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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美俄經濟關系

【摘要】中美俄作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三國關系的變化和發展直接影響著國際形勢的穩定和世界格局的變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分析三國經濟領域的合作、競爭與互補性,并探尋其發展趨勢,對研究中美俄大三角關系具有重要意義。研究表明:中美經濟聯系最為緊密,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和合作潛力,兩國經濟關系將在務實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美俄之間的經濟合作雖存在一定的發展空間,但發展前景不容樂觀;中俄之間經濟聯系比較薄弱,雙邊貿易和投資增速也較為緩慢,期待這種情況隨著中俄政治關系的不斷深化和互信加強能有所改觀。新時期的中美俄關系不再是對抗與零和博弈,三國需要發展相互協作、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將為三國的經濟合作提供新的平臺和模式。

【關鍵詞】中美俄  經濟關系  “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9.004

【作者簡介】劉再起,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俄羅斯烏克蘭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世界經濟。主要著作有《對外貿易、市場整合與地區經濟增長——基于bootstrap面板因果檢驗》(論文)、《“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研究——以話語權和話語體系為視角》(論文)、《俄羅斯聯邦安全法的演進及國家安全體系改革趨勢》(論文)等。

當今世界格局正經歷著復雜而深刻的變化,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的影響力下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戰略地位上升,南北力量趨于平衡。中美俄分別作為新興經濟體、傳統西方發達國家和曾經的超級大國,其關系的發展與變化將對國際格局產生巨大影響。近來,中美俄互動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變化,今年4月的“習特會”取得一些早期成果,美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出現轉變;美國“通俄門”不斷發酵,敘利亞問題和中東矛盾凸顯,美俄關系重啟的可能性在變小。通常中美俄三角關系較多地被理解為地緣政治的范式,是大國力量的空間配置和博弈,而新時期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將更多地體現在經濟領域,同時經濟關系的變化也會反映并作用到國際政治和外交層面。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發展不斷深化、同時也面臨困難的情況下,三國在經濟上雖存在一定的競爭和沖突,但并非零和博弈,彼此之間的經濟交往趨于頻繁,經濟聯系日益加深,可以說,三國關系目前是競爭、沖突與合作并存。①

中美經濟關系將在務實中得到較大發展

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由于中美之間存在較強的經濟互補性,兩國經貿往來突飛猛進。目前,中國已成為美國第一大貨物貿易伙伴,美國則成為中國第二大貨物貿易伙伴,以及中國的第五大投資市場和第三大技術進口來源國。未來,兩國的經濟合作仍將在務實中得到較大的發展。

中美經濟關系:兩國貿易的互補性遠大于競爭性。根據UN Comtrade的數據,2016年中美之間貨物進出口額近5232億美元,約占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的14.11%,約占美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的14.13%。中美貨物貿易在1997~2016年間飛速增長(見圖1),從1997年的490億美元增長至2016年的5232億美元,20年間增長了約9.7倍,尤其是在2001年后,中美之間貨物貿易的增長態勢顯著。2009年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兩國貨物貿易出現一些小波動。②僅從貨物貿易總額來看,中美之間確實存在巨額貿易差額,20年間,中國對美國貨物出口額增長約7.3倍,中國從美國的貨物進口額則增長約10.9倍,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增長約14.4倍。但對這一貿易順差,中美學者之間爭論不斷,至今未達成共識。中國學者從貿易統計口徑、貿易增加值等角度認為中美貿易差額一直被嚴重高估。就具體商品類別(本文中的貿易商品統一采用SITC三級分類)而言,1997~2016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中,機械及運輸設備、非食用原料(非燃料)兩類貿易額較大,增長也較顯著;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中,機械及運輸設備、雜項制品和主要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貿易增長最顯著,且在全部商品中占絕對比重。

 

為更精確地分析中美貿易關系,本文借鑒以往國際貿易的研究經驗,采取貿易互補性指數(TCI)、格魯貝爾—勞埃德產業內貿易指數(G-L)對中美貿易的競爭性與互補性進行剖析③。

