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我國扶貧開發事業開創了新局面，取得了新進展，特別是貧困治理能力現代化有了重大突破，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即是其中一項突出成果。2015年底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指出，要開展貧困地區群眾扶貧滿意度調查，建立對扶貧政策落實情況和扶貧成效的第三方評估機制。此后，《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辦法》《關于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等文件相繼出臺，對第三方評估的組織實施、評估方式、評估內容等具體工作進行了部署。2016年，中央層面啟動中西部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扶貧開發成效第三方評估，相關各省啟動市、縣扶貧開發成效第三方評估，評估結果均被作為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履職考核及問責的重要依據。第三方評估對我國貧困治理實踐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并為探索中國特色基層民主的有效實現途徑開辟了新空間。

督促地方政府更多關注貧困人口訴求

在設立第三方評估機制之前，扶貧政策落實情況和扶貧成效的評估是自上而下的，然而，在自上而下的內部評估體系中，上下級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具有明顯的信息優勢，對于貧困治理這類復雜事項來說，情況尤其如此。由此我們看到，地方政府在按照中央各項政策措施推進精準扶貧工作的同時，也會出現利用信息優勢弄虛作假，搞形式主義、做表面文章的情況，使內部評估無法發揮應有作用。

在貧困治理中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不僅提供了不同于政府和農民的專業化、中立性新視角，而且提供了貧困問題相關信息自下而上傳遞的新渠道，提升了中央政府在貧困治理中的信息獲取能力。更重要的是，不論第三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搜集到反映貧困人口真實訴求的信息，第三方直接接觸貧困人口并試圖獲取真實信息的行為本身就構成對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強大壓力——實踐表明，第三方的確向中央政府反饋了很多關于地方政府業績的信息，但地方政府無法掌控這些反饋的具體內容。與此同時，第三方處于評估委托人（中央政府）和評估對象（地方政府）的雙重監督之下，所以，盡可能獲取真實信息和得出可靠結論是其最優行動選擇，弄虛作假具有極高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會更加自覺地將眼光投向貧困人口，更多關注貧困人口的訴求，推動精準扶貧取得良好成效。

塑造貧困問題民主治理新機制

民主治理的核心在于，人民群眾的訴求在治理中得到重視和體現。對貧困問題而言，民主治理的要義是，貧困人口的訴求能夠反映到各級政府那里并在相關政策和實踐中得到重視和具體體現。長期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強調要健全貧困人口參與機制，發揮扶貧對象在貧困治理中的主體作用，各級地方政府也在各種政策文件中重申同樣的主張。但如果基層政府缺乏真正重視貧困人口訴求的壓力機制和驅動力，即使他們在農村層面開展很多動員工作，即使到村到戶開展扶貧項目和貧困識別等重要工作都有相關貧困人口參與決策和執行，但在自上而下的內部評估體系下，地方政府或許會對民眾訴求重視不夠，無法真正構建起貧困問題民主治理的有效格局。

第三方評估成功突破了這種困境，在不改變自上而下壓力型管理體制的前提下，為中央政府了解貧困人口的訴求開辟了新渠道，為地方政府將關注、回應貧困人口訴求作為其得到中央政府認可的根本途徑提供了強大驅動力，開辟了貧困問題民主治理的新路徑、新空間。

深化對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思想認識

不難看出，第三方評估建構起來的貧困問題民主治理機制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生長并融入在自上而下的壓力型管理體制中，能夠強化而非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是執政黨與時俱進創新治國理政機制的重大成果。它建立在人民群眾—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三方關系上，既能夠讓人民群眾的訴求和利益得到充分表達，又能夠使中央政府的意志得到有效貫徹和執行，還能夠給地方政府留出因地制宜的必要空間。它包含了民主的實質內容——讓人民群眾的意志在國家政策中得到有效體現。正是這種民主治理機制的特殊性，成就了其在我國貧困治理實踐中的有效性。正是由于第三方評估引入了民主治理機制，使得其創造了超越自身的特殊價值，成為貧困治理模式的重大創新，也揭示了中國特色基層民主的方向——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形式民主的實質民主之路。

實踐表明，十八大以來波瀾壯闊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實踐不僅大幅改善了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生產生活條件，取得了每年減少貧困人口1000萬人以上的輝煌成就；而且形成了非常突出的正向溢出效應，激發了全社會思想認識的深刻變化，激發了國家層面相關領域制度安排的深刻變革。除了第三方評估塑造貧困治理乃至基層治理民主機制之外，加大扶貧投入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動能、精準扶貧促進政府—市場—社會形成協同關系、駐村幫扶帶動黨的建設和鞏固執政基礎、脫貧攻堅凝聚社會共識并增強文化軟實力等諸方面，都包含認識創新、思想創新和制度創新的豐富內容和中國智慧。加強對這些正向溢出效應的研究，能夠深化對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的思想認識，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