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孤立主義思想深深地植根于美國的文化傳統，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孤立主義思想可以說貫穿于美國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自開國以來，美國即奉行以孤立主義為主要特征的政策。及至20世紀20、30年代，孤立主義思想在美國再度盛極一時。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中立法》，力圖使美國置身戰爭之外，結果卻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即使在戰后，孤立主義的呼聲在美國仍不絕于耳。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孤立主義不可能在美國對外政策中居于主導地位。
【關鍵詞】孤立主義 美國外交 中立法案
【中圖分類號】D817.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6.002
美國的孤立主義思想由來已久，對美國的政治、外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時至今日人們對這一思想的準確內涵仍莫衷一是、爭論不休。一般說來，所謂孤立主義主要是指美國應避免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政治和軍事義務、不與外國特別是歐洲國家結盟的主張和政策。作為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思想之一，孤立主義深深地植根于美國的文化傳統，是美國歷史上極具爭議的研究話題之一。早在1922年，《芝加哥日報》駐倫敦的記者愛德華·貝爾曾發表文章，首次用“孤立主義”一詞來批評美國當時對國際合作所持的消極態度。①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這一概念得到了美國歷史學者和政治學者的廣泛使用。另一方面，包括“新左派”在內的一些學者則否認美國歷史上存在過“孤立主義”，認為所謂的孤立主義不過是一種“神話”，在闡釋美國外交政策方面起著“誤導性”作用。②有學者更是明確指出，華盛頓、約翰·亞當斯以及杰斐遜等人并無意構建孤立主義的外交傳統與原則，而只是對當時國際局勢做出的謹慎選擇。③不僅如此，還有學者提出，20世紀20、30年代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并非是“孤立主義”思想，而是美國政治文化中的“中立”觀念。④本文旨在通過對美國歷史上的孤立主義思潮進行簡要梳理，以揭示其實質及其對美國外交的影響。
美國孤立主義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孤立主義的歷史“同英國在北美大陸首次殖民一樣古老”。獨立戰爭爆發前，北美殖民地的不少人就普遍存在著一種切斷與英國及歐洲的聯系、實行“孤立”政策的思想。1776年1月，潘恩在其《常識》一書中就明確提出，美利堅沒有歐洲國家的關照也同樣會繁榮，也許會更加繁榮。他這樣寫道：“對不列顛的任何屈從或依附，都會立刻把這個大陸卷入歐洲的各種戰爭和爭執中，使我們同一些國家發生沖突。”在他看來，歐洲是北美的貿易市場，“我們就應當同歐洲的任何部分保持不偏不倚的關系”，北美的真正利益是避開歐洲的各種紛爭。⑤他不僅闡述了美國獨立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同時也為獨立后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建國之初，孤立主義便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指導思想，喬治·華盛頓、約翰·亞當斯、托馬斯·杰斐遜等開國領導人無不具有這一觀念。正是本著孤立主義思想，亞當斯等人起草了《1776年條約計劃》，確定了日后美國與外國交往的基本準則。1780年亞當斯又告誡國會不要把美國和歐洲列強糾纏在一起，雙方的往來僅限于商業，而不是政治，更不是戰爭，因為美洲長久以來一直是歐洲戰爭和政治的玩物。⑥1793年4月英法戰爭爆發后，華盛頓發表《中立宣言》，宣稱美國將堅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禁止美國人以任何形式參與、幫助支持交戰雙方的活動。
1796年9月17日，華盛頓發表了“告別演說”，第一次明確了美國孤立主義外交的基本原則。他強調，歐洲的紛爭在實質上與美國毫不相關，美國卷入歐洲的政治是極不明智的；美國應當遵循的“最高行動準則”是在發展同外國的貿易關系時，盡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聯系，避免與任何外國訂立永久性的同盟。華盛頓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孤立主義”一詞，但他將傳統的孤立思想上升為國家的基本政策，并為亞當斯、杰斐遜等人繼續遵循。在亞當斯看來，華盛頓的告別演說將構成美國未來整個對外政策體系的基石。杰斐遜也在就職演說中重申，“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通商往來和友誠相待，但不與任何一國結成同盟”。⑦
美國獨立后選擇以孤立主義為核心的外交政策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尚在殖民地時期，最早移民的清教徒們出于宗教原因就提出要與舊大陸區別開來，在新大陸建立他們的“山巔之城”，并成為世人所效仿的樣板。與歐洲的專制統治不同，他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全新的民主政權，并成為“一座照耀所有國家的正義燈塔”。在這些清教徒看來，美國是“上帝的選民”，“是一塊未沾染舊世界罪惡的圣土”。⑧孤立主義的思想實際上也體現了這些早期移民對歐洲政治和文化的一種厭惡感。我國研究美國文化史的復旦大學莊錫昌教授曾這樣評論說：“如果對美國人的心理進行深層次的分析，人們不難發現，盡管大多數美國人與歐洲有著血緣關系，但是多數美國人的內心深處對歐洲有一種鄙視的心理。他們從心底里認為歐洲在墮落，歐洲在沉淪，而對美國自己的制度和價值觀念卻感到自豪，因此他們在感情上不愿與歐洲為伍。”⑨應當說，美國人這種對自身制度和文化的優越感至今依然十分強烈。
