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國作為一個島國，外交重現實而輕理想。從都鐸王朝開始到最近的英國脫歐，“孤立主義”是英國外交的一條主線，具有與生俱來的特點。“孤立主義”是一種可進退的外交理念，只要不涉及英國的重大利益，就盡可能保持在歐洲之外，英國愈是強大，“孤立主義”愈發明顯，并成為試圖控制歐洲局勢乃至世界局勢的一種手段。英國的孤立主義不是理想主義外交理念的體現，而是交織于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之中。英國脫離歐盟是英國孤立主義外交思想的涌動。
【關鍵詞】英國外交 歐洲 孤立主義
【中圖分類號】 K5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6.005
劉成，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英國史、和平學。主要著作有《英國現代轉型與工黨重鑄》《暴力之后的正義與和解》《對抗與合作：20世紀的英國工會與國家》等。
本文在討論英國孤立主義外交問題時，首先指出兩點：一是英國外交政策有多重維度，并不總是體現孤立主義，即便是在孤立主義思想盛行時期，朝野依然有不同的聲音，比如，索爾斯伯里侯爵最后任期被廣泛稱之為“光榮孤立”時期，但作為首相的他卻從不使用“光榮孤立”這個詞匯。二是英國政治家的外交主張有多重維度，不能簡單地定性為是刻板的孤立主義還是干涉主義。比如，格拉斯頓是反對英國干涉外部事務的主要代表，在埃及問題上卻進行了積極干涉；而帕默斯頓是炮艦外交的始作俑者，但也主張盡量不卷入歐洲戰爭，不要四處出擊。英國的孤立主義不是理想主義外交理念的體現，而是交織于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之中。英國作為一個島國，外交重現實而輕理想。筆者認為，在英國對歐洲的事務上，從都鐸王朝開始到最近的英國脫歐，孤立主義對英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時而凸顯，時而隱藏，但一直發生作用，它是英國外交思想的一條主線。
都鐸王朝
都鐸王朝是英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時期，也是英國近代歷史的開端，由此英國具備了制定和實施獨立外交政策的基本條件。英法百年戰爭是英國民族國家形成的驅動器，戰爭不僅結束了英王自“諾曼征服”以來“跨海而治”的政治格局，而且也終結了英王對法王的封臣身份及對法國王位的覬覦，轉而注重對英國本土的內部經營①。英國作為英法百年戰爭的戰敗方，失去了加萊港之外的法國所有領地，可以說是一次徹徹底底的失敗。然而，英國也由此斬斷了與法國的領土糾紛，擯棄了占有歐洲大陸土地的想法。簡單而言，從都鐸王朝開始，英國外交上就幾乎沒有爭奪歐洲地盤的想法，對歐關系主要是為了保障英國本土不受歐洲大陸強國的侵犯，維護其在歐洲大陸以及全球的經貿利益。因此，保持歐洲均勢，獨立于歐洲之外，盡量不卷入歐洲戰爭，就成為英國對歐關系的基本原則。從這樣的角度看，英國“孤立主義”外交思想是“與生俱來”的，早在英國民族國家的創建時期就有了。換句話說，英國在開始走向世界并開展現代外交活動的時候，它就根據歷史地理的處境，把英國外交定位清楚了。“孤立主義”是一種可進退的思想，而且英國愈是強大，這種“孤立主義”就愈發明顯，進而成為試圖控制歐洲局勢乃至世界局勢的一種手段。
亨利七世實行的是和平外交，盡量避免卷入歐洲紛爭，努力改善與歐洲國家的關系②。聯姻是當時歐洲國家間維系關系的最好手段，亨利七世有二子和二女，他的大兒子亞瑟娶了西班牙的凱瑟琳公主，亞瑟病逝后，又安排他的二兒子亨利續娶了他的嫂子凱瑟琳，這成為亨利八世后來離婚案的理由。他的長女瑪格麗特嫁給了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四世，小女兒瑪麗先是與神圣羅馬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的長孫查理訂婚，后來在已經成為國王的兄長亨利八世的首肯下，18歲的瑪麗嫁給了52歲有過兩次婚姻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二。
