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謝遠筍（武漢大學臺灣研究所講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學者學術發展計劃“概念史視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從事臺灣思想文化史及現代新儒學研究。）

　　學人小傳

　　馮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紅安人，歷史文化學家，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湖北省首批“荊楚社科名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湖北省及武漢市地方志副總纂，《荊楚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總編輯。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參與建構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文化學及中國文化史學，研究工作中沿著微觀辨析與宏觀把握相結合，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的理路，就中國文化生態、中國文化特質、中外文化互動等論題進行考究，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論》、《中國文化史斷想》、《中華文化史》（合著）、《中華元典精神》等書。近十余年來，著重研究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發掘中國文化近代轉換的自身資源和內在動力，注重探討中西文化互動在中國文化近代轉型中的關鍵作用，并注目于從概念的古今轉換、中外對接考察文化近代轉型，代表作為《解構專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經世實學》（合著）、《張之洞評傳》、《新語探源》、《“封建”考論》、《中國文化生成史》、《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淵源》（合著）等。論著曾獲中國圖書獎一等獎、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湖北省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多種成果譯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韓文出版或發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策劃，目前正在整理中的《馮天瑜文存》擬分20卷，涵蓋馮氏平生著述之大部。

圖片為資料圖片

《中華元典精神》（1994）考析中國文化演繹史，注目于“生成”與“轉型”兩個環節，用心于晚周、晚清兩個關鍵時段。“晚周”是中華文化生成的“軸心時代”，此間形成了深刻影響中華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經典，擬名“元典”，探索中華元典的形成及詮釋過程。“晚清”是中華文化古典形態終結及近代轉型時期，力辟單線進化論與西方中心論，考究古今中西文化交會之際元典精神之近代轉換，注意此種轉換所呈現之螺旋式上升軌跡，力求合理詮釋歷史上一再發生之“復歸”式文化運動。

《中國文化生成史》（2014）將概念史梳理、微觀問題考證與歷史哲學思考三者緊密結合，以宏觀的歷史眼光，對中國文化的生成進行“長時段”辨析，試圖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層動力機制”，從而實現對中國文化的全景式把握。本書既是中國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作了前瞻性探討。

　　博覽與庭訓

馮天瑜成長于辛亥首義之城武昌，他的父親馮永軒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正式名稱“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一期生，受教于梁啟超和王國維，專攻歷史考據學。馮永軒1926年從清華研究院畢業時，梁啟超集宋詞名句、王國維選取東晉陶淵明《飲酒詩》之一，手書贈予他。梁、王條幅長年懸掛于馮家堂屋，馮永軒又時常談及二位先生道德文章及種種逸事，故馮天瑜自幼就對梁、王二公有一種家中長老的親切感。

2017年6月19日，馮天瑜（中）在湖北大學作《張之洞與湖北新政》學術報告。圖片為資料圖片

馮天瑜自幼酷愛文史，自少年時代便泛覽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和史地書籍。這首先得惠于他就職湖北省圖書館的母親張秀宜。馮天瑜自小學3年級至高中畢業，一直隨母親住在湖北省圖書館。每天放學歸來，照例到母親主管的兒童閱覽室看“小人書”。初中以后，為圖書館浩博的藏書所吸引，遂改弦易轍，變為成人閱覽室的常客。令他搖情動魄、形諸舞詠的首推中外文學名著。早年從這些名著中獲得的對于中西文化的感悟，大有益于他后來對于社會歷史問題的理解與把握，尤其有助于中西文化比較的展開。

少時馮天瑜喜歡閱覽的另一類書籍是游記和地理書。這類書的閱讀經驗，使得他足不出戶，便可神交古人，泛游九州。有段時間，他特別著迷于地圖，常常一連幾小時閱看不息，以至于可以隨手繪出中國各省區及世界各國的版圖輪廓。這種生動而具體的空間感的培育，對于馮天瑜日后成為史家，也有特別意義。因為歷史總是在特定的空間之內運行，史家必須同時具備清晰的時間概念和空間意識，才能真切把握人物、事件的質地感、度量感，如歷其境地體察古事古人。如此“左圖右史”“知人論世”，方能達到對研究對象同情的理解。

有深厚的家學淵源，以及幼年以來的積累，馮天瑜子承父業進大學歷史系本來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但高中畢業前，家庭的變故斷絕了他投考理想大學和專業的可能，馮天瑜只得報考與政治背景不相干的生物系，成了武漢師范學院（湖北大學前身）的一名學生，但他對于文史的熱愛卻始終沒有消退。

大學期間，馮天瑜繼續攻讀文史哲書籍并練習寫作，陸續發表了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雜文。馮永軒對于兒子喜愛文史甚感欣慰，便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連續幾個寒暑假，給他講授《論語》《孟子》全文和《史記》選篇。他由泛泛閱覽到逐漸精讀，從浮光掠影于知識圣殿邊緣到步入研習經典的大門，正得益于20世紀60年代初中期的這段庭訓。

　　歷史文化語義學

1994年，馮天瑜調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站在珞珈山上，學術視野更為遼闊，除了中華文化史、明清文化轉型研究以外，他還開辟了歷史文化語義學、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全新研究領域。自1998年起，他有近五年時間在日本授課并從事研究，得與多國漢學家論難究學，并潛心開掘異域史料，進行中、西、日文化比較，將文化轉型研究向深廣處拓展。