同時，對于剛剛獨立不久的美國而言采取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有助于維護并加強其國家安全。獨立伊始，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非常有限，而英國軍隊仍駐扎在西部地區，拒不撤軍，對新生的共和國虎視眈眈。法國則控制著密西西比河，同樣嚴重威脅著美國的獨立。實行孤立主義政策可以使美國采取超然的態度，置身于歐洲列強的政治紛爭之外，集中力量發展國內的經濟，解決國內面臨的問題。
獨特的地理環境也為美國奉行這一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浩瀚的太平洋和大西洋為其領土安全提供了天然屏障，而南北都是弱鄰。潘恩對此不無欣喜地寫道，“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幸福，其地理位置遠離所有那些紛爭不休的國度，除了與之通商外可以再無往來”。美國自恃有兩大洋的庇護，可以遠離國外的戰爭和沖突。這種心理一直持續到珍珠港事件的發生。
美國的孤立主義外交決不是閉關鎖國，與世隔絕，而是具有相對的含義。首先，在堅持政治和外交上“孤立”的同時，在經濟上卻依然不斷拓展與其他地區的貿易往來和經濟聯系，努力尋求海外市場。其次，美國在同歐洲強國打交道時奉行這一政策，但在與亞洲、拉美和非洲等相對弱小的國家交往時，實行的則是積極干涉和擴張的政策，不斷加強美國在這些地區的地位和影響。
1823年，面對歐洲大國聯合干預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可能，美國政府發表了《門羅宣言》，確立了所謂的“美洲體系原則”，實際上是將美國的孤立主義思想擴大到了整個西半球。《門羅宣言》所確定的原則被認為是美國外交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使在后來孤立主義思潮大行其道時，所謂的“孤立主義者”也沒有主張放棄美國維護其在美洲的利益和干預西半球事務的權力，相反地，這一主義卻成為美國政府在美洲排斥英、法勢力的工具。⑩
20世紀美國孤立主義進入高潮并遭遇挑戰
進入20世紀，美國早已羽翼豐滿，國力強盛，成為國際舞臺上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雖然如此，孤立主義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嚴重制約著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美國歷史學家比爾德將這一時期美國孤立主義思想的主要內涵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拒絕加入國際聯盟；不卷入歐洲和亞洲的政治紛爭；不介入歐亞大陸爆發的戰爭，為此采取相應的措施以確保美國的中立、和平；對所有贊成互惠的國家奉行一種友好的外交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伊始，圍繞著《凡爾賽和約》和是否加入“國聯”等問題，美國國會及社會各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為了確保國會和民眾對和約的支持，威爾遜不辭辛勞奔赴全國各地發表演說，以喚起民眾擺脫孤立主義思想的束縛，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承擔起領導世界的“責任”。在他看來，隨著美國國力的增強，已經成為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決定性力量，“孤立主義正在消亡”。威爾遜的這一觀點顯然過于樂觀了。事與愿違，他精心設計的美國主導國際事務的構想終因國內的強烈反對而落空，這可以說是美國孤立主義思想的一次重大勝利。以參議員威廉·博拉和海勒姆·約翰遜為代表的孤立主義者堅稱，加入“國聯”將會使美國卷入國際紛爭的泥潭，完全違背了美國的外交傳統。在1920年的總統選舉中，候選人哈丁提出了“恢復常態”的口號，承諾將限制外來移民，減少美國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以此贏得了68%的選票。他在就職演說中說，“我們不尋求領導舊世界的命運，我們不想卷入其中”。1929年爆發的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更將孤立主義思想推向高潮，使其進入了全盛時期。
大蕭條給美國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國內危機重重。1929～1933年間，美國工業生產減少了55%，國民生產總值從1044億美元下降到401億美元，失業人口達1280多萬。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美國民眾確信，美國政府當務之急是集中力量處理好國內面臨的問題，使美國盡快擺脫危機。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博拉是這一時期極有影響的孤立主義者，他的話或許代表了這一時期眾多美國民眾和孤立主義者的普遍心聲。他強調，“美國人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效力于我們自己的民族”，對美國造成更大危害的是國內的失業和貧困，美國應該把目光轉向國內，率先解決國內的問題。?