第一,TCI指數。TCI指數是由Peter Drysdale于1967年提出,用來描述一國出口產品結構與另一國進口產品結構之間的關系。具體公式為:

其中,i和j分別表示i和j兩國,表示i國k商品進口額,Xi表示i國總出口額,表示世界k商品總出口額,Xw表示世界總出口額;表示j國k商品進口額,Mj表示j國總進口額。RCAxik表示i國k商品的比較優勢,RCAmjk表示j國k商品的比較劣勢。Cij表示i、j兩國總貿易的互補性,表示兩國k商品的互補性。Cij數值越大,兩國的貿易互補性越強。

根據表1,中美貿易的總體互補性較強,但同時也出現輕微下降的態勢。這與兩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有關。從不同商品類別來看,8類(雜項制品)下降最顯著,其次是3類(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其后依次是2類(非食用原料(非燃料))、0類(食品和活動物)、4類(動植物油、脂和蠟)、1類(飲料及煙草),0~4類商品均為初級產品;7類(機械及運輸設備)上升幅度最大,其次是6類(主要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再次是5類(未另列明的化學品和有關產品),5~7類均為工業制成品;9類(《國際貿易標準分類》未另分類的其它商品和交易)呈現一定的波動。這說明兩國之間貿易商品的工業化程度在提高。進一步細分(楊汝岱、朱詩娥,2008),資源密集型產品(0~4類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主要為8類)的貿易互補性在下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主要為5和7類)的貿易互補性在上升。

第二,G-L指數。兩國之間的貿易大致可分為兩類:產業內貿易和產業間貿易。G-L指數作為衡量產業內貿易的核心指數,通過將所有貿易額按照產業內貿易與產業間貿易進行區分,就可以較為準確地描述產業內貿易水平的變動。具體公式為:

其中,Xi表示i類商品的出口額,Mi表示i類商品進口額,GLi表示i類商品產業內貿易水平,GLT表示總體產業內貿易水平。GLi越接近1,兩國產業內貿易水平越高;GLi越接近0,兩國產業內貿易水平越低。GLi>0.5表明產業內貿易占優;GLi<0.5表明產業間貿易占優。

由表2可知,總體上,中美以產業間貿易為主,符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的總體特征。9類波動最為顯著,在2004~2007年間產業內貿易處于較高的水平;其次是4類,波動較為顯著,呈現波動式上升趨勢,產業內貿易優勢逐漸增強;之后是3類,總體以產業內貿易為主,在1999和2009年優勢尤其顯著;再之后是1類和7類,呈現波動式下降趨勢,由產業內貿易占優逐漸轉變為產業間貿易占優;6類呈下降趨勢,產業間貿易優勢不斷增加;0類雖出現一定的波動幅度,產業內貿易始終占優,且產業內貿易水平總體最高;5類呈現波動上升趨勢,產業內貿易優勢不斷加強,產業內貿易水平次高;2類呈現波動式下降趨勢,產業間優勢有所增強;8類變化比較平緩。0、3、4類資源密集型產品及5類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水平較高,兩國存在一定的貿易競爭,但也不能忽視中美兩國在產業上下游之間的大額貿易,這也占據了產業內貿易的一部分;2類資源密集型產品及6、8類勞動密集型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較低,利用了兩國之間的生產比較優勢;對于1類資源密集型產品和7類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兩國之間的生產比較優勢有所加強。總之,中美在產業結構、要素稟賦和產品比較優勢上具有較大的差異,兩國仍存在較大的貿易潛力。

中美兩國的雙邊投資前景廣闊。根據IMF網站上CDIS(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數據,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對華投資有所增加,尤其是直接投資和股權投資,上升較為顯著,這兩項的投資頭寸遠遠高于其他類投資。但是,截至2015年,美國累計在華投資頭寸在美國對外投資總額中僅占1.5%左右;相對而言,中國對外投資雖起步較晚,對美的各類投資頭寸較小,但增長速度不容忽視,中國累計對美投資頭寸在其對外投資總額中占3.0%左右。盡管中美雙向投資有所增長,但它與兩國的經濟總量和貿易聯系還不能相提并論。