亨利八世統治的后期，英國卷入了歐洲的軍事紛爭，主要應對歐洲強國對英國的威脅，或是對威爾士、愛爾蘭和蘇格蘭的征服。也就是說，亨利八世的對外戰爭主要限于鞏固英國本土的需要，而不是謀求對歐洲大陸的擴張。亨利八世統治下的英國開始步入歐洲大國之列，但他面臨的一個最大威脅依然是當時歐洲最強國的法國，兩國是世仇，法國支持蘇格蘭瑪麗爭奪伊麗莎白的王位，羅馬教皇又慫恿法國對英國采取行動。早在1295年，蘇格蘭與法國簽訂了“老同盟”（Auld Alliance）。1513年，蘇格蘭詹姆斯四世為了遵守兩百多年前的“老同盟”而入侵英格蘭北方。為了打破這個“老同盟”，爭取對法關系的有利條件，1543年7月1日，英格蘭強迫蘇格蘭簽訂了《格林威治條約》，該條約主要目的是實現亨利八世的兩國合并計劃。根據條約，英格蘭與蘇格蘭締結和平，蘇格蘭詹姆斯五世的女兒瑪麗一世與英格蘭的愛德華六世結婚，他們的后代將繼承英格蘭王國和蘇格蘭王國的王位。在十歲前，瑪麗將由一個英國貴族家庭陪護，之后將在英國居住，直到她與愛德華完婚③。然而，蘇格蘭議會于12月11日否決了該條約，瑪麗一世的母親也強烈反對這門婚姻，將瑪麗一世送回自己的故鄉法國撫養，這導致八年的英蘇沖突，史稱“粗魯求婚”（Rough Wooing） 。
由于亨利八世的大女兒瑪麗一世（血腥瑪麗）與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聯姻關系，英國卷入了西法戰爭。為此，伊麗莎白一世牢牢記住了這一歷史教訓，只利用聯姻作為溝通各大國關系的手段，但不接受歐洲王室的求婚請求，以保證英國的外交獨立，不在歐洲戰爭爆發時，再次因為聯姻關系而卷入歐洲紛爭。
1560年7月6日，英、法、蘇簽訂的《愛丁堡條約》是伊麗莎白一世對外關系的一個重要節點，至此法蘇同盟的威脅被消除，而西班牙取代法國成為英國的最大敵人。西班牙是歐洲的海上霸主和殖民大國，這與具有同樣需求的英國必然發生正面沖突。1566年的尼德蘭起義后，西班牙對尼德蘭采取了鎮壓行動，英國認為西班牙一旦控制了尼德蘭地區，將直接威脅到英國本土安全。更讓英國焦慮的是，西班牙堅定支持英國內部的天主教勢力，謀殺伊麗莎白一世，以蘇格蘭的瑪麗取代之，而在伊麗莎白一世處死瑪麗后，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直接提出對英國王位的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與過去的盟友開始交惡，最著名的事例就是1588年英國和西班牙的海戰，英國最后擊敗了所謂“無敵艦隊”而大獲全勝。
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英國已經成長為歐洲的強國。如果說，民族國家在亨利八世時期尚在形成之中，英國有時還不能完全擺脫中世紀“外交”思維，到了伊麗莎白一世后期，英國的民族國家已經鑄造成熟。都鐸王朝的祖孫三代君主，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一世，他們完成的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創建民族國家。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英國的外交思路越來越明晰，孤立主義外交思想不斷發展，成為英國外交的傳統思想。這種孤立主義思想主要體現為：在歐洲事務上，只要不涉及英國的根本利益，就盡量脫身在外，不卷入歐洲戰爭；主要通過外交斡旋的和平方式保持歐洲均勢，如果歐洲出現了一個強國并威脅到英國安全，則聯合其他國家打擊這個第一強；保護海外殖民地，在全球謀取最大經貿利益。
