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體系正經歷深刻變遷，國際局勢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和趨勢。在國際變局中，全球政治中如資本擴張、霸權主導、地緣競爭等舊有邏輯仍然在發揮作用，但一些新的要素也不斷充實進來，如科技的突破性進展、全球性問題的增多、非國家角色的增多、信息擴散帶來的權利轉移等，諸多要素和邏輯綜合作用，國際關系趨向錯綜復雜，系統效應日益突出。這些變化既為中國提供了更廣闊的戰略空間和回旋余地，也對國家戰略籌劃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需要創新國家發展和安全理念，創新國家發展模式，探索適合時代要求的國家安全道路，并不斷提升結構性權力，為全球戰略穩定和可持續發展與安全提供動力。

【關鍵詞】國際變局  戰略機遇  戰略籌劃  因勢利導  可持續發展和安全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4.004

【作者簡介】唐永勝，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副院長、教授、少將軍銜。研究方向為國家安全戰略、國際關系。主要著作有《國際戰略形勢評估》《中國國家安全戰略構想》《周邊安全態勢分析》等。

當前國際局勢正在經歷深刻演變，不僅國際力量結構發生重要變化，國際關系性質也顯示出許多新的特征，國際體系進入重大變遷的歷史階段。在國際變局中，全球政治中如資本擴張、霸權主導、地緣競爭等舊有邏輯仍然在發揮作用，但一些新的影響要素也不斷充實進來，其影響力變得越來越不可忽視，如科技的突破性進展、全球性問題的增多、非國家角色的增多、信息擴散帶來的權利轉移等，諸多要素綜合作用推動國際局勢的演變。約瑟夫·奈認為，本世紀正在發生兩種關鍵的權力更替，一種是由西方國家向東方國家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另一種是全球信息化革命影響下，由政府到非政府行為體的權力擴散（power diffusion），而權力更替使得全球政治復雜性不斷增加。①伴隨著強勁而持續的發展，中國綜合國力全面增強，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需要在國際聯系中實現的利益持續增多。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革，目前國際關系已進入深度調整的關鍵階段，而國際體系變革已成為全球政治的核心性議題。在這期間，雖然國際聯系在不斷增加，但競爭也會加劇，中國越是日益接近國際舞臺中心，也就越接近國際競爭中心。這種變化前所未有，迫切要求科學認識當今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特點和趨勢，準確把握我國發展環境，尤其是發展所面臨的機遇內涵和外延的深刻變化，創新國家發展理念，推進中國與世界更為積極和廣泛的戰略互動，實現日益開放條件下的國家發展與安全。

理解和認識國際變局及未來發展趨勢

縱觀國際形勢變幻，制約戰爭的因素不斷增加，國際力量對比進一步朝著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的方向發展。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國際關系民主化已經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盡管會遭遇各種困難和沖擊，甚至可能出現某種程度的回潮和倒退，但難以發生根本性的逆轉。這些基本趨勢反映了歷史的進步，總體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貧困，要合作不要對抗，越來越成為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成為維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的重要條件，和平與發展仍是絕大多數國家的時代性任務。

同時，世界仍然很不安寧，和平與發展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局部動蕩頻繁發生且擴散效應更加明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根深蒂固，民族宗教紛爭難以化解，非傳統安全威脅增加，世界經濟增長缺少足夠動力，全球發展不平衡呈現加劇態勢。面對國際體系變遷表現出的種種不確定因素，一些國家戰略憂慮上升，紛紛進行戰略調整，大國戰略博弈出現加劇跡象。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際關系變得更加錯綜復雜，系統效應越來越突出，發展的不確定性也顯著增強，原有的地區和熱點問題難以簡單解決，新的問題又不斷涌現。盡管出現反復②，加強全球治理和區域整合仍將是各國共同面臨的任務。世界政治需要在探索中創新發展，國際關系民主化是歷史的進化。像過去那樣只有少數國家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情況越來越不協調，而霸權主導也將被證明只屬于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特殊現象。前有英國后有美國，曾經積累了空前巨大的權力優勢，先后成為世界的霸主，持續兩百多年。然而時移世易，國際聯系的不斷強化和全球性問題日漸凸顯需要更加廣泛的國際協調和合作，個別國家和集團要想壟斷資源和利益將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③在這個意義上講，霸權興替已經成為傳統的失效了的原則，無論謀求維持原有霸權優勢還是謀取新的霸主地位，都難以經受歷史的檢驗，任何國家試圖凌駕于其他國家之上，都越來越不合時宜。