中美兩國的經濟體量和互補性是雙邊投資的一大驅動力。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增長快速,行業分布較為均勻,資產回報率也比較高。近年來,中國對美直接投資迅猛增長,2004~2015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平均增幅為58%,遠大于同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增幅。2016年,中美雙邊直接投資額約為60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國企業在美直接投資由2015年的155億美元爆發式增長至460億,美國企業在華直接投資達138億,與往年基本持平。投資結構上,過去10年,美國對華投資在制造業、食品、汽車等行業基本保持穩定,高技術、高級服務業則成為近年新的增長點。2016年,信息通信技術、娛樂、消費產品與服務成為美國資本流入的前三大行業。2013年之前,能源行業是中國對美投資的集中分布行業;2016年則轉變為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尤其是商業地產、消費產品和服務、信息通信技術、運輸以及娛樂等行業,是主要的投資流向。

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在資源稟賦和產業結構上,雙方仍將存在很大差異和顯著互補性。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深化,無論是出于技術或市場尋求型動機,還是資產多元化配置的需要,都將促進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壯大;美國也可以在我國拉動內需的政策背景下進一步開拓消費市場,實現自身實力的提升。

雖然中美雙向投資具有巨大的潛力,但是雙方在投資議題上的很多關切或分歧仍尚未解決。中國反對美國打著“國家安全審查”的幌子進行投資保護和歧視,期望美國在國家安全審查上的透明度與公平性有所提高。美方則認為,美對華投資遭遇嚴重的不平等。此外,美國對中國的商業經營環境、知識產權保護、國家安全審查、數據流動與信息技術等方面也存在憂慮。因此,雖然中美雙邊投資協定在當前可能不會立即達成,但不可否認,一個高標準的雙邊投資協定在消除投資壁壘、推動經濟發展上將會產生顯著的影響。

中俄經濟合作需要深層次的信任

自上世紀90年代,中俄關系得到不斷提升,經過多年的磨合,當前,兩國已建立起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但是,中俄伙伴關系更多地體現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經濟領域缺乏深層次的互補性,理解和信任也不足。盡管中國是俄羅斯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兩國貿易在各自的經濟總量占比卻不高,經濟合作的廣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近年來兩國貿易額又因油價走低而有所下滑。

中俄經濟關系:兩國貨物貿易的互補性大于競爭性。2016年,中俄之間的貨物進出口額達696億美元,約占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的1.88%,占俄羅斯貨物進出口總額的14.89%。中俄貨物貿易在1997~2016年間增長較快(見圖2),呈現波動式上升趨勢,2009年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出現小幅度下滑,之后繼續保持增長態勢,但在2014年后,受到油價下跌和盧布貶值等影響,又出現小幅度的下降。在貨物貿易總額方面,中俄之間進出口貿易額基本保持平衡,2006年之前,中國從俄羅斯貨物貿易一直出現小額逆差,2006年后,貿易逆差基本轉變成為貿易順差,但這一差額也只在個別年份較高。在具體商品類別方面,1997~2016年中國從俄進口的商品中,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增長最為顯著,對于中國從俄進口總額的變化貢獻最大。中國出口到俄羅斯的商品中,機械及運輸設備、飲料及煙草和主要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這三類上升幅度較大,在全部商品中也占較大的份額,在2009年出現明顯的下降,之后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后兩類在近兩年又出現大幅下滑的趨勢,機械及運輸設備在2015年同樣出現大幅度下滑,2016年又有所上升。

第一,TCI指數。由表3可知,中俄之間的總體貿易互補性較強,同時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從不同商品類別來看,0類下降最顯著,其次是1類;7類上升幅度最大,但在2012年后開始下降,8類次之,在2013年后也呈現下降趨勢,6類小幅度上升,2013年后同樣出現下降趨勢。總體上,兩國之間資源密集型產品(0~4類初級產品)的貿易互補性在下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主要為7類)、勞動密集型產品(主要為6類和8類)的貿易互補性有所上升,但在近幾年也紛紛呈現下滑的態勢。