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英國的政治文化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孤立主義外交思想依然明顯。在歐洲三十年代戰爭中，英國基本采取隔岸觀火的態度。三十年戰爭后，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成為歐洲大陸的真正霸主，荷蘭擁有海上貿易的壟斷權，其商業帝國如日中天，嚴重威脅著英國的海上貿易和殖民擴張。為此，英國在外交上努力避開歐洲大陸的鋒芒，進一步推進重商主義外交，大力發展海軍力量，為未來的英帝國準備條件。在三次英荷戰爭后，英國獲得了對世界海洋和貿易的控制權，昔日的海洋的大國，比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一個個被英國超過，英國世界海洋大國的地位已經確定了。于是，英國愈發關注海外貿易和殖民地的利益，更不會輕易卷入歐洲的紛爭。
1686年7月9日，為了遏制法國的擴張，奧地利、荷蘭、瑞典、西班牙、薩伏依、巴伐利亞、薩克森等國在德意志的奧格斯堡建立同盟。1688年9月24日，法國侵入普法爾茨，同盟戰爭爆發。詹姆斯二世試圖在英國恢復天主教和專制統治，希望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因而置身這個反法陣營之外。1689年，由于詹姆斯二世長女瑪麗和夫婿荷蘭執政威廉入主英國君主，把英國拖進了荷蘭領頭的反法同盟。所以，光榮革命促使英國外交發生了變化：英國開始介入歐洲大陸事務，之后發生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0～1713）、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七年戰爭（1756～1763）、拿破侖戰爭（1799～1815），英國均是主要參與者，針對的目標主要是法國。即便如此，英國在戰爭中也是“半心半意”，比如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戰中，英國只愿意出錢，而不愿意派兵，外交大臣格倫維爾甚至說，年輕人離開工作崗位去大戰，將造成英國工業的停滯，降低英國的天然力量④。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戰爭已經不同于中世紀的王朝戰爭，而是起因于爭奪民族國家的霸權。民族國家從一開始就把戰爭變成了國家間的戰爭，各國通過戰爭來爭奪國家利益，一直到20世紀，歐洲國家都把戰爭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為爭奪領土、資源、財富等不惜發動戰爭⑤。當然，英國的介入依然不是為了謀求在歐洲大陸的領土利益，這與其他參戰國存在根本不同。英國的目的還是為了本土的安全，希望通過歐洲的均勢遏制法國的霸權，促進自己的商業利益。1815年11月20日，法國與第七次反法同盟簽訂第二個《巴黎和約》和《四國同盟條約》，拿破侖戰爭結束。英國通過這場戰爭徹底打敗了勁敵法國，路易十四以來，法國統霸歐洲對英國造成的巨大壓力消除了。這以后，英國就穩操世界霸權，步入19世紀的光輝歲月。
19世紀的英國
19世紀的英國強大具有與生俱來的脆弱性，它必須依靠外部的資源來支撐自己的強大，外交上表現出來的就是不將國家關系作為制定對外政策的主要因素，而是全力保護帝國利益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同時極力維護歐洲大陸的和平，避免卷入戰爭。英國在這種脆弱性的單獨強大的時期，試圖通過孤立主義達到控制歐洲局勢乃至世界局勢的目的。