具體來看，還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和理解國際局勢變化及其發展趨勢：

經濟全球化大勢難以逆轉，但負面效應開始集中顯現，需要各國保持協調，共同努力，創新經濟增長方式，為世界經濟注入新的持久動力。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也是科技進步的客觀結果，發展到今天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世界總體財富不斷積累擴大，各國人民聯系日益緊密，人類文明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伴隨著巨大進展，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也逐步顯露出來，世界發展不平衡、全球經濟治理滯后、全球增長動力不足等問題日益凸顯，如今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經濟全球化原有的以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基本走到了盡頭，紅利幾乎飽和，世界經濟陷入普遍低迷，全球經濟的“蛋糕”不僅不容易做大，甚至開始變小，不僅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也感受到沖擊和壓力。面對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中遇到的低谷，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抬頭，各種反全球化雜音高漲。但經濟全球化不可能再退回到閉關自守的相互分割狀態，用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辦法不可能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個別國家采取以鄰為壑的政策無疑是飲鴆止渴，出路只能是國際社會更廣泛的協作，針對世界經濟增長、治理、發展模式中的根本缺陷，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途徑和辦法，甚至“全球化中的問題要靠進一步全球化才能解決”。④

全球政治格局保持多極化、多元化發展勢頭，權力趨于分散，國際關系民主化需求增加，但霸權主導與多方制衡的態勢仍將在較長時期里得以持續。國際格局進入加速調整和演變期。首先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發展陷入嚴重危機，一時難以自拔，實力相對衰落已是不爭的事實，控制世界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二是一些非西方國家保持了快速發展勢頭，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力量明顯上升，正在打破幾百年來一直由西方少數國家壟斷世界的歷史，引起了國際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權力正在發生流變和轉移。三是一些中小國家發展雖難有大的起色，卻掌握了越來越多的威懾手段，形成了針對強權的反制能力，擺脫外來控制的自主性在增強。四是非國家行為體大量涌現，開始在世界發揮重要作用，甚至形成了足以抗衡國家的能力。這些因素共同促使幾百年來的霸權結構出現松動，并最終將走向解體。世界變得不僅越來越“多極”，也越來越“多元”，權力在發生歷史性轉移的同時，也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擴散，全新的世界權力結構正在形成當中，影響世界的力量增多、角色增多、手段增多。在這樣一個多極、多元的世界里，任何強權都不可能越俎代庖決定他國人民的命運，更決定不了世界的前途。努力推進構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開放包容的全球共同體，才能擔負起世界責任、掌握住人類命運。

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更加突出，世界亂象增多、難題加重，需要凝聚廣泛國際共識，強化全球治理，逐步加以解決。盡管世界亂象有增無減，發展難題日益緊迫，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僅沒有改變，反而更加突出。歷史曾經的教訓揭示，依靠對外軍事擴張、殖民掠奪，依靠戰爭來獲取利益的方式應該為今日世界所淘汰，特別是在核武器威懾高懸、全球型問題增多、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等諸多現實條件的限制下，當今世界依靠戰爭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戰爭所帶來的深重代價，使得走向戰場很容易導致共輸的結果，戰爭越來越不會有最后的贏家。⑤當今世界并不太平，此起彼伏的局部動蕩和危機一再警告，當今世界不僅要反向消極地避免戰爭，更要正向積極地構筑和平。只有和平有了根本保障，人類才可能聚焦于共同的發展難題。發展對于世界任何國家來說都是第一要務，尤其在各國普遍遭受挫折的情況下，發展任務更加突出，發展難題更加棘手，世界各國人民期盼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強烈。對此，國際社會需要凝聚廣泛共識，積極推進全球治理進程，逐步在根本上找到化解矛盾糾紛、消弭戰亂沖突的途徑辦法，以便更好地整合全球資源、聚焦發展難題。

