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事能否被后人所知，“居今”能否“識古”？如何“識古”？即歷史能否被認知？又以怎樣的方式去認知？這是個十分重要的史學命題。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們，在不同程度上，都關注過這個問題。不過，答案千差萬別，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史學派別。

后世之所以能了解前人的歷史，是因為前人留下了豐富而真實的歷史著述。“求真”是古希臘歷史學的一個基本底色，也由此開啟了西方史學的求真傳統，留下了豐富而可資借鑒的史籍。正因為真實的歷史被記載，居今識古，就根本不是問題。中國古代史學中有幾乎同樣的思想，古史完全可以通過豐富而真實的史籍去感知。中國古代對于史籍的重要性，有十分清晰的認識，史籍正是“居今”得以“識古”的媒介。孔子說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也。”孔子的這段話充分說明，可以通過豐富的“文獻”，以獲知古人之禮儀文物制度，沒有文獻，就無法獲知。司馬遷認為《詩》《書》《春秋》等書，皆有“述往事，思來者”的作用，故而他能“通古今之變”。班固特別指出：“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后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司馬遷之所以能寫出洋洋五十二萬言“史家之絕唱”的《史記》，就是依憑這許許多多的史籍。劉勰更直接指出：“居今識古，其載籍乎？”因此，豐富的史籍，載錄古人真實的歷史，給后人探求古史，提供了途徑。

居今識古，意欲何為？“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世間俗語，將古今關系予以明確的說明。杜佑強調歷史撰述的主要目的是“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盡管可以“識古”“探古”“志古”，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切合時宜，為當下服務。唐太宗指出“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司馬光著《資治通鑒》，“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以為鑒戒。王夫之解釋《資治通鑒》時，非常明確地點出“識古”的目的，乃明“君道”，習“國是”、察“民情”、知“邊防”、識“臣節”等。這也是古代中國史學家強調的史學須經世致用，為當下服務。

西方史家從另一角度對于這個問題也給予了關注，他們認為史家關注歷史，實際與當下密不可分。英國史學家弗里曼說過，“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歷史”，很鮮明地揭示現實政治與古代歷史的辯證關系。英國歷史學家卡爾亦言：“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相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歷史學家因為現實問題，回眸歷史，從中找尋著所研究的問題。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更明白地指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此，歷史研究是基于當前生活的興趣和利益，是史家為了解決當時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歷史的當代性，不是某一類歷史的特征，而是一切歷史的內在特征。

當今后現代史學關照之下，對這個問題竟然有著完全不同的回答。在后現代史學家看來，所謂的歷史研究，只是文本的研究與建構，即如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所說：“文本之外，空無一物。”英國后現代史家凱斯·詹京斯說：“歷史可說是一種語言的虛構物，一種敘事散文體的論述。”在這種話語體系之下，“居今”自然無法“識古”，因為其切斷了文本與歷史的內在聯系，看不到史籍與歷史之間互為依存的邏輯關系。史籍成了文本的建構，歷史變得虛無縹緲，無從認知。

后現代主義史學發生了幾個轉向。語言學轉向將研究的對象放在歷史文獻的載體，即語言文字之上，揭示語言表述與修辭手法對于歷史書寫的影響；文本的轉向將歷史研究變成為文本的研究與建構，可是文本本身的特點與局限成為阻礙認知歷史的障礙；符號學的轉向使得某些特定的符號成為關注的對象，成為歷史研究的“捷徑”。這幾個轉向，或許可以拓寬歷史研究的某些層面，但是在幾度“轉向”之后，歷史學卻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基本的認知，丟掉了歷史研究的主旨。后現代史學關照之下，“居今”豈能“識古”？

歷史學是門開放的學問，常做常新，所以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思潮對它都會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但它之所以能屹立不倒、不斷壯大的根本，則是始終堅持對真實歷史的探求，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我們可以借鑒后現代史學的視野，拓展歷史研究的范疇，但始終應堅信“居今識古”的基本底線，方能把握住主流方向。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責編/張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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