《四國同盟條約》希望重組一個有英國參加的新同盟，以取代俄、奧、普的三國“神圣同盟”，俄、普、奧三國把歐洲革命運動看作對戰后秩序的威脅，因此大國應隨時準備鎮壓革命。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卻認為，戰勝國之間應建立一種經常性的磋商機制，以維護歐洲和平，但《四國同盟條約》只是執行巴黎和約的保證，而不是干涉其他歐洲國家內政的文件。英國的職責是協調歐洲大國間的關系以保證和平，而不是干涉歐洲大陸事務⑥。卡斯爾雷被譽為“定期會議制度之父”，這種用協商方式保持歐洲和平符合英國利益，在維護歐洲和平方面也確實起到一定作用，尤其在法國參與后更加如此⑦。這種機制后來在“國聯”和“聯合國”得到更多體現。
1820年1月，西班牙貴族軍官黎亞哥上校成立革命政府，宣布恢復1812年憲法。5月5日，英國內閣發布了一份由卡斯爾雷起草的報告。該報告指出：“沒有任何其他事情比試圖超越同盟關于責任和義務的概念和原則，更能削弱甚至毀滅同盟的真正功能”；卡斯爾雷同時在下院強調：“西班牙目前狀況無疑嚴重加劇了歐洲的政治騷亂”，但是現在干涉西班牙事務尚存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而且，“同盟從來就不是一個世界政府，或者要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⑧。
1822年8月，坎寧在行將就任外交大臣前闡明了英國對西班牙問題的基本態度：我們無需參加任何一方的爭斗，只做這場爭斗的堅定而毫不動搖的旁觀者。所有的國家為自己，上帝為大家⑨。他就任外交大臣后立即給威靈頓公爵發出指示：在討論干涉西班牙問題的維羅納會議上公開表明態度，“不管發生什么情況，英國都不會成為干涉的一員”⑩。1848年3月31日，英國外交強硬派的代表人物帕默斯頓在議會坦言，他作為外交大臣的責任就是不輕率地讓英國承擔可怕的戰爭責任?。1848年4月，他寫信給維多利亞女王說：在歐洲接連發生的重大事件中，英國政府的政策是觀望，避免不必要地卷入或牽累?。在1866年7月20日的下院外交事務辯論中，外交大臣斯坦利明確說道：“議會內外的一致態度是，英國不卷入歐洲大陸戰爭。我們的政策是觀察而不是行動，不會采取武力干涉的方式”?。
1868年西班牙爆發新的革命，普魯士向西班牙臨時政府授意，讓普王威廉的堂兄利奧波德出任新國王，這意味著霍亨索倫王族將接管西班牙，必然引起法國的激烈反應。英國認為普魯士可以抵消法國的力量，一個在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將是英國穩固可靠的伙伴?。因此，英國對外主張任何大國無權干涉西班牙人民選擇新君主的權利。
土耳其穆斯林屠殺巴爾干基督教徒的事件發生后，迪斯雷利在議會說：面對當前危急，政府的責任只是維護英帝國?。但在俄國對土耳其宣戰后，迪斯雷利以英國輿論對土耳其屠殺感到憤怒為由，拒絕了土耳其要求英軍參戰的吁請。格拉斯頓的外交政策構建在國際法和道德的基礎上，主張歐洲大國協商，避免進攻性的擴張行動。在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執政期間，英帝國擴張到極限，英國與歐洲列強的矛盾或合作，基本圍繞帝國擴張和帝國安全展開。但是，不干涉、保持外交的獨立性，依然是外交原則中的基調。
19世紀的最后十多年，索爾茲伯里侯爵主導英國外交，在對歐關系上力求合作但避免同盟，獲得利益又不被困擾。英國當時最擔心法、俄結盟反對英國，索爾茲伯里政府簽訂兩次地中海協定的現實考慮是為了平衡法、俄兩國的威脅。在該協定簽訂前兩天，索爾茲伯里政府給維多利亞女王的報告中說：如果此時英國堅持孤立狀態，英帝國就可能成為歐洲強國任意宰割的犧牲品。當然，索爾茲伯里與歐洲強國簽訂協定是無奈的選擇，他在給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信中承認：英國加入第二次地中海協定是一件遺憾的事情，這是在幫助俾斯麥玩火，而他并不愿意成為這種不擇手段游戲中的一員?。保持英國的獨立性是索爾茲伯里簽訂協定的前提，地中海協定也沒有確定軍事義務，充分體現了英國在歐洲事務上，既想享受同盟恩惠，又不愿承擔同盟責任，不受歐洲大陸的牽扯。