同樣重要的是，美國民眾對戰爭的憎惡和恐懼也是這一時期孤立主義思想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面對戰爭陰云密布的歐洲，阻止美國再次卷入其中成為孤立主義者的主要目標。恰在此時，美國學界開始對美國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必要性和意圖進行反思。不少人感到，美國的參戰是受了軍火商人和華爾街金融家的蠱惑所致，乃是“愚蠢至極”。至1937年4月，民意測驗的結果仍顯示，高達7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大錯”。
1934年4月，美國國會成立了由著名的孤立主義參議員杰拉爾德·奈領導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火商人與美國參戰問題展開調查。至1936年3月，該委員會共舉行了93場聽證會，質詢了200多名證人。聽證會以及特別委員會公布的最后調查報告使人們普遍確信，是美國銀行家和軍火商人為了謀取巨額暴利將美國拖入了戰爭；美國參戰不是為了“拯救”世界“民主事業”和“正義”，也并非為了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是協約國、美國軍火商以及金融家玩弄陰謀的結果。而此時揭露軍火商從戰爭中牟取暴利、大發戰爭橫財的《死亡商人》等書的暢銷，更進一步加劇了普通民眾對戰爭的厭惡和憎恨，并在客觀上助長了孤立主義思想的盛行，從而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構成強有力的牽制和束縛。
同開國初期一樣，此時的孤立主義者依然堅持主張美國不應與外國結盟、應盡可能減少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和承擔責任，但并不反對發展同其他國家的經貿關系。1934年1月，博拉在對外關系委員會發表演說時強調，在貿易和商業領域，“我們從來不是孤立主義者，將來也不是”；但是，在所有的政治問題上，無論涉及何種性質的義務，哪怕是些微地妨礙到美國的自由行動，或約束了美國人的自由決定權和判斷，則“我們就一直是孤立主義者”。?而著名的孤立主義者、歷史學家比爾德甚至認為，一旦美國與國外的經濟關系危及到國家安全，美國就應該放棄貿易，以減少危險。他表示，美國的最高利益是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為其全體人民建立和保持較高的生活水準和生活方式”。參議員布恩也表示，為了避免卷入外國的沖突，美國應該減少海上貿易。他在國會發表演說時強調，自己寧愿暫時放棄所有的對外貿易，也不想讓美國再次遭受另一場大戰，從而給美國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20世紀30年代，孤立主義在美國是一種普遍情緒，超越了黨派、種族、意識形態和地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代表人物除了前述博拉、比爾德、奈等人外，還有前總統胡佛、資深共和黨參議員諾里斯、范登堡、塔夫脫以及著名飛行員林白等人。影響較大的孤立主義組織包括“美國第一委員會”“防止戰爭全國委員會”“爭取和平與自由國際婦女同盟”和“美國不卷入戰爭大會”等。這些孤立主義者及組織的共同主張就是堅決反對美國參與國際事務，要求政府集中精力做好國內的事情，遠離國外的戰爭和紛擾，認為這是確保美國繁榮的最佳手段。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人的觀點和看法代表了當時大多數美國民眾的呼聲。
1935年1月，羅斯福要求參議院批準美國加入國際法庭，結果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抗議浪潮。頗有影響的底特律庫林格神父以及“赫斯特系”報紙警告說，國際法庭和國聯一樣，不過是國際金融家和財閥的工具，斷言美國如果加入世界法庭，無非是使美國卷入另一場戰爭，并使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徹底遭到毀滅，呼吁美國人都應該堅定地同反對加入法庭的人站在一起，“使美國不會成為國際財閥的角逐場”。海勒姆·約翰遜參議員甚至擔心，國際法庭一旦提出與美國切身利益相關的咨詢性意見，美國自開國以來確立的整個制度可能就要毀于一旦。?最終該提案在國會中以7票之差未獲通過，這令羅斯福深感沮喪。與此同時，1935年上半年，紐約、華盛頓、芝加哥、波士頓等地的130所大學爆發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活動，反對美國卷入戰爭。鑒于國內孤立主義的勢力如此之大，羅斯福本人在1935年也多次表示，無論出于什么原因，美國將不再會被拖入一場歐洲的戰爭，強調不管其他大陸發生什么事情，美國“一定而且必須保持我們國父許久以前所祈求它能保持的——置身事外，不受牽連”。?