第二,G-L指數。由表4可知,中俄之間產業內貿易水平較低,且出現小幅度的下滑現象。全部類別的產品都呈現較明顯的波動,0類總體年份產業內貿易水平較高;2013年之前1類產業間貿易水平一直較高,但在2013年后,產業內貿易水平顯著提高,在2014年后又出現小幅度下滑的現象;2類和8類產業內貿易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且呈現出下降的趨勢;3類產業內貿易水平在1998年達到一個峰值后,一直呈現下降的態勢;4類產業內貿易水平在2000年、2013年左右分別出現兩個峰值,其他年份產業內貿易處于較低的水平;5類產業內貿易水平呈現明顯的上升態勢,尤其是在2004~2008年間,產業內貿易水平顯著提升;6類出現波動式上升的趨勢,在1999年、2008年和2014年分別出現三個較低值;7類則呈現波動式下降趨勢,在2000年、2003年出現兩個峰值。總之,兩國整體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水平不高,貿易競爭性不強,兩國貿易產品之間存在較明顯的生產比較優勢或劣勢,1類、5類、6類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在未來很可能出現繼續上升的趨勢。

中俄雙邊投資水平較低且受政治環境影響顯著。2009~2015年間,中國對俄直接投資頭寸在2013年之前呈現波動式上升趨勢,2013年后開始下降,但依然是中國對俄投資的主要類別;中國對俄股權投資頭寸波動較大,在2013年出現一個極高值,2015年則處于較低的水平;中國對俄債券工具投資頭寸緩慢上升。這說明,投資行為具有趨利避害的特點,2011~2013年,俄羅斯加入WTO后的經濟效益逐步顯現,中國對俄的投資逐年增多,2013年后,受到俄羅斯政治環境的變化和經濟困境的影響,對俄投資風險增大、回報率變低,資本出現外流現象。俄羅斯對華投資則變化幅度較小,且一直處于較低水平。

缺乏經濟基礎的美俄關系

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不久,“通俄門”事件不斷發酵,美俄關系迅速變好的可能性變小。究其根本,是美俄之間不可調和的深層次矛盾。④在政治及認知上,美俄內部都有強大的利益集團不希望兩國改善關系,美俄之間還存在相互干預內政的事件,俄國內反普京游行被認為是美國謀劃的“顏色革命”,美國的“黑客門”“通俄門”則與俄羅斯脫不了干系;在軍事上,在現代化核武器、全球導彈防御系統、全球即時打擊系統和網絡站等領域,美俄之間角逐激烈,烏克蘭危機、敘利亞戰爭更是考驗著兩國脆弱的神經;在經濟上,美俄之間經濟基礎薄弱,經濟聯系不緊密,雙邊貿易額在本國GDP占比非常小,雙邊投資規模也較小。⑤

美俄經濟關系:兩國貿易受政治影響顯著。2016年,美俄之間的貨物進出口額約211億美元,約占美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的0.57%,占俄羅斯貨物進出口總額的4.50%。美俄貨物貿易在1997~2016年間增長較快(見圖3)。美國從俄羅斯的貨物進口在2006~2012年間波動較大,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降明顯,之后雖保持了兩年的增長,但2011年后連續出現大幅度下滑。俄羅斯從美國的貨物進口則呈現波動式的小幅上漲態勢。貨物貿易總額上,美國對俄存在大額貿易逆差,但這一逆差在近5年間明顯縮小。具體商品類別上,1997~2016年美國從俄進口的商品中,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波動顯著,是導致美國從俄進口額變化的主要因素,這一方面是由于美國的天然氣革命使其對進口礦物燃料的依賴減輕,另一方面是由于國際油價下跌;主要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比較穩定,它是美國從俄進口的主要商品類別。美國出口到俄的商品中,機械及運輸設備占據很大比重,但受歐美對俄羅斯經濟制裁的影響,在近兩年也出現大幅下滑的現象。