國際秩序進入變革的重要階段，未來發展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一些國家戰略憂慮上升，圍繞國際規則及制度安排的博弈將趨于激烈。隨著國際形勢急劇變化，原來由西方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越來越難以為全球提供公共安全的有效供給和繁榮穩定的增長空間。過去由西方幾個國家湊在一起就能決定世界大事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然而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世界秩序轉換不可能像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樣，通過戰爭方式在短時期內急劇完成，而是要經歷新舊因素并存，同時舊秩序影響逐步消解、新秩序逐步重構的一個較長過程。在此期間，隨著各國實力變化，各國的地位在變、角色在變、影響也在變，舊有的霸權邏輯、強權習慣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而新的秩序主張卻未得到充分確認和適用，新老秩序交織、多種規則并存、雙重標準盛行成為常態，世界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一些國家的戰略憂慮將趨于增加，這也就是布熱津斯基所指出的“動蕩時代的戰略不安全感”⑥，大國權利及利益再分配的斗爭將十分激烈，而其中圍繞國際規則及制度安排的博弈將成為重中之重。新的國際秩序只有具備更大的包容性和公正性，才能引導國際關系朝著可持續和可預期的方向發展。“目前出現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恰恰說明國際社會需要對現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內容進行有效的改革。”⑦

大國關系性質已經發生重要改變，非合作即對抗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非零和博弈將占據主導地位，競爭不掩合作，合作中充滿競爭。大國之間逐漸超越單純權力爭奪和沖突對抗的歷史老路，國家間關系已經不再是簡單的“零和”，而是復雜得多的“非零和”，具有兩重性。謀求國家生存與發展需要綜合運用戰略途徑和手段，不能一味地沖突，必須謀求合作，并以合作來制約沖突。競爭與合作并存已經成為大國關系的基本特征及限制條件。要實現國家利益，就要跟上時代的發展步伐，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里，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任何大國單打獨斗行不通，迷信武力也行不通，那種以鄰為壑、轉嫁危機、損人利己的做法難以持久，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構建合作共贏的大國關系。當然，更廣泛的大國協調不可能輕易到來，過程中還會出現波折，但即使是中美關系也并非只有競爭的獨木橋，在哈利里·哈丁看來，中美關系未來最有可能出現的是以競爭為主，夾雜合作與不和的混合狀態，“這種混合狀態的性質仍要由雙方的行為所決定”。⑧也就是講，中美關系未來并不能簡單歸于某種宿命。

面對國際變局，各國普遍遭遇困頓與迷茫，發展道路與發展模式的改革與創新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核心。誰能在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上取得突破和領先，誰才能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占據主動地位。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陷入停滯甚至衰退，金融資本的貪婪無度再次深刻暴露了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中的固有缺陷。到目前，西方國家都還沒有找到很好的藥方來克服這一制度頑疾，鼓吹“歷史的終結”的自由主義學者面對重重危機黯然噤聲。相比資本主義陷入困境，社會主義仍處于低潮。雖有中國發展的一枝獨秀，但在我國經濟總量不斷增大的同時，產能過剩、環境代價大、不可持續等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經濟開始進入新常態，總體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世界經濟進入低迷期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世界發展的基本態勢，各國普遍遇到了發展的困頓與迷茫。這種情況下，發展道路及發展模式的改革創新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核心和主要承載體。沒有一條固定道路和固有模式可以包攬天下，關鍵是各國要根據本國國情，創造性地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既能服務和惠及本國人民，也能為世界發展提供必要的動力和支持，并能帶動和引領未來的發展。

國際變局給中國既帶來挑戰又帶來機遇

對于中國，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化不僅帶來了嚴峻挑戰，而且帶來了新的戰略機遇。