隨著歐洲戰爭危機的不斷加劇和經濟恐慌的緩解，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開始對歐洲局勢感到憂心忡忡，并進一步加強了孤立自保的心理。在孤立主義者看來，美國優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使其避開歐洲和亞洲的戰爭，浩瀚無垠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為其提供了天然的安全保障，確保美國“堅不可摧”，比其他國家更不易受到進攻。而美國國會則試圖通過立法的形式來使美國在國際沖突中置身事外。
1935年8月下旬，不顧羅斯福的反對，美國國會通過了《中立法》，確定對一切交戰國實施武器、彈藥和軍需品的強制性禁運，禁止美國船只向交戰國運送軍火。該法案通過后，參議員海勒姆·約翰遜宣稱，“今天是孤立主義者的勝利，今天也是過去17年來一直以極大精力將我們拖向國外，并且還要使我們卷入歐洲糾紛和種種困境中的國際主義者失敗的標志”。?1936年2月，國會又通過《中立法》的修正案，將《中立法》的有效期延至1937年5月，增加了禁止向交戰國貸款和對新加入戰爭的國家實施這一法案的條款。1937年5月，國會頒布了新的《中立法》，其中規定美國與交戰國的非軍火貿易實行“現款自運”，并禁止美國人搭乘交戰國船只旅行。毫無疑問，美國國會的做法客觀上是在助紂為虐，不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羅斯福自己也承認，美國實施《中立法》實際上是在幫助侵略者，而使被侵略者得不到幫助。與此同時，為了阻止美國卷入海外的沖突，眾議員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項憲法修正案，規定除非美國及其海外領地受到攻擊，否則國會的宣戰必須經過全民表決才能有效，確信此舉將使美國遠離一切國外的戰爭。雖然該提案最終以209票贊成、188票反對未獲得眾議院通過，但這一提案在國會中的支持率已經充分表明了孤立主義勢力的強大。如何避免卷入戰爭成為美國民眾此時最為關注的話題。1937年4月初，在紀念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20周年之際，全國2000個城市和500所大學都舉行了反戰集會。?
