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并協調推進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尤其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大戰略布局。從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理論視角深入理解“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大歷史進步意義，有助于我們提高貫徹落實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關鍵詞】國家治理現代化 大國治理 大戰略布局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2014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時曾經表示，治理像中國這樣的幅員遼闊、各地各層級差異顯著的大國，“必須登高望遠，同時必須腳踏實地”。所謂“必須登高望遠”，就是要有高超的戰略思維能力，即“高瞻遠矚、統攬全局，善于把握事物發展的總體趨勢和方向的能力”。

大國治理需要有大氣象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總方略，是大國治理的大戰略布局，對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著重大而又深遠的歷史意義。如果我們能夠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理論框架去進一步深入理解“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那么，我們就能更深刻地把握這個大戰略布局的歷史方位，更深刻地理解它的理論高度和歷史厚度，進一步提高貫徹落實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盡管當前學術界對于什么是現代化等問題依然充滿著爭議，但在這種激烈爭議背后也有一定的共識：世界眾多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經驗教訓清楚地表明，成功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一個社會的全方位、全系統的轉變或轉型，而片面的、單維度的、甚至是有限維度的轉變或轉型終將無法真正確立起一個現代社會。比如，歷史上的荷蘭曾經用“商業化”來代替現代化，其結果是這個“商業帝國”盛極而衰。歷史上的俄羅斯包括前蘇聯曾經把工業化等同于現代化，其結果是當今的俄羅斯不得不改弦更張，重新開啟其新型的現代化之路。歷史上的德國和日本也以偏概全，視工業化、市場化為現代化，對經濟結構進行較大幅度的改造，但對其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卻少有更動，其結果是在政治上走向癲狂，都走上了軍國主義路子，在二戰中栽了大跟斗，既害人又害己。歷史上的法國則與德國和日本正好相反，它曾經在政治民主化上突飛猛進，而市場化卻瞠乎其后，其結果是法國的現代化道路一直不太順，走得磕磕碰碰。

既然現代化本質上是全面的系統的現代化，那么我們當然必須統籌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的現代化。改革開放后，我們強調“發展是硬道理”，著力推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自2003年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之后，我們一直強調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的協調發展，這是邁向全面現代化的重要步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提出和推進意味著我們黨把國家治理現代化看作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意味著我們黨對全面現代化的理論認識和推進全面現代化的實踐又邁出了一大步。

此后，黨中央又逐步提出了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圍繞著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戰略目標，大力推進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進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總抓手的全面依法治國，大力推進以黨風廉政建設為突破口的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和推進，意味著我們黨在系統地推進現代化方面獲得重大進展，意味著我們黨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引領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上繼續闊步前行。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

從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角度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三大戰略舉措實質上都是通過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來促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重在建立一套系統的、完整的、協調的治理國家各個領域的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體系，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重在改善和提高運用國家治理體系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實現社會各方面事務治理的規范化和程序化。從實質上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主要解決的是在黨的領導下管理治理國家的體制機制問題，也就是處理黨和國家與市場和社會之間關系的問題。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牽引其它領域的深化改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并促進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但必定會影響到其它諸多領域”。這就是說，圍繞著處理好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其它領域的體制機制也需要相應的深化改革。由此可見，所謂“全面深化改革”說到底就是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現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現代化。

法治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石。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從一定意義上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托”或“重要方面”，直接關系到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進退。依法治國的大力推進意味著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向前邁進，而依法治國進程的停滯或倒退則意味著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停滯或倒退。

全面從嚴治黨，準確地說，就是要依法依規依紀全面從嚴管黨治黨，這既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因為我們中國共產黨是長期執政的執政黨，只有真正做到“全面從嚴治黨”，才能真正擔負起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包括國家治理現代化、法治化的重任。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道理之所在。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看，“全面從嚴治黨”所要解決的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保障問題，也就是現代廉潔政治建設問題。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這一根本地位，又決定了“從嚴治黨”的重點是“從嚴治吏”，也就是從嚴選好管好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要從嚴教育、從嚴管理、從嚴監督高級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從世界眾多國家現代化普遍經驗來看，“從嚴治吏”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特征，是實現現代廉潔政治的關鍵環節。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從嚴治黨”落實到“從嚴治吏”這一關鍵部位。

總之，如果我們能夠把“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放到實現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這個大視野、大框架中，我們就能更深刻地領會“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推動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的重大歷史進步意義，堅信黨中央治國理政在理念上和實踐上都是在不斷前進的，從而就能夠在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過程中，增強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

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

③《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責編/周素麗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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