能否抓住機遇并有效應對挑戰，歷來是關系國家興衰成敗的大問題。過去我國抓住過一些重要歷史機遇，但也喪失過某些機遇。20世紀70年代后期，鄧小平同志在深入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的基礎上，提出了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階段是可能的，必須抓住機遇，牢牢把握住發展是第一要務這一基礎，實行改革開放，使綜合國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實現了建設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目標。較長時期里，我國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避免世界大戰是可能的，爭取一個良好的和平環境是可以實現的。第二，世界上矛盾多的很、大的很，一些深刻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存在著可為中國所用的有利條件。而這一機遇期的主要外延是，借助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國際聯系不斷加強的大趨勢，推動了我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全面和深入發展。

縱觀國際國內大勢，未來較長時期，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與以往相比，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外延都有了極大拓展，具有更明顯的多面性、轉換性和可塑性，世界發展的“時”和“勢”逐步向我國傾斜，但與此同時，更多的難和險也向我國匯集。這些變化既為中國提供了更廣闊的戰略空間和回旋余地，也對戰略籌劃提出了更高要求，對此需要順應時勢、積極作為，化變局為機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拓展國際影響，與此同時也要保持戰略定力，極力避免戰略盲動，出現顛覆性錯誤。從這個角度來講，所謂機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正確的戰略選擇來保障，充分利用好戰略機遇期，集中體現為積極推進社會變革，完善創新國家治理體系，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并創造性地深入參與和引導全球治理，努力成為國際體系重要的主導性力量。

中國面臨大規模戰爭的可能可基本排除，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總體有利，但所擔負的國際責任顯著增加，需要在維護國際安全和推動世界發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時代條件為和平發展提供了總體有利的國際環境。同時，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的挑戰日趨復雜多元，需要推進和深化全球治理。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長期提供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力整體下降，國內制度性、結構性問題凸顯，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明顯下降。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國際上要求中國發揮更大作用的呼聲不斷上升。作為和平國際環境的受益者、重要攸關方和國際地位不斷上升的大國，我國有必要更深層次地參與國際治理，通過維護、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為自身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與條件。這也意味著需要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以及更深入地介入國際事務，包括一些地區的爭端和沖突，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也將相對上升。

經濟全球化大勢仍將為我國所用，盡管其發展面臨階段性挫折，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但同時也為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加強中國與世界的深度互動提供了契機。經濟全球化大勢所趨，但近年來出現波折和逆流，國際范圍內保護主義嚴重，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出現政治化、碎片化苗頭。但由于應對得當，全球范圍內的逆全球化和反自由貿易傾向反而成為我國改革和深化對外關系的重要契機。一方面，中國適應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壓力為動力，以國際金融危機的倒逼機制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創新驅動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在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紛紛轉向保護主義、孤立主義的背景下，中國主動順應世界發展潮流，大力倡導、堅定支持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特別是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上的講話得到了各國的普遍贊揚。“這表明中國仍將堅定地支持經濟全球化，盡管其并不接受與西方領導的全球化相關的自由主義價值觀。”⑨長期以來，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而今天中國被認為是世界上引領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旗手。這對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將產生深遠影響。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出現的逆流也給我國帶來了重要負面影響。中國國際貿易出口增速拐頭提前到來，傳統制造業受到重大沖擊，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凸顯，就業壓力增大，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對此，必須頂住壓力，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推動我國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

國際體系經歷重大變遷，國際秩序進入變革和重塑期，原有權力結構出現松動，在變化的世界中可利用的矛盾顯著增多，為中國順勢而為謀求發展，在國際事務中提升制度性和結構性權力提供了有利條件，但如果應對失當，也可能成為矛盾聚集的焦點。國際關系的復雜化發展有利于維持國際局勢總體平穩的局面，也有利于牽制強權政治的發展，有助于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為中國和平發展、提升國際影響力提供了新的條件。但另一方面，國際變局中，中國實力的迅速提升也容易引起警覺和反制。在當前及未來較長時期里，中國只有力避成為國際體系變革過程中矛盾聚集的焦點，才有可能成功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破解安全難題，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并擔當起大國責任。在大國關系層面上，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的戰略任務仍十分繁重，盡管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在國際政治安全事務中努力追求合作和共贏，但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權力政治邏輯難有實質改變，對中國的戰略顧慮將隨著我綜合國力的持續提高而不斷加深，將中國確定為最大“挑戰者”和“現實對手”的可能性將長期存在，利用周邊熱點問題牽制中國的做法不會收手，甚至還會挑起嚴重事端。如何有效防范和懾止美國或以美國為首的國家集團挑起直接重大沖突，仍將是較長時期里的一項重大課題。