及至1939年9月歐洲戰爭全面爆發，特別是在法國戰敗之后，美國政府試圖通過《租借法案》幫助英國抵抗德國法西斯的進攻。1940年12月底，羅斯福總統在發表爐邊談話時表示，美國應該“竭盡全力”支援那些保衛自己抵抗法西斯進攻的國家，成為民主國家的“偉大兵工廠”。?羅斯福的舉措遭到了孤立主義者的強烈反對，擔心這是引火燒身，美國會由此被拖入戰爭。塔夫脫等人堅持認為，發生在歐洲的戰爭是其古老的“權力斗爭”的繼續，是歐洲的沖突，并不涉及道義與民主問題，與美國無關，美國要做的就是盡一切努力遠離這種沖突。他們確信，德國不可能戰勝英國，即便擊敗了英國，控制了歐洲大陸，要想征服美國也絕無可能，不會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我們國家的安全并沒有處于危險之中”。有議員甚至聲稱，任何外來敵人的軍事入侵都是“異想天開”。他們警告說，對英國的援助是美國放棄中立、走向干涉歐洲沖突的第一步，將大大增加美國卷入戰爭的風險，無異于引火燒身。?在國會對《租借法案》進行激烈辯論的同時，林白領導的“美國第一委員會”還發起了全國性的抗議行動。
雖然如此，《租借法案》還是贏得了美國多數國會議員和民眾的支持。民意測驗表明，72%的民眾支持該法案。1941年3月，經過激烈的辯論，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了這一法案，授權羅斯福總統向其認為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任何國家出售、交換、租用、出借或以其他方式處理國防物資。該法案的通過表明美國在擺脫孤立主義思想的束縛、走向集體安全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紐約時報》甚至發表評論，將其視為一個具有轉折性意義的事件。但是，塔夫脫、范登堡、比爾德以及“美國第一委員會”的領導人林白等人仍竭盡全力反對美國政府對盟國的援助，阻止美國卷入戰爭。他們宣稱，只有保持中立才能使美國置身戰爭之外，對歐洲國家的援助只能給美國造成傷害，只要美國制定一項加強海防和空中力量的強有力計劃，任何國家都不能對美國實施攻擊。海勒姆·約翰遜甚至危言聳聽地警告說，一旦參戰，美國的金融體系不僅會崩潰，而且還有可能導致獨裁。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珍珠港美軍基地的偷襲才徹底結束了這場爭論，美國隨即全面卷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二戰后美國外交中的新孤立主義
羅斯福總統曾預言，“任何認為孤立主義在這個國家已經壽終正寢的人一定是頭腦發昏了。只要戰爭一結束，孤立主義就會比以前更為強烈”。的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雖然成為西方世界的領袖，并確立了其世界霸權地位，但孤立主義的呼聲仍不絕于耳，繼續影響著美國的對外政策。
20世紀50年代初期，圍繞北約和西歐防御問題，美國國會進行了長達3個多月的大辯論。前總統胡佛以及塔夫脫等人認為杜魯門政府違背了美國的傳統外交政策，力主美國從歐洲撤軍，不再為歐洲派一兵一卒，將美國的防御力量退回到美洲。他們強調，對美國安全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蘇聯，而是國內的經濟問題。塔夫脫稱，今后發生的任何戰爭，結果并不取決于西歐國家的參與，而是完全有賴于美國軍隊，美國必須確保自身軍事實力的強大。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將這一主張稱之為“新孤立主義”。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隨著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愈陷愈深，國內政治、經濟問題愈發突出，社會矛盾尖銳。富布賴特、曼斯菲爾德、麥戈文等參議員對美國的越南政策提出了尖銳批評，要求削減美國海外駐軍規模，反思并重新確定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認為美國在對外政策方面處處表現出“權力的傲慢”，越南戰爭給美國社會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破壞性影響，過度的擴張使其正在重蹈羅馬帝國衰亡的覆轍。就連最早提出對蘇聯實行遏制政策的喬治·凱南此時也不斷提醒美國民眾，不能把有限的力量和資源“浪費在使世界更加美好的夢想上”，也不能“浪費在追求全球事務和全球權威上，浪費在擺道德架勢上”。這些人同樣被冠之“新孤立主義者”。
孤立主義思想在美國并未隨著冷戰的結束而消亡，而是再度崛起，乃至甚囂塵上。新孤立主義者認為，美國必須根據國家利益來確定美國的外交政策，反對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抽象的“民主”和“正義”基礎之上，以超國家的理想代替國家利益，強調美國應當把目標轉向國內。持新孤立主義立場的代表性人物包括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彼特森、美國經濟戰略研究所的托爾內森、1992年和1996年曾兩次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帕特里克·布坎南等。
新孤立主義主張把美國國內問題置于第一位，奉行“美國第一”原則。新孤立主義者認為，在綜合國力競爭的時代，經濟和科技實力是決定國家命運的關鍵性因素，但冷戰結束后，美國國內經濟和社會問題十分突出，重建美國的經濟、社會秩序已成為當務之急，否則就會削弱美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對美國國家利益最緊迫的威脅在于國內”。彼特森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美國優先原則，主張美國要把國內議程放到第一位，因為美國生產、投資、教育等方面的軟弱無力對美國制度與價值觀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可能超過來自國外的威脅”。托爾內森認為，“近50年來美國的對外政策一直是建立在國際主義基礎上的，認為世界上每個地方的安全與繁榮都與美國休戚相關，而現在這種國際主義包含著的巨大風險與代價，已超出了我們所能繼續承擔或必須支付的程度”。他呼吁“現在是制定新的對外政策藍圖的時候了。美國必須照顧自己，并認識到增強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建立一個十全十美的世界，才是保證自己安全與繁榮的最好辦法”。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柯克帕特里特也撰文呼應，指出冷戰的結束使美國可以把時間、注意力和資源集中于自己的需要上。布坎南提出“現在該是美國回家的時候了”，他的著名論調是：“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一種新的愛國主義，一種不僅要把美國放在第一位，而且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新的外交政策。”
