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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大智慧

核心提示: 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是對以先秦儒家為主要代表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返本開新,是對新中國外交優良傳統的發揚光大。當代國際格局已發生新變化,世界期待由中國來引領全球治理、維護和改革國際秩序。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重點在多邊外交與全球治理上開拓進取、持續發力,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摘要】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是對以先秦儒家為主要代表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返本開新,是對新中國外交優良傳統的發揚光大。當代國際格局已發生新變化,世界期待由中國來引領全球治理、維護和改革國際秩序。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重點在多邊外交與全球治理上開拓進取、持續發力,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關鍵詞】全球治理  傳統文化  國際秩序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十八大以來,面對國際秩序新陳代謝、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習近平總書記以天下為己任,繼往開來、銳意進取,提出了兼顧中國特色與世界潮流的全球治理思想,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對外戰略主動權,彰顯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中華傳統文化與新中國外交傳統是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歷史背景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追根溯源,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可謂厚積薄發,主要有兩大來源。

首先,是對以先秦儒家為主要代表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返本開新。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體現了以德政、仁政、王道等為內涵的“修齊治平”政治理想,“和而不同”與“協和萬邦”的外交哲學以及“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的政治追求。其次,是對新中國外交優良傳統的發揚光大。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歷代領導人統籌維護國家正當權益與國際公平正義,始終堅守發展中國家立場,就改革完善國際治理規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張,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寶貴的思想貢獻。

一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首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求同存異”原則。1954年4月29日簽訂的《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第一次完整列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隨后又在1955年4月召開的印尼萬隆會議(亞非會議)上被擴展為“十項原則”,成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圭臬。面對西方列強的分化與新獨立民族國家的疑慮,新中國總理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表了著名講話:“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我們應該承認,在亞非國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求同存異”一詞從此不脛而走,其主張不以意識形態與制度的異同來對外劃線,而是著眼于彼此的共同利益。

二是改革開放后提倡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1988年對來訪的印度總理拉·甘地指出:“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至于國際政治新秩序,我認為,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經得住考驗的。”鄧小平還在1990年7月會見外賓時強調指出:“少數國家壟斷一切,這種形式過去多少年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今后也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共處、相互合作。”

三是首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出建設“和諧世界”的戰略思想。在2006年8月召開的首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堅持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包括四個支柱:政治上致力于同各國相互尊重、擴大共識、和諧相處,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堅持各國平等參與國際事務,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經濟上致力于同各國深化合作、共同發展、互利共贏,推動共享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成果,促進世界普遍繁榮;文化上致力于促進不同文明加強交流、增進了解、相互促進,倡導世界多樣性,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安全上致力于同各國加深互信、加強對話、增強合作,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全球性問題,促進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維護世界和地區安全穩定。

國際格局巨變與中國實力倍增是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現實背景

國際金融危機(美國與歐盟先后爆發)后世界力量對比持續發生深刻變化,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勢不可擋,以G20為主要代表的國家間“平等共治”成為現實。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在新的實力支撐和新的理念指引下,中國抓住了新的機遇,在全球治理上成就了大作為。國際格局新變化是中國積極參與并主動引領全球治理的大背景,新變化主要有六個方面。

一是西方大國與新興大國兩大“集群”此消彼長、一降一升。根據IMF2016年10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按購買力平價標準,以2015年計),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GDP的全球占比現已高達57.6%,而發達經濟體僅占42.4%,“金磚五國”中的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四國分別占17.3%、7.0%、3.3%、2.8%,合計占30.4%,接近追平西方“七國集團”所占比例(31.4%)。

二是主要戰略力量進一步多極化,大致有美國、中國、俄羅斯、歐盟、“脫歐”后的英國、日本、印度等七大力量,冷戰后形成的“一超多強”現為“一超六強”。

三是力量對比的質量多層化或多“級”化,分為美、中俄歐、英日印三個層級。其中美國雖仍獨居“第一層級”,但相對優勢明顯減少,美國“內向”加深、內耗加重;中國、俄羅斯、歐盟同屬“第二層級”,中國勝在綜合國力與巨大潛力,俄羅斯勝在軍事、外交及自然資源與地理空間,而歐盟盡管少了一個英國,但仍勝在經濟規模與軟實力,并且這三家還都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歐盟是其中的法國);英國、日本、印度同處“第三層級”,英國“脫歐”后雖勢單力薄,但仍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故在“第三層級”中暫且居首。日本、印度均受制于國際政治影響力有限。

四是國際行為體的種類多元化,主權國家雖仍占據主導,但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國際恐怖組織等各類非國家行為體的能量愈發驚人,其中既有全球治理的重要主體,又有“重點對象”,致使延續近四百年、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備受侵蝕。

五是大國互動的形態多樣化,包括西方與新興大國兩大“集群”之間的“競合”博弈,以及主要力量之間的雙邊與三角博弈等。

六是中國的國際身份多重化,一方面是GDP總量乃至綜合實力世界第二備受矚目,大國責任不斷增強;另一方面仍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全面現代化還任重道遠。

與此同時,隨著世界先后步入戰后七十周年(2015年)和冷戰后二十五周年(2016年),當代國際秩序面臨復雜深刻的重塑,失序與無序的一面凸顯,世界轉而期待由中國來引領全球治理、維護和改革國際秩序。十八大以來的中國與世界深度融合,維護與拓展自身利益亟需加大參與全球治理,以不斷擴大制度性國際權力。正是在此國際與國內背景下,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應運而生,“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順勢而上,重點在多邊外交與全球治理上開拓進取、持續發力,進而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提出與完善

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極為重視,先后就此召開兩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和領銜主辦G20杭州峰會,生動展現了全球治理大智慧。

首先,首次就全球治理舉行政治局集體學習,明確中國的全球治理戰略。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集體學習,習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一是在指導思想上,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從服務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要審時度勢,“努力抓住機遇”,妥善應對挑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為中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二是在戰略定位上,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不僅事關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而且事關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不僅事關對“發展制高點”的爭奪,而且事關各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在戰略目標上,推動IMF、世行等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切實反映國際格局的變化,特別是要“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推動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機會、規則”平等,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法治化,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四是戰略原則方面,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應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繼續豐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其次,首次主辦G20峰會,開啟“中國引領、大國共治”的全球經濟治理新紀元。2016年9月3日,習主席出席G20工商峰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強調共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提出“四個以”和“四個重點”。“四個以”包括:“以平等為基礎”“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共享為目標”;“四個重點”包括:共同構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開放透明的全球貿易和投資治理格局,綠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聯動的全球發展治理格局。為此,要推動G20實現從“短期政策”向“中長期政策”轉型,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鞏固其作為全球經濟治理“重要平臺”的地位。

再次,就全球治理再度舉行政治局集體學習,完善中國的全球治理戰略。201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在系統總結G20杭州峰會成就的基礎上,提出四點要求:一是堅持兩大原則。中國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主動承擔國際責任,但也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國際社會大家的事,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二是優先落實既定任務。包括拓展杭州峰會成果,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整合地區自貿談判架構,加大對網絡、極地、深海、外空等“新興領域”規則制定的參與等。三是繼續向國際社會闡釋中國關于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理念,堅持要合作而不要對抗,要“雙贏、多贏、共贏”而不要“單贏”,不斷尋求“最大公約數”、擴大合作面。四是強化自身相關能力建設。著力增強“規則制定、議程設置、輿論宣傳、統籌協調”四種能力。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所副所長、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何毅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責編/孫娜  解軼鵬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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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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