1998年至2001年，應日本愛知大學之聘，馮天瑜在該校現代中國學部擔任專任教授，講授有關中國文化史方面的課程。在這三年多時間里，他得以切身體驗日本社會，并利用日本豐富而便捷的藏書系統，從容思考中日文化比較和中日文化交互關系諸問題。馮天瑜選定“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作為研究方向，這既是探索中日關系的富于特色的角度，又能借助日本人周密、系統的實證考察，為近代史研究提供新材料和參照系。他以“幕末日本第一次訪清使團”為具體的研究課題，并在方法論上應用陳寅恪概括王國維“二重證據”的三條做法之兩條——“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寫成《“千歲丸”上海行》一書，“填補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項空白”。（茅家琦語）

考究術語生成史，是馮天瑜在日本講學期間的另一致思領域。考察概念的古今轉換、中外對接，本是馮天瑜長期以來的用心所在，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便設立專題，詳加考釋，通過對“幾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學”“文化”等核心術語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別是清朝民國之際中、西、日文化交會間的思想因革狀態。但直到講學日本期間，他才自覺地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正式作為一個文化史研究課題。他于此提出“歷史文化語義學”這一新的研究范式，其主旨是：在古今轉換、東西交會的時空坐標上展開研究，不僅對諸多漢字新語的生成、演變尋流討源，而且透過語義的窗口，觀照語義變遷中所蘊藏的歷史文化意涵，展現中國近代異彩紛呈、后浪逐前浪的歷史文化狀貌。

特別是2004年到2005年間，馮天瑜在地處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擔任“外國人研究員”，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得以將思索多年的課題“封建辨析”徐徐展開，寫成《“封建”考論》之大著。

《“封建”考論》問世后，學界反響熱烈，引發海內外之討論熱潮，至今未息。日本學者谷川道雄認為，馮天瑜對“封建”作了前所未有的考辨，極具學術價值。《“封建”考論》被譽為“精湛的‘封建’概念學術史”（方維規語），是“撥開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霧”的大制作（張緒山語），堪稱封建社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根蟠語）。學界的討論輯有兩本評論集：《“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中國“封建”社會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中國文化生成史

近年來，馮天瑜集合、凝練、提升30多年來關于文化史的思考，以中國當下的生存實態為窺探口，直面文化生成的前沿議題，考析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發展脈絡及走勢，及中外文化交互關系，于2014年再次出版皇皇八十萬言的《中國文化生成史》，這是他繼《中華文化史》之后的又一文化史整體通論著作，可說是馮天瑜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該書不滿足于對個別“文化英雄”天縱哲思的追慕，也未止步于對某些引發劇變的短暫歷史事變的關心，而是以宏觀的歷史眼光，對中國文化的生成作“長時段”辨析，著眼考察地理環境-經濟土壤-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合成的“結構”對文化的推動及制約作用，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層動力機制”，以達到對中國文化的全景式把握。

《中國文化生成史》既是中國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作了前瞻性探討。它并未停留在對既成中國文化的歷史解釋，而是以當下為分界點，著眼于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問題，對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作理論前瞻。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過去發生的事，只有在人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蘇，才能獲得其歷史性。社會現實構成了歷史反思的起點。《中國文化生成史》在詳盡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生成機制的基礎上，不忘觀照當下，對中國復興、文化創新、文明對話等熱點問題多有評議。

馮天瑜自謙為學術界一施工匠人，但言及勤勉則不遑多讓。2004年到2005年間，他在日本文部科學省設于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據日本工作人員說，自日文研成立之日起，未見勤奮如馮先生者。2005年8月他歸國之時，日文研工作人員特地起早趕來，列隊相送，以示敬意。熟悉他的人常說，他的學術與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迄今他雖年逾古稀，仍心織筆耕，意趣高昂，哪怕是近來患重疾住院，仍手不釋卷。他在生病期間撰寫的五十余萬言的《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淵源》于今年7月刊行。于他而言，學術就是生活，學術就是生命。

馮天瑜治史，一貫奉行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的理路，力求宏觀把握與微觀考察的交融互攝。他說：“精思義理，苦心考據，擅長詞（辭）章，并致力于三者間的‘相濟’，于弘大處著眼，從精微處著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征盛衰，殷鑒興廢’的良史。”（《回眸學術理路》）

作為表達思想的手段，辭章是形諸筆端落實于紙上的最后程序，義理、考據能否實現，端賴如何書寫。在辭章方面，馮天瑜主張述事紀實，務求清順流暢，娓娓道來；辯駁說理，則講究邏輯層次，條分縷析；無論哪類文字，都切忌板起臉孔，而應以理服人，以情動人，寓莊于諧。邱漢生稱贊馮著“語言生動，使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論證更具有引人入勝的力量”。

眾所周知，馮天瑜文筆甚佳，既能寫細密嚴謹的學術著作，也能寫娓娓道來的學術散文，是當代為數不多的文史兼通的大家。對于當下史學界在專業的旗號下，忽略文章的辭章美感和可讀性，馮氏論著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光明日報》（ 2017年09月2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