同時，新孤立主義強調減少美國的海外義務，認為蘇聯威脅已經消失，美國就應該放棄全球干涉政策，減少美國在海外的義務，終止與他國的聯盟關系，從海外軍事基地撤回美國的武裝力量，將美國的軍事義務限定在北美、加勒比以及美國的空中和海上航線這樣一個較為狹小的安全區域內。布坎南曾提出了調整和收縮美國海外義務的幾項措施，其中包括：在對拉美國家關系上，美國應徹底修正“門羅主義”，將其適用范圍縮小到只包括南美洲的北海岸、加勒比地區和中美洲；終止與日本的雙邊條約，大規模從亞洲撤軍，并停止一年一度的美韓聯合軍事演習；撤回駐歐美軍，將北約組織交給歐洲人管理；反對北約東擴；盡早停止一切對外經濟援助，撤消國際開發署，撤出在亞、非、拉地區的發展銀行；國會應該阻止政府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提供更多的資金等。他還主張貿易保護主義，限制外來移民，退出世界貿易組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減少對聯合國的財政支持等，與以往的孤立主義有所不同，所謂的新孤立主義更為保守，主張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實行全面收縮。
冷戰后新孤立主義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既有歷史根源，也有非常復雜的社會經濟現實背景。最直接的原因是蘇聯的解體使美國面對的軍事威脅消除了，冷戰的結束使美國所處的安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此同時，在美國國內，卻面臨著諸多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諸如貧困、失業、犯罪和暴力猖獗、毒品泛濫、種族歧視和種族矛盾尖銳、道德淪喪、公眾對政治領導人喪失信任等，美國應當把主要精力轉向國內問題。頗有影響的《外交》季刊主編海蘭撰文稱，今天美國所受外來勢力的威脅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小，“但國內繁榮受到的威脅卻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認為“冷戰的勝利，使美國能在今后10年將自己的思想、注意力和資金從國外轉向國內”。其次，冷戰后，國際經濟競爭日趨激烈，昔日的冷戰盟友越來越成為美國強有力的經濟競爭對手。在經濟領域，美國和西歐、日本等盟國的矛盾日益加深，并爆發了一輪又一輪的貿易戰。凡此種種的內外矛盾交織在一起，導致了人們對冷戰時期外交政策的反思。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以布坎南為代表的新孤立主義思潮興起，且來勢逼人。他們高舉“美國優先”和“美國第一”的旗幟，對美國現行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引起了人們的密切關注。
新孤立主義其實是一個政治大雜燴，是其反對者對它的一種含混的歸納和稱呼。實際上，沒有人明確地承認自己一個是新孤立主義者。即使是被視為新孤立主義者的人，其政策主張也各不相同，多數人只關心外交領域的某一兩個特定的問題。有人反對美國對外軍事干涉，主張收縮海外安全義務，卻支持擴大對外貿易和投資，打開國外市場。有人要求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卻反對削減軍費和在海外的軍事基地。
新孤立主義思潮的出現雖然迎合了一部分美國人的需要，特別是在美國社會的中下層有較大的影響，但從一開始就遭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反對，特別是“自由國際主義者”以及“現實主義者”。他們認為，雖然冷戰結束了，但美國仍然面臨諸多外部挑戰和威脅，美國應當繼續承擔國際義務，維護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以確保美國的利益和安全。許多國際主義者呼吁美國政府應當對國際問題和國內問題同樣重視，因為兩者是密切相關的，認為美國經濟的振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進一步拓展國際市場，美國仍應奉行自由貿易主義政策；美國的國家安全更是離不開全球的和平與穩定，美國不能對外部世界的沖突采取不聞不問的冷漠態度，而是要積極干預，同盟國協商一致，加強集體安全體系，美國與盟國的安全關系不僅不能削弱，反而應當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使之更能適應冷戰后的新形勢。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施萊辛格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指出，如果美國不設法建立冷戰后的集體安全體系，就將不得不面臨一個充滿混亂、暴力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危險的世界。他批評新孤立主義“竭力阻止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在加強和平體系方面發揮作用”，稱“如果我們拒絕發揮作用，我們就不能期待較小、較弱和較窮的國家為我們維護世界秩序。如果不為之付出言辭、金錢以至鮮血，我們就不能建成世界新秩序”。
美國政府對新孤立主義采取了批評態度，使得這一思潮在政府決策層中并沒有多少市場。海灣戰爭期間和海灣戰爭之后，布什多次強調美國要重建冷戰后的世界新秩序，主張運用美國強大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實力確保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用美國的價值觀念來改造世界，使美國繼續成為全世界“自由的燈塔”。1991年12月7日，布什在夏威夷利用珍珠港事件50周年紀念日對新孤立主義進行了批駁，提醒人們應牢牢記住這一“悲慘的教訓”。他強調，“當我們拒絕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孤立主義、主張卷入世界事務并發揮領導作用時，美國就享受最長久的經濟發展和繁榮”。他明確表示堅決反對“國內外的孤立主義與保護主義”。克林頓上臺后，不顧孤立主義者的鼓噪，同樣堅持奉行全球主義的外交政策。1995年3月1日，他在國會發表講話，對新孤立主義者進行了抨擊，批評了他們試圖改變“我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就得到兩黨一致支持的對外政策的基礎”，強調為了捍衛“社會開放和人民自由的思想”，美國必須在全世界保持強大的存在。克林頓明確指出，“孤立主義者是錯誤的，他們將使我們獨自面對未來。他們的做法將削弱美國的力量”。他警告說，“如果我們今天從世界撤退，明天我們就不得不努力應對由于我們的疏忽而造成的后果”。