英國主張不結盟政策，奉行孤立主義思想，不意味著堅決不合作，比如：克里米亞戰爭中聯合法、土對抗俄國，四國聯盟處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憲政危機，1860年與法國一起侵略中國，等等。孤立主義意味著英國在任何時候都不與其他國家締結正式的軍事同盟關系，不讓自己被他國利益拖入戰爭，盡可能維護英國獨善其身的地位。即便到19世紀末，英國依然認為，歐洲大國的結盟是為了維持歐洲的均勢，英國的“孤立”符合英國的利益。
英國的強大有賴于殖民地，因此需要保護英帝國和海上通道的安全，而當其他國家也投身殖民地爭奪時，實行孤立主義政策就有可能使自身“被孤立”。世紀之末，英國圍繞“孤立”問題進行了激烈辯論，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光榮孤立”不僅沒有幫助英國，還促使一個大陸聯盟與英國的對立。?英國政治家們認識到了孤立主義的局限性，索爾茲伯里首相本人就反對使用“光榮孤立”這個詞?，財政大臣阿瑟·貝爾福、外交副大臣寇松都公開質疑光榮孤立政策?。1898年2月8日，巴特利爵士在下院說：“光榮孤立”意味著在全球范圍內絕對的無能，除非英國與其他國家結盟，否則將喪失一系列利益?。4月5日，后來長期擔任外交大臣的格雷爵士也在議會中指出：英國必須不孤立，必須找到與其他國家的共有利益。
1900年11月，外交大臣蘭斯多恩侯爵與德國進行了結盟談判，因為英國不接受德國提出的加入三國同盟并完全卷入歐洲事務的條件，談判沒有獲得任何預期的成果。日本是英國結盟的另一個對象，英國希望通過英日同盟保護自己在東方的利益，但根據英日盟約，日本與俄國發生戰爭，英國依然可以保持中立。在世紀之交，英國外交政策依然延續過去的思路，側重帝國和海洋，對歐政策服從于英帝國的利益。
從英日同盟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同盟政策成為英國外交的重點。需要指出的是，1904年《英法協議》涉及殖民地問題，而不是歐洲大陸。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機中，英國不想讓自己卷入歐洲戰爭，認為英國沒有保衛法國的法律承諾。索爾茲伯里的兒子承認，英法協議不是背離英國傳統外交政策，而是與過去的政策完全一致，或是對過去政策的某種發展。1907年《英俄協定》是《英法協議》的補充，英國不可能在與法國結盟的同時，采取抗俄政策。當然，英國更不會因為這個協議而承擔保護俄國的責任。
結盟條約的內容全都與爭奪殖民地有關，即通過劃分勢力范圍消除彼此的沖突，聯手對付其他列強，在殖民爭奪中獲取更大利益，這是一戰之前帝國主義列強結盟政策的實質。但列強的結盟政策最后把自己引入毀滅，三國同盟、三國協約兩大集團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本誘因。英國依然認為不應該加入戰爭，在英國決定參戰的前兩天，外交大臣格雷還說英國不需要做出承諾。直到1914年8月3日，英國得知德國無視英國的警告侵占比利時，感到本土安全遭到巨大威脅時，格雷才在下院無奈承認：無論英國參戰與否，英國對外貿易都將中止，不參戰還會失去道義的責任，所遭受的痛苦也不會少于參戰所帶來的痛苦。8月4日晚11時，英國正式向德國宣戰。
19世紀見證了“英國治下的和平”，英國靠經濟實力和海上霸權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英帝國，成為國際秩序的主要規范者。然而在19世紀行將結束時，英國失去了對地中海的絕對控制，在遠東、中東面對新的霸權爭奪，在印度也有危機四伏的感覺。英國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外交路線，放棄它執行了一個世紀的“光榮孤立”，去尋找能夠幫助它維護自身利益的同盟國。當然，像英國這樣規模的國家，其強大需要幅員遼闊的帝國才能支撐，需要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方面保持領先才能繼續，英國正是因為最早進入現代化而開始領先世界的。