美俄雙邊投資前景不容樂觀。2009~2015年間,俄對美直接投資、股權投資頭寸均呈現一定程度的下降趨勢,且變化軌跡趨同,在2013年出現一個峰值;美對俄直接投資、股權投資頭寸也呈現一定程度的下降趨勢,且變化軌跡趨同,在2013年同樣出現一個峰值,但變化幅度比俄對美的直接投資大;美俄雙向的債券工具投資變化幅度均較小。這其中,地緣政治上的烏克蘭危機事件對美俄之間的經濟投資活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2013年,烏克蘭事件初見端倪,2014年,危機爆發,美歐對俄羅斯采取了嚴厲的經濟制裁,對俄羅斯的銀行、能源、軍工以及航運業造成了直接的沖擊,加之國際油價短期內的暴跌和盧布大幅度貶值,導致雙邊投資驟減。⑥

為更清晰地比較三國的貿易投資情況,本文將三國總體的投資、貿易分別放在一張圖里。從圖4不難看出,中美之間進出口貿易額遠遠超過中俄、美俄之間;根據圖5,美對華投資額最高,且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中國對美投資增長速度最快。因此,相比中俄、美俄,中美之間經濟聯系最緊密,且存在很大的發展潛力;美俄之間雖存在一定的發展空間,但前景不容樂觀;中俄之間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雙邊貿易和投資增速也較為緩慢,期待未來能有所改觀。

結語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經濟發展面臨不少挑戰。近年來,美國經濟增長開始趨穩,但隨著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壯大,美國在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國內也面臨著就業壓力和大額貿易逆差的壓力⑦;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大幅度提升,2010年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明顯,但當前也面臨經濟下行壓力,迫切需要以消費和創新兩大驅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俄羅斯高油價帶來的快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經濟出現了負增長,人才流失、設備老化、新投資不足等問題,導致出現去工業化現象。因此,三國都需要新的增長動力以擺脫經濟發展的困境,實現本國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2013年,我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這一倡議傳承和發揚了“絲路精神”,提出沿線國家和地區合力構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致力于打造出一條橫跨歐亞、惠及全球的經濟大走廊。“一帶一路”也將為中美俄之間經濟合作提供新的平臺和模式,從而實現雙邊或多邊的互利共贏。

管控好中美之間的競爭與摩擦,切實推進雙方的協調與合作。盡管中國對美國參與“一帶一路”表示歡迎,然而一直以來,美國對“一帶一路”倡議卻態度曖昧,甚至有所排斥。美國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將會導致歐洲地位的下降,全球戰略和經濟中心從海洋轉向歐亞大陸,從而使美國陷入失去歐洲盟友和海上霸權的雙層困境。這種冷戰思維意在強調國家之間的權力和競爭,錯誤地將“一帶一路”視為中國爭奪全球霸權的地緣政治和軍事戰略。⑧在“一帶一路”持續推進的過程中,中國以實際行動向世界展示了和平崛起的發展愿景,美國對“一帶一路”的認知也出現了轉變。2017年4月,中美元首在海湖莊園會晤,美方認識到“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性,并派出代表參加了5月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此次會晤中,中美在農產品貿易、金融服務、投資和能源等領域達成10項共識。雙方還表示,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取得切實進展后,雙方還將著手討論中美經濟合作一年計劃,進一步促進中美經濟交流與合作。在“一帶一路”的框架內,中美在金融、能源、基建、大型機械、通訊、IT等領域還存在著廣闊的合作前景。