這一時期出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也多次強調，盡管冷戰結束了，但是美國決不能再把自己同全球發展隔絕開來；如果美國不在國外開辟市場、促進主要國家的民主以及對付和防止正在出現的威脅，國內的振興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進入新世紀以來，孤立主義在美國再度盛極一時。曠日持久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給美國經濟造成了沉重的負擔，美國債務和財政赤字居高不下，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進一步使得美國國內問題愈發突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的孤立主義思潮開始強勢回歸。2013年12月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一半以上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在解決國際事務方面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現在應該將目光轉向國內。在另一方面，有許多有識之士也認識到，雖然美國應該著力恢復國內的經濟，反對在國外的過度擴張，強調為了奉行有效的外交政策美國必須首先辦好國內的事情，但同時也指出奉行孤立主義會導致加速出現一個更紊亂、更危險的世界，是“愚蠢之舉”。
結論
通過上面的初步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基本結論：第一，孤立主義思想基本上貫穿于美國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每當美國國內經濟或社會出現嚴重問題或在國際事務中遇到重大挫折時，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思潮就會盛行一時。第二，所謂的“孤立”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美國從來沒有出現過那種閉關鎖國的狀態，商業和文化的擴張一直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根主線。不僅如此，在18、19世紀，孤立主義往往與美國的對外擴張并行不悖，甚至成為其在美洲謀求霸權的指導思想。第三，在不同歷史時期，孤立主義的具體內涵不盡相同，并且往往與和平運動、單邊主義、反全球化運動等交織在一起，但其實質都是主張減少美國的國際義務和責任。有人將孤立主義分為自由派和保守派兩種，認為自由派孤立主義要求削減防御開支，主張國內改革優先，非強制性地支持民主、人權以及環境合作；而保守派孤立主義者則主張加強國家安全，奉行單邊主義，不贊成實施對外援助，強調冷戰已經結束，美國不應再扮演代價高昂的世界領導角色。這樣的劃分其實是一種簡單化的做法。
當今，特朗普政府再次打出了“美國優先”的旗號，力主美國應將主要精力和資源轉移到發展美國經濟，把解決國內問題放在首位，減少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并在對外關系、經貿、移民等領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孤立主義”色彩的政策，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普遍擔憂。應當說，在全球化不斷推進的時代，各國之間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強，孤立主義顯然不符合世界發展的潮流，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也不會占主導地位，美國要想退回到“美國堡壘”顯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面對包括反對恐怖主義、解決地區沖突、環境保護、疾病防治以及打擊跨國犯罪等幾乎任何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時，美國都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大力支持、幫助與密切合作。事實上，美國領導人要想重振美國經濟，同樣離不開國際市場。從特朗普執政的最初幾個月來看，其對外政策已經遇到了諸多挑戰，正處于不斷變化、調整過程中。
毫無疑問，孤立主義在美國有著極為深厚的文化基礎和傳統，特別是在中下層民眾中間有著一定的基礎，今后依然會對美國人的思想產生影響，并勢必反映到美國的對外政策之中，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將持續下去，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或許仍是在兩者間不斷地尋找一個恰當的契合點。
（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生王亞萍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Alexander DeConde,etc.,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2, p.337.
2David Reynold, "Reading History: American Isolationism", History Today, Vol.34, No, 4, 1984, p.50.
3David Hasting Dunn, "Isolationism revisited: Seven Persistent myths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eb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1, 2005, pp.252-255.
4Brooke Blower, "From Isolationism to Neutrality: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1919-1941", Diplomatic History, Vol.38, No.2, 2014, pp.345-346.
5［英］托馬斯·潘恩：《潘恩選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24頁。
6Norman Graebner, Ideas and Diplom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77.