但現代化不是一個可以被壟斷的進程，一旦其他歐洲國家進入工業化快速發展的軌道，英國外交的脆弱性就更加明顯。當然，英國已經站在了世界的頂峰，戰爭對英國最不利，英國生怕結盟給自己帶來麻煩，孤立主義思想即使在結盟有助于歐洲均勢時也依然存在。19世紀的英國外交有三個原則：英帝國是重中之重，保持強大的海軍力量，維護歐洲均勢。從拿破侖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則沒有改變，孤立主義是英國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只要不涉及自己的根本利益，英國就努力置身于局外。
戰后綏靖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讓英國人更加深刻認識到，卷入歐洲戰爭是一種夢魘，任何形式的和平都比戰爭要好，這是導致英國戰后綏靖主義的主要心理原因。在英國，奉行綏靖主義的不只有張伯倫一人，這是英國人普遍認同的思潮，英國人在戰后產生了一種對戰爭的強烈恐懼和厭惡感，認為和平壓倒一切。于是，英國戰后興起的和平主義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反對一切性質的戰爭成為運動的宗旨。在這樣的背景下，妥協政策只要能夠換來和平，就會得到英國人的擁護。所以，這種出賣小國利益的行為，不僅沒有遭到一貫標榜主張正義的英國人民的指責，相反，張伯倫成了和平使者，在簽訂協議回國后受到英國人的熱烈歡迎。而且，張伯倫政府認為，戰爭將會讓英國付出巨大代價，經濟實力會下降，歐洲的力量對比將有利于蘇聯，所以英國堅持維持現狀，避免發生戰爭。上述推測在二戰后確實變成現實，英國的策略也不能不說具有某種前瞻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讓英國長期積累的“家底”徹底破產，英國依然不愿過多卷入歐洲事務，力圖保留自己的行動自由，最好的證明就是英國對戰后歐洲共同體的態度。戰后的英國實際上已經成為二流國家，但與戰敗的德國、戰爭中國土淪陷的法國相比，英國依然是歐洲的強國，如果英國能夠調整好心態，做歐洲的領導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英國沒有積極扮演好這樣的角色，而在法國、德國設計出歐洲共同體來振興本國經濟的時候，英國卻采取抵觸和不介入的立場。最后，德國和法國借助于共同體的優勢，很快超過英國，等到英國認識到加入歐共體是必然選擇的時候，它不僅做不了歐共體的領導者，甚至連進入歐共體都要看別人的臉色，幾次申請加入歐共體都遭到了法國的拒絕。
“三環外交”是英國戰后的對外方針，英帝國或英聯邦作為第一環是英國外交的立足點，英美特殊關系是英國外交的重點，聯合的歐洲在三環中處于最不重要的一環。這是英國歷史和地理文化的一種反映，英國屬于歐洲但又是島國，其安全與歐洲密切相關。為此，維持歐洲的均勢和保持相對的孤立主義，一直是英國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這樣即使歐洲平衡失去和出現戰亂，英國也可以保持一種進退自由的姿態，通過自身的砝碼讓歐洲恢復均勢和維護和平。工黨領袖蓋茨克爾曾坦言：英國進入歐洲意味著一個獨立國家的結束，意味著英國一千年歷史的結束。所以在歷史上，英國一向反對歐洲集體性的盟約，認為這與英國的歐洲均衡思想相悖，不利于英國安全。
