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主要脈絡是，從重大判斷，到重大決策，再到重大政策調整，最終形成了新時期經濟發展的新政策框架。習近平經濟思想可以大致概括為：以目標的調整和升級為起點，以我國經濟出現重大階段性變化的判斷為基礎，以若干重大經濟戰略為支撐，形成一套適合和引領新常態發展的新經濟思想體系。
【關鍵詞】經濟思想 階段性變化 新經濟思想體系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2008年以來，中國的國內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并由此進入一個充滿巨大挑戰與重大機遇的時代，這是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中國經濟由中等收入水平向中高等收入水平邁進的關鍵時期，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和難得的歷史機遇。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根據中國經濟內外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對經濟發展思想與經濟改革思想作出了重大創新。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主要脈絡是，從重大判斷，到重大決策，再到重大政策調整，即如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的，“黨中央對經濟形勢作出的重大判斷、對經濟工作作出的重大決策、對經濟工作思想方法作出的重大調整”，并最終形成了新時期經濟發展的新政策框架。習近平經濟思想可以大致概括為：以目標的調整和升級為起點，以我國經濟出現重大階段性變化的判斷為基礎，以若干重大經濟戰略為支撐，形成一套適合和引領新常態發展的新經濟思想體系。
以目標的調整和升級為起點
經濟發展階段和環境的重大變化，迫切要求中國經濟發展目標作出重大調整。經濟發展目標的調整和升級最早體現在十八大報告中，十八大報告關于經濟發展目標的表述有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不提“快速發展”，僅提“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去“快速”是重大的目標調整，經過外部經濟危機的沖擊，并考慮到我國經濟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繼續追求快速增長的目標既不現實，也無法持續，甚至難以為繼；二是提出“以提高經濟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強調要實現沒有水份、有效益、有就業、有環保的經濟增長，這即是經濟目標的升級。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最重要的是要加快經濟的全面轉型升級，這就必須對經濟發展目標進行重大升級，由追求數量型增長向追求質量型發展轉變，并提出相應的結構優化升級目標。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分別提出了兩個重要思想，一是為了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寧愿將經濟速度放慢一點；二是提出不唯GDP論英雄的觀點，GDP是重要目標，但不是唯一目標，考核干部政績的指標需要作出重大調整。在發展目標的調整和升級中，最重要的變化是2015年提出“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在理論界和社會中的評價很高，有不少人認為這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理論的重大突破，新發展理念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新理念，也是我們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最重要的發展目標。我們追求“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這五重目標，五重目標體現了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內在要求，也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相一致，因而，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核之一。從“去快速”、以經濟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到不以GDP論英雄，再到新發展理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發展目標體系。
以我國經濟出現重大階段性變化的判斷為基礎
對我國所處不同時代環境、特征、重大矛盾等作出科學準確的判斷，是一個時期特別是一些重大的轉折時期的戰略和對策成功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規律以及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在2014年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把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這一重大判斷既符合我國發展的實際，也是實施重大戰略與政策成功的基礎。類似于戰爭年代，毛澤東同志提出中國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農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土地問題上，由此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最后贏得了中國革命的成功。也類似于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作出的兩大重要判斷，即和平和發展是時代主題、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此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戰略，經過近40年的努力，我國由低收入水平國家提升到中等收入水平國家，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第一大國。
現在我們正處于新的大變革時期，正處于由大轉強的關鍵時期，這一重大的階段性特征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的思想，新常態就是新階段，它的內涵包括三個重要方面，即經濟增速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發展動力由投資、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就是經濟保持中高速的同時，結構優化升級、制度趨于完善的新階段。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新常態具有九個階段性特征：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了轉化，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產業組織新特征；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人口減少，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市場競爭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經濟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以若干重大經濟戰略為支撐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自十八大以來，針對新常態發展的根本要求，先后提出和豐富了以下重大經濟發展戰略，即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京津冀一體化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這些重大戰略分別在不同的重要領域和方面肩負著我國新經濟發展的歷史使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舉措。新常態發展要求發展動力由投資驅動、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創新成為中國新時期發展的最根本也是第一位的動力，創新發展理念的提出以及“十三五”重大創新工程的實施，使我國從此走上一條主要依靠創新、主要依靠提高各類資源利用效率的集約式、智慧型發展道路。簡政放權、鼓勵“雙創”，是其重要抓手。
五年來，我國在創新發展上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大飛機的試飛、高鐵技術優勢的建立、“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等，都是其重要表現。京津冀一體化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是針對重大的區域發展問題而采取的兩大區域性發展戰略。京津冀一體化戰略是解決我國大城市病問題、城市群協同問題以及環境治理的重大戰略；而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主要是為了形成東中西協同發展的新格局。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了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隨著近三年來這一倡議的不斷實施，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產生了巨大的發展效應。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研究員、博導）
【參考文獻】
①《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關于經濟工作的重要論述》，新華網，2014年2月22日。
責編/潘麗莉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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