調體系

中國的對外開放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對外開放局面正面臨著新的轉折點，過去是招商引資為主，現在是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過去主要是擴大出口換取外匯，現在是市場、資源能源、投資都離不開國際市場；過去只是被動適應國際經貿規則，現在則要主動參與和影響全球經濟治理。⑧

可以說，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視角逐步從國內轉向國際，宏觀政策更加善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加善于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這不僅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時代特征，同時也是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政策框架的一項重要指導思想，而如何進一步構建更加完善的全球政策協調體系，更是新時期習近平經濟思想與政策的歷史使命。

“我國對外開放的水平總體上還不夠高，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還不夠強，應對國際經貿摩擦、爭取國際經濟話語權的能力還比較弱”，⑨如何進一步擴大中國經濟影響力，加強國際特別是大國間合作機制，擴大全球經濟事務領導權，打造與中國在全球經濟舞臺中心地位相匹配的宏觀政策，將是未來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和國際宏觀政策協調的重要方向。

其一，統籌“兩個大局”，制定中國全球發展戰略。要以推進“一帶一路”為契機，加快實施全面“走出去”戰略。從“中國”發展戰略到“世界”發展戰略，就需要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出發點，從主要配置國內資源轉變為同時配置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從主要開發利用國內市場轉變為同時開發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積極拓展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空間，不斷提高發展潛力，不斷增強國際競爭力。

其二，推動多邊雙邊和自貿區發展，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積極參與國際談判，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服務便利化。堅持“引起來”和“走出去”相結合，更加注重“走出去”。擴大內陸沿邊開放，提升開放層次維度。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成為新一輪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引領者。

其三，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擴大與南方國家的互利共贏合作。進一步推進國家開發性和國際金融機構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供金融貸款，參與和引領全球和區域大型基礎設施網絡建設，為中國創造更好的對外投資環境，提供更多的對外投資機會，特別是通過投資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市場環境、人力資源開發等，為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起到示范性、長遠性作用。

其四，提升中國參與全球治理能力。從G20峰會到達沃斯論壇，從“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到第九屆金磚國家峰會，隨著全球性議題增多、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和全球治理難度加大，中國正在以越來越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氣候變化、國際金融體系、國際貿易體系等全球治理議題，倡導開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合作理念，推動完善公平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

結語

習近平經濟思想全球治理框架的形成深刻說明，全球經濟治理能力是一國經濟“硬實力”與影響“軟實力”的結合，兩者相輔相成，“硬實力”是“軟實力”的基礎，但“軟實力”對硬實力的提升也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十八大以來，在中央的戰略部署指引下，中國牢牢把握戰略機遇期，加速追趕和超越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即美國。無論是以GDP、貨物進出口貿易總額等經濟指標來看，中國對美國經濟“硬實力”的趕超是快速、持續、全面的。但以全球治理能力的角度來看，中國在世界經濟影響的“軟實力”方面與美國還存在一定差距，但隨著中國的國際政策協調通道逐漸多元化、合作伙伴持規模續擴大、協調與實施機制逐漸成熟，這種差距也在迅速縮小。

需要看到，經濟“硬實力”向影響“軟實力”的轉化具備一定的客觀需要條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意愿（特別全球戰略意圖）能否真正惠及他國、造福他方，這決定著其他國家的“人心背向”，也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能否轉化為其全球經濟治理能力的關鍵。

總之，21世紀的頭20年，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⑩，雖然在“硬實力”的比拼上美國與中國出現此消彼長的趨勢，但美國的全球經濟治理能力和國際影響位置仍然無人可及。然而，經過五年時間，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協調積極構建基于共贏主義的新型國際關系，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導的黨的執政方略更加全球化，大大增強了中國的全球經濟治理能力，推動了國家經濟硬實力和治理軟實力的大幅躍升，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中國已經前所未有地進入世界舞臺中心，也有實現這個目標的信心和能力。

（執筆：張新、胡鞍鋼、周紹杰）

注釋

【1】2013年3月，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上，清晰而明確地向世界傳遞了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之后上合組織峰會、中阿合作論壇、博鰲亞洲論壇、第70屆聯合國大會、二十國集團峰會、亞信第五次外長會議，一直到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和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言上，習近平一次次深入闡述了這一主張。

【2】2016年，我國消費品市場規模位居世界第二，最終消費支出占世界消費總量的比重超過8%，與美國的差距明顯縮小。

【3】《共擔時代責任 共促全球發展——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7年1月17日），人民網，2017年1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n1/2017/0118/c1001-29030932.html。

【4】習近平：《中國發展新起點 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網，2016年9月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904/c1024-28689353.html。

【5】GDP系按購買力評價計算，2011年國際美元。2000～2015年計算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采集日期2017年4月3日。2016～2017年數據系作者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報告數據估計。

【6】習近平：《圍繞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做好當前經濟工作》（2015年12月18日），《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99頁。

【7】G20由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于1999年倡議成立，初期運行機制為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機制。2008年金融危機后，G20升格為領導人峰會，逐漸形成目前協調人、財金兩個渠道。財金渠道，主要集中在財政金融方面，即經濟政策領域；協調人渠道，議題更為全面，包括能源、農業、發展、反腐等議題，反映的是領導人關注的重點議題。在部長和副部長級層次，G20有財長和央行行長、貿易部長、農業部長、能源部長、就業部長、旅游部長會議等，還有相關副手會議；在工作組層次，G20框架下成立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投資和基礎設施工作組、發展工作組、反腐敗工作組、能源工作組、增長框架工作組、貿易和投資工作組、就業工作組等研究和執行機制。

【8】《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4年12月9日），《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95頁。

【9】《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2015年10月29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826～827頁。

【9】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2年11月8日。

The Global Governance Action Framework i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singhua

Abstract: At the new stag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which is acting as the new concept, new exploration and new practi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has undertaken the historical mission to promote and build a new typ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strategy i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has also gradually shifted away from focusing on domestic development toward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and markets, so as to mak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China to take part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ore actively and deeply, and help China yield greater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ffai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global economic thought, China's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channel is gradually diversified, international policy partners continue to expa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gradually becomes mature, which means that China's global governance action framework is gradually formed and China begins to fully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step into the center stage of the world economy.

Keywords: Xi Jinping's Global Economic Though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ction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