1947年1月8日，工黨政府召開秘密內閣會議，決定發展英國自己的核武器，外交大臣貝文的態度表達了政府的決心：無論花費多少錢，英國也要進行核武器計劃。然而，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是英國對外政策的一個分水嶺，這場戰爭使英國人對英帝國感到失望，促使英國加快實施從殖民地撤離的計劃，逐漸將注意力從英聯邦轉向歐洲，三次提出加入歐共體的申請，正如英國在加入歐共體的白皮書中所言，英國除加入歐共體外別無其他選擇。英國于1973年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對外貿易額迅速增大，如英國鐵路公司在1970年的出口額是50萬英鎊，1974年增加到460萬英鎊。即便如此，威爾遜接任工黨領袖并成為英國首相后，不甘心成為歐洲的一員，依然懷有濃厚的大英帝國思想，他的一句名言就是：“英國要具有世界性的力量和影響，否則什么也不是”。值得提出的是，1972～1976年，工黨左翼提出了一系列激進“更替性經濟戰略”，其中就包含退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主張，而且因為反對政府的歐共體主張，工會左翼與工會站在了一起。英國作為歐共體成員，就要執行歐共體的規定，左翼擔心公有制綱領、國家經濟計劃性、對進口的控制和提高公共開支的主張會因此受到阻礙和削弱，這是左翼反對英國加入歐共體的重要原因。因此，英國加入歐共體后，在形式上成為了其中一員，但并未將注意力真正放在歐洲事務上，也沒有改變傳統的歐洲思想。英國政府強調獨立主權國家的基礎，拒絕把歐共體中央銀行作為共同貨幣體系的核心，拒絕加入歐元區、申根簽證協議，反對歐洲防務一體化。自撒切爾政府之后，“英美特殊關系”又成為英國對外關系的重中之重，無論是部署美國中程導彈、美國對利比亞的“懲罰性”突擊，還是里根總統的“星球大戰”計劃，英國都堅決地與美國站在一起，認為“美國的戰略核力量是歐洲自由的最后保證”。工黨布萊爾政府更是支持美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因此與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發生矛盾。可見，英國似乎總要表明自己與歐洲的不同，總要體現自己的獨特身份。
英國加入歐共體后實施了北極星導彈計劃，以維護英國的戰略獨立性和全球影響力，國防開支占GNP比例超出其他任何一個西歐國家。而且，英國內部在歐共體及后來的歐盟問題上一直存在爭論與猶豫：比如，1975年，威爾遜政府就舉行公投決定留歐；1984年，撒切爾政府獲歐共體部分預算貢獻退款；1997年，布萊爾政府加入歐元計劃被阻止；2013年1月23日，首相卡梅倫承諾舉行脫歐公投，等等。因為在歷史上，英國從來就沒有想過成為歐洲永恒聯盟的一員，在心理深處也從不認同“歐洲”。進入21世紀以后，英國退出歐盟的離心力越來越大，中東難民等問題只是促使英國下定決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脫歐的行動下面是英國孤立主義傳統思想的涌動。
縱觀都鐸王朝到英國脫歐的全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孤立主義”是英國外交的一條主線，它具有與生俱來的特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表現。“孤立主義”是一種可進退的外交理念，只要不涉及英國的重大利益，就盡可能置身歐洲之外。這種“孤立主義”與英國的歷史地理、外部欲求相關，英國愈是強大，“孤立主義”可能愈發明顯，甚至成為試圖控制歐洲局勢乃至世界局勢的一種手段。
注釋
①孟廣林、黃春高：《封建時代——從諾曼征服到玫瑰戰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8頁。
②姜守明、黃光耀、許潔明、蔡蕾、胡傳勝：《鑄造國家——16～17世紀英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8頁。
③Herbert Albert Laurens Fisher,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Henry VII, to the Death of Henry VIII, 1485–1547 (Volume V),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6，p. 459.