中美經貿關系總體上是互補的,雙邊投資也存在較大的潛力,但是,隨著兩國經濟的不斷發展,雙方在經貿規則制定、國內經濟轉型導致的利益互換、全球經濟治理⑨等領域也存在明顯的競爭。在新時期,我們應突破冷戰時期的僵化思維,認識到大國利益的多元化和競爭的常態化,積極建設與美國的新型大國關系,實現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目標,破解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經濟領域,首先,要注重多邊貿易的中美合作。雖然中美之間貿易聯系日益緊密,但隨著中美兩國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兩國貿易互補性會有所下降。根據“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貿易發展趨勢和現有貿易基礎,可以預見,未來沿線國家和地區將出現對外貿易的蓬勃增長。中美兩國可以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進行貿易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構建新的更加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全球價值鏈。第二,要注重投資項目中的中美合作。“一帶一路”在能源、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等領域有很大的投資空間,中國近年來投資發展勢頭強勁,美國則擁有較成熟的對外投資經驗,中美可共享投資信息,組建合資公司,共同投資、共同受益,建立更緊密的投資關系。第三,發展規則制定中的中美合作。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要求在經貿規則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將會是各種貿易和投資規則實踐和創新的絕佳機遇。中美兩國可以共同協商制定出兼顧全球多邊貿易與投資發展規律以及地區經濟發展要求的國際規則,從而實現對全球經濟的共同治理。⑩

深化中俄之間的經濟交往與聯系,全面推進“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從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到俄羅斯正式接受并加入該倡議,這兩年,俄方態度大致經歷了從由疑懼引發的質疑與反對,逐漸到批評聲音漸趨式微,最后是尋求戰略對接的三個階段的轉變。“一帶一路”最初被提出時,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與歐盟的“東部伙伴關系”計劃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矛盾已不斷深化,危機一觸即發。“一帶一路”倡議由于概念不明、具體框架缺乏,俄羅斯官方和學界普遍疑懼甚至是批評反對。隨著烏克蘭危機的惡化,俄羅斯面臨西方制裁、國際油價暴跌、盧布貶值等重重壓力,經濟發展形勢嚴峻,開始“望東”以尋求突圍。同時,中國積極與俄羅斯溝通,在烏克蘭問題上給予俄政治支持,并就“一帶一路”具體布局開展深入對話。之后,俄羅斯又積極將歐亞經濟聯盟與“一帶一路”對接,以“創造者”而非僅僅是“參與者”的身份加入到“一帶一路”計劃中。當前,中俄兩國對“一帶一路”建設的目標和合作思路越來越清晰,并達成了一些重要共識。2015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發表,中俄簽署了能源、電力、航空、通信等領域共32項經貿合作文件,這表明中俄兩國將共同協商,實現兩大戰略的對接,通過雙邊和多邊機制開展合作,推動區域經濟的一體化。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俄羅斯態度的轉變主要是基于國際局勢的壓力和自身發展的需要。一旦西方的壓力減小,俄羅斯對“一帶一路”的熱情會不會轉冷?

因此,我們在積極推動中俄戰略對接的同時,也應時刻保持謹慎冷靜的態度。在“一帶一路”的落實中,既要充分考慮到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契合程度,努力實現“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共生,又要密切關注俄與西方的對話,牢牢把握當下的發展機遇,深化中俄雙邊互信與合作,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以區域經濟發展為地緣政治穩定提供和平的保障?。貿易對接合作上,俄羅斯可以發揮自身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優化本國貿易結構,緩解歐美對俄的經濟封鎖壓力,中國則可以憑借自身優勢加強與中亞地區在農產品方面的貿易往來,拓展傳統的貿易渠道,利用地緣優勢發展跨境電商等新型的貿易方式;能源對接合作上,加強兩國能源進出口的力度,同時,加快中俄“西線”天然氣管道項目談判,推進中俄油氣開采和油氣加工項目,通過對俄羅斯能源行業的投資,提高與俄能源合作的水平;產能對接合作上,通過出口貿易、投資建設工業園等方式使國內部分過剩產能轉化為有效產能,同時改善俄羅斯及中亞地區較為落后的基礎設施?;經濟走廊建設上,在2016年6月中蒙俄簽署的《建設中蒙俄經濟走廊規劃綱要》的框架下,打造出“一帶一路”首個多邊經濟合作走廊示范區域,逐步構建出大開放、大貿易的新格局,從而拉動我國東北地區、蒙古和俄羅斯經濟的大發展?。