7李劍鳴等編：《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就職演說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頁。
8［美］弗雷德里克·西格爾：《多難的旅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6頁。
9莊錫昌：《二十世紀的美國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3頁。
10王瑋、戴超武：《美國外交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頁。
11Gordon Martel,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considered, 1890-1993,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91.
12Martel,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considered, p.90.
13William Borah, Bedrock: Views on Basic national Problems, Washington, 1936, p.58.
14Manfred Jonas, Isolationism in America, 1935-194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5-6.
15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95.
1619《羅斯福選集》，關在漢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94、269頁。
17轉引自王桂厚：《三十年代美國的“中立”政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33頁。
18George C. Herring,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04.
20王立新：《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后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11～212頁。
21"We Shall Not Turn Back",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41, p.20
22Christopher M. Nichols, "The Enduring Power of Isolationism: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rbis, Summer 2013, p.400.
23Jonas, Isolationism in America, p271.
24Arthur Schlesinger, "Back to the Womb: Isolationism's Renewed Threat",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4, 1995, p.4.
25Arthur Schlesinger, "New isolationism",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189, No.5, 1952, pp.34-38.
26［美］喬治·凱南：《當前美國對外政策的現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28頁。
27Patrick Buchanan, "America First-and Second, and Third",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90.
28王緝思主編：《高處不勝寒：冷戰后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344頁。
29轉引自王曉德：《美國文化與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第170頁。
30參見［美］理查德·哈斯：《外交政策始于國內：辦好美國國內的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言部分第6～7頁。
Isolat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A Deep Cultural Tradition
Zhao Xuegong
Abstract: Isolationism is deeply rooted in America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ha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 isolationist thought has been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history. Since its founding, the US has pursued a policy of isolationism as its main feature. By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isolationist ideology was once again prevalent in the US. The US Congress passed a series of "neutrality acts", in an attempt to sit out the war, yet the result was it paid a heavy price for this. Even after the war, the voice of isolationism has still been endlessly uttered in the US. A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continues to advance, isolationism cannot dominate the US foreign policy.
Keywords: Isolationist, American diplomacy, neutrality acts
趙學功，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為美國史、國際關系史。主要著作有《朝鮮戰爭時期的美國與中國》《當代美國外交》《巨大的轉變：戰后美國對東亞的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