④劉金源、李義中、劉明周、胡傳勝：《轉型時期——18世紀英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4頁。
⑤錢乘旦主編：《世界現代化歷程》（總論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1頁。
⑥Charlotte Evers and Dave Triumph, Britain 1783-1851, From Disaster to Triumph?, John Murray: London, 2005, p.232.
⑦Richard Langhorne,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gress of Vien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2, No. 4, October, 1986, p. 313.
⑧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viii. Comprising the period from the fourth day of February, 1803 to the thirtieth day of April, 1823, London, pp.1137-1138.
⑨E. M. Lloyd, "Canning and Spanish America",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ew Series, Vol. 18 (1904), p.80.
10Norihito Yamada, "George Canning and the Spanish question, September 1822 to March 1827",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2, No 2, June 2009, p.348.
11Hansard, HC Deb, 1,March,1848, Vol. 97, c.122.
12Michael Lynch, An Introduc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y 1800-1914, Hodder Murray. 1999, p.151.
13Hansard, HC Deb, 20 July 1866, vol.184, cc.1253-1255.
14John Clarke, British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1782-1865: the National Interest, Unwin Hyman Ltd, 1989, pp.290, 224.
15Hansard, HC Deb, 11 August 1876, vol. 231, cc. 1140-1146.
16Graham D. Goodlad, British Foreign and Imperial Policy, 1865-1919, Routledge, 2000, p.63.
17R. Seton-Watson, 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544.
18Martin Roberts, Britain 1846-1964: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
19Hansard, HC Deb, 12 April 1897, vol. 48, cc.970, 998.
20Hansard, HC Deb, 08 February 1898, vol.53, c.134.
21Hansard, HC Deb, 05 April 1898 vol.56, c.281.
22Graham D. Goodlad, British Foreign and Imperial Policy, 1865-1919, Routledge, 2000, pp.252, 70,41.
23Richard F. Hamilton, Origins of World War O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6-17.
24Judith Telfo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0-1914, Blackie & Son Limited, 1978, p.75.
25Hansard, HC Deb 03, August 1914, vol. 65, cc.1809-1823.
26劉成、胡傳勝、陸偉芳、傅新球：《光輝歲月——19世紀英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5頁。
27劉成：《19世紀英國孤立主義外交政策辨析》，《復旦學報》，2016年第4期，第114～115頁。
28劉成、金燕、魏子任：《和平之困——20世紀戰爭與談判》，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73～74頁。
29錢乘旦、陳曉律、潘興明、陳祖洲：《日落斜陽——20世紀英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3頁。
30劉成：《英國興衰千年回溯》，《歷史教學》，2010年第7期。
31Brian Brivati and Richard Heffernan, The Labour Party: A Centenary History，Macmillan, 2000, p.383.
32Peter Hennessy, Never Again, Britain 1945-1951，London, 1993，P.268.
33劉成、劉金源、吳慶紅：《英國：從稱霸世界到回歸歐洲》，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341頁。
34Eric Shaw, The Labour Party Since 1945，Oxford, 1996，p.68.
35Paul Sharp, Thatcher's Diplomacy: the Revival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Great Britain, 1997, p.105.
36Stephen Howe, "Labour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Duncan Tanner and others edited, Labour's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2000, pp.140-141.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British Isolationist Diplomatic Thought
Liu Cheng
Abstract: As an island country, the British diplomacy is more realistic than idealist. From the Tudor dynasty to the recent Brexit, "isolationism" is a main line of British diplomacy, with innate characteristics. "Isolationism" is a progressive concept of diplomacy. As long as it does not damage the great interests of Britain, Britain will choose to stay outside Europe; the more powerful Britain is, the more prevalent "isolationism" becomes; it has been a tool of the UK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in Europe and even the world. British isolationism is not a manifestation of idealist diplomatic ideas, but intertwined in realist foreign policy. Brexit is the surging of British isolationist diplomatic thought.
Keywords: British diplomacy, European isolationism
責 編∕楊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