發展中美俄相互協作、互利共贏的新型大三角關系,共同應對全球挑戰。中美俄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無論是美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還是俄羅斯倡議的歐亞經濟聯盟,都體現了這一利益需求,當然,三者之間也存在許多的競爭和沖突。但區別于冷戰時期的中美蘇關系,在和平與發展的主旋律下,新時期的中美俄關系不應是單純的二對一抗衡或零和博弈,三國需要發展相互協作、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美俄之間的經濟合作與共建將會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大趨勢。同時,隨著區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加強,各國也面臨著諸多共同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生態與環境(全球變暖、空氣污染等)、人類可持續發展(貧困與沖突、傳染疾病控制等)和國際規則制定(貿易規則、金融和稅收規則、知識產權保護等)等方面。中美俄各有所長,作為世界上擁有較強實力的三大國,應加強雙邊或多邊的高層對話,構建起新型的大國合作機制,共同應對全球性的威脅和挑戰,推動全球治理結構從霸權治理向多邊共治的改革,促進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形成與完善?。

(本文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課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貿易競爭與互補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6ZDA039;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鐘曉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俞正樑、李曉義:《中美俄戰略關系新態勢》,《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5年第6期,第1~22頁。

【2】何敏、張寧寧、黃澤群:《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農產品貿易競爭性和互補性分析》,《農業經濟問題》,2016年第11期,第51~59頁。

【3】楊立卓、劉雪嬌、余穩策等:《“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與中亞國家貿易互補性研究》,《上海經濟研究》,2015年第11期,第94~102頁。

【4】俞邃:《論中美俄三角關系》,《當代世界》,2015年第7期,第2~5頁。

【5】馮玉軍:《2018年,普京和俄羅斯何去何從?》,澎湃新聞網,2017年6月5日。

【6】徐坡嶺、肖影、劉來會:《烏克蘭危機以來俄羅斯經濟危機的性質及展望》,《俄羅斯研究》,2015年第1期,第115~147頁。

【7】張天桂等:《分化復蘇的世界經:新引擎、新風險、新常態》,《世界經濟研究》,2016年第1期,第3~27頁。

【8】[美]科林·弗林特、張曉通:《“一帶一路”與地緣政治理論創新》,《外交評論》,2016年第3期,第1~24頁。

【9】宋國友:《中美經貿關系發展的新常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第150~156頁。

【10】宋國友:《中國崛起、一帶一路與中美合作》,《開放導報》,2015年第4期,第16~20頁。

【11】胡晶:《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的經濟學思考》,《經濟學研究》,2016年第3期,第104~109頁。

【12】秦放鳴、冀曉剛:《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研究》,《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5年第4期,第34~40頁。

【13】姜振軍:《中俄共同建設“一帶一路”與雙邊經貿合作研究》,《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5年第4期,第41~47頁。

【14】賈春陽、陳宇:《博弈論視角下的中、美、俄關系:新態勢及運籌思路》,《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5年第2期,第59~70頁。

The Sino-US-Russi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u Zaiqi 

Abstract: China, the US and Russia all have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world, and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among these three countries could directly affect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pattern. The economic basis determines the superstructure,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Sino-US-Russia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to analyze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of the three countries in economic field and explore its development tren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ti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the closest, and there is a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so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 further developed; there is some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Russia, but the prospects are not optimistic; the economic basi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and their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growth is relatively slow, so we expect that it can be improved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m. The Sino-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should not be seen as a confrontation or zero-sum game, and these three countries need to develop a new type of relations with mutual cooperation,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results among big powers, and China's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provide new platform and mode for the Sino-US-Rus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Keywords: Sino-US-Russia, economic relations,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責任編輯:戴雨潔]
標簽: 中美   一帶   背景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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