我國在亞太和全球戰略格局中地位上升，影響力不斷增強，但部分國家依然對我國存有疑慮，我國發展對外關系，尤其在經略周邊、破解周邊安全困局方面面臨重大挑戰。中國發展與變革本身就構成了國際變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日益強大且與時俱進的中國是維護國際安全和促進世界繁榮的重要力量，而變化的世界也需要中國更多的創造和貢獻。近年來，我國同世界許多國家的關系取得了重大進展，經貿聯系更加緊密，互動空前密切。尤其是地區和周邊國家從中國的快速發展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對中國發展的依賴穩步上升。睦鄰友好、互利合作是地區國家對華關系的主流，地區環境總體向好，中國的地緣優勢正在逐步發揮出來。即使個別國家一時出現對華疏遠、甚至與華對抗的傾向，對此依然可以剛柔相濟，合作與震懾并舉，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手段將其拉回到穩定發展的軌道。與此同時，受歷史經驗、領土與海洋權益爭端、域外大國等因素影響，一些國家對華依然存有疑慮和擔憂，奉行大國平衡戰略，配合甚至拉攏美國、印度等大國加強在地區的軍事存在，對華實施制衡。這為大國在中國周邊設棋布子、實施戰略圍堵以及通過炒作地區爭端施加壓力提供了條件，中國地區安全形勢更加復雜。日漸強大的綜合國力和地區影響力還未能充分轉化為地區國家對華向心力，地區政策中軟的一面還不足以讓更多國家信服，而硬的一面所發揮的威懾作用也不是那么有效。如何更有效地運用國家實力和地區影響力破解周邊安全困局、經營周邊安全依托，是當前也是未來較長時期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我國探索出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把握戰略機遇的意識與能力進一步增強，面對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我國發展模式經歷進一步檢驗，需要不斷完善和創新。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證明了中國發展道路的正確性。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西方發達國家整體陷入經濟低迷，而中國依然保持著中高速增長，發展道路和模式的優越性進一步顯現。上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推進，全國上下對發展的認識越來越深入、堅持發展的意志越來堅定。正是如此，中國才能夠在面對“六四事件”、蘇東劇變、臺海危機、“炸館”等重大事件時保持沉著冷靜，雖然國內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但依然能夠牢牢把握發展的大方向，沿著正確的發展軌道前行，而沒有走回頭路。新中國成立后較長一段時間走彎路的教訓，選擇正確的發展道路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正確處置各種矛盾、應對各種挑戰的成功經驗，都是過去不曾擁有的寶貴財富。與此同時，新的矛盾、問題與挑戰不斷出現，改革進入深水期，難度、阻力與風險越來越大。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進入攻堅期，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重競爭明顯上升。國內矛盾進入多發期，平衡改革、發展、穩定面臨新的挑戰。對外關系進入高風險期，協調安全利益與發展利益更加艱難。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面臨新的嚴峻考驗，需要適應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完善與創新。

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我國既面臨著實現整體躍升和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性契機，也存在著把握不好，掉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風險。人類發展史一再證明，每一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都會帶來大國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和國際戰略格局的重大變革。英國憑借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領先地位，在18世紀的大國競爭中脫穎而出，開啟了上百年的全球霸權。而近代中國錯過技術革命，導致國家實力直線下降，最終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相對于以往技術革命在單個或有限幾個領域的突破，新一輪科技革命更可能是一次體系性全領域的重大變革，對國家發展和實力地位的影響也將更為迅速、全面和深刻。當前，我國物質基礎堅實，科技整體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領域已經躋身世界先進行列，能夠集中力量干大事，具備在新科技革命中搶占先機的基本條件。如能占得先機，將大大縮短趕超發達國家的時間和進程，為未來的大國競爭打下基礎、贏得主動。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科技創新基礎還不十分牢固，自主創新特別是原創力還不強，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如不能克服這些困難，勢必在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落伍，不僅會在未來的大國競爭中處于下風，多年來快速發展積累下來的綜合國力也將大大縮水，極有可能重新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⑩為此，對于對國家和民族具有戰略意義的科技決策，必須敢于決斷，舍得投入，決不能與歷史機遇失之交臂。

結語

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調整及可能演變既源于國際國內客觀條件的發展變化，又與中國自身戰略選擇緊密相關。世界歷史發展反復證明，不同的戰略選擇會對國家命運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這也成為今天理解和適應國際變局，認識機遇、運用機遇和塑造機遇所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為推進中國與世界更為積極的戰略互動，需要在變化的世界中保持足夠定力，爭取和把握主動，尤其要堅定和平發展的基本方向，謀求國家的長治久安。維護國家安全也要順應世界潮流，大國戰略競爭比的是境界、比的是視野、比的是遠見，在復雜的態勢中爭取主動，尋求突破，這也是中國一直把握得很好的戰略傳統和基礎性優勢。

為此，既要因勢利導、乘勢而上，努力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轉變為中國的機遇，也要立足長遠，積極把中國的發展轉變為世界的機遇，不斷鞏固我國和平發展的深厚基礎。在努力提高自身實力的同時，也要切實強化與其他國家的聯系和合作，建設性地介入國際和地區事務，破解難題。堅持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大力拓展及執行建設性的雙邊與多邊伙伴關系網絡。此外，也要義利并舉、獎懲有別，充分發揮中國作為亞洲核心國家的地緣優勢，有效經略周邊，深化經濟社會政策制度改革，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平衡與統一，夯實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國內基礎。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堅持底線思維，具備在特定條件下打贏合法性戰爭的能力，是維護我國發展戰略機遇期的根本保障。

注釋

【1】［美］約瑟夫·奈：《美國世紀結束了嗎？》，王迎輝等譯，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0～82頁。

【2】在過去較長時期里曾經是全球化主要推動者的美英等西方國家，甚至成為全球化的強烈反對者。實際上許多問題并不是全球化本身帶來的，而是與利益分配方式緊密相關。

【3】布熱津斯基曾在《大棋局》一書中指出，美國是最后一個全球性大國，實際已經看到權力流散的發展趨勢，只是其為美國提出的建議卻是盡可能用傳統的地緣競爭工具延長美國的霸權。結果就是，美國越是用力維護霸權，遇到的困難就越多。

【4】龐中英主編：《全球化、反全球化與中國——理解全球化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5頁。

【5】即使對于美國，軍事上的勝利也許容易取得，但要依此收獲政治、經濟效益就變得難上加難，近年中東局勢發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6】［美］布熱津斯基：《動蕩年代的戰略不安全感》，《環球時報》，2017年1月3日。

【7】秦亞青：《世界秩序芻議》，《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6期，第13頁。

【8】［美］哈里·哈丁：《美國對中美關系未來的展望》，《糾纏的大國——中美關系的未來》，沈大偉主編，丁超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年，第291頁。

【9】Amitav Acharya, "Emerging Powers Can Be Saviours of the Global Liberal Order", Th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9, 2017.

【10】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既是發展問題，也是安全問題。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與安全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對在國家戰略層面統籌發展與安全提出了新要求。

On How China Can Provide Sustained Momentum for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Promoting Positive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mid International Changes

Tang Yongsheng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presents many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ition, the old logic of global politics such as capital expansion, hegemonic dominance, and geo-competition is still working, but it is constantly enriched by some new elements, such as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creasing global problems, more and morenon-state roles, and the transfer of rights brought about by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many elements and logic mak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licated, with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ystemic effects. These changes provide China with broader strategic space and leeway, and also pos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nat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in particular, they highlight the need to innovat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oncepts, create new national development models, explore national security paths tailored to the times,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structural power, and provide momentum for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ange, Strategic opportunity, 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