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戰時期，大批知識分子來到延安，使延安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黨報副刊為中心的文學刊物體系。作為延安文學的存在方式，黨報副刊因其唯一性和權威性被不斷強化而成為文藝刊物存在的主要形式，進而上升為延安文學的獨特標準，并成為解放后中國當代文學一體化進程的前奏。

【關鍵詞】抗戰時期  文藝政策  文藝報刊    【中圖分類號】G216.3    【文獻標識碼】A

1936年以后，許多知識分子陸續從國統區的大城市奔赴延安，其中不乏丁玲、周揚、艾青、何其芳等著名知識分子。到20世紀40年代初，原本十分冷清的古城延安“英雄云集”，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三大文化中心之一。

與此同時，“文藝月會”“延安新詩歌會”“魯迅研究會”“懷安詩社”等文學團體相繼成立，包括《解放日報》副刊在內的各種文藝期刊、報紙副刊也紛紛興起，以報刊作為文學的物質載體，是“外來”文化人進入延安的副產品，這就使得延安的文藝刊物與延安文學的相互作用變得更為復雜，并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黨報副刊為中心的、富有延安特色的文學刊物體系。

小型報、墻報的蔓生以及文藝期刊的曇花一現

小型報是各分區、縣甚至鄉村、連隊等各級單位的機關報，無論規模大小，都有副刊或一定篇幅的副刊性文字來登載文藝稿件。這些副刊性的文字主要出自于機關和部隊的政治、文藝工作者之手，內容包括通訊、小調、故事或其他大眾讀物。有些小型報還常常結合群眾工作傳授生產知識，如《關中報》就用大量篇幅來提倡山地種麥，提倡打狼打豹，并組織各地工作。風格大眾化、形式短小活潑、內容實用，是這些小型報副刊性文字的特點。《邊區群眾報》是小型報中發行最廣者，經常刊載散文、詩歌、故事、順口溜、謎語等。讀者以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為主，有《解放日報》通俗版之稱。

可以稱之為“報”的還有一種獨特的傳播媒介——墻報。比較有名的有民眾教育館編的《大眾周刊》和《大眾新聞》、抗敵后援會編的《新延安》、邊區文協編的《街頭文藝》等。據統計，到1944年，這樣的墻報在邊區有600多塊，因其多樣性、大眾性和信息反饋快等特點而頗受群眾歡迎。一些名家之作，如周立波的短篇小說《牛》、何其芳的詩作《我為少男少女歌唱》等，在未正式發表之前，曾首先刊登在《同人》墻報上。在物質極端困難的延安，墻報由于操作簡單便捷、數量較多而成為正式發行報紙的有力補充。

1941年是延安文藝期刊的黃金時期。元旦即有丁玲、蕭軍、舒群主編的《文藝月報》問世，這份文藝期刊在延安創刊的確可算是“第一聲呼喊”。年初的“呼喊”在年末再次得到回應，同年11月，《草葉》《谷雨》《詩刊》三份文藝期刊相繼出版，如果再加上12月創刊的《部隊文藝》，延安的文藝期刊一時的確頗見陣勢，這對延安文壇而言是個不小的驚喜。

然而，這股熱潮持續的時間并不長。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號召下，大批文化人下鄉或去往前線，延安的一些文藝機構及團體因此而自動解散，以之為依托的文藝期刊紛紛告停。到1942年底，延安的文藝期刊基本全部停刊，這一空白一直到1948年8月《群眾文藝》問世才終于得以填補。

黨報副刊：一枝獨秀

創刊于1931年12月11日的《紅色中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創辦的第一份中央級報紙，有不定期副刊《赤焰》來刊登文藝作品。1937年1月26日，丁玲發起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因機關志尚未出版，暫在《紅色中華》出不定期副刊。1月29日，因爭取第二次國共合作，《紅色中華》改名為《新中華報》，副刊也更名為《新中華副刊》。

1941年5月15日，《新中華報》與新華社出版的《今日新聞》合并改組為《解放日報》，《解放日報》副刊也就取代了《新中華副刊》，成為延安文藝刊物體系的核心。1941年，延安的文藝刊物一度繁盛，誕生了不少頗有影響的文藝期刊。但不論是發稿數量，還是稿件質量，《解放日報》副刊都毫不遜色：《解放日報》初創的三個月，文藝稿件以辟欄形式發表，每次發稿約3000字，每周出四、五期；1941年9月16日正式開辟文藝欄后，每次發稿約6000字，每月發稿約20次；1942年4月1日改版后，文藝欄改為綜合性副刊，發稿數量增加一倍以上，其中仍以文藝類稿件居多。在抗戰時期，這樣的數字即使放在全國也不多見。

文藝期刊紛紛停刊后，《解放日報》副刊成為延安文人唯一的發表園地，也成為延安文學完整發展過程的唯一見證者與承載者。正是在這份黨報副刊上，通過一系列有組織的文藝論爭，延安文學逐漸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批評話語體系，并以此推動文藝作品的創作、發表和推廣。這一時期延安文學的代表作，絕大多數都是在《解放日報》首發或刊登，通過相關評論，作為范本推向全國。

文藝大眾化：注定的轉向

《解放日報》創刊伊始，副刊主編丁玲給文藝欄定下四層任務：團結邊區所有成名作家；盡量培養提拔新作家；反映邊區各抗日根據地生活及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戰斗；提高邊區文藝水平。可見，這四層任務有提高延安文藝水平的初衷。由于《解放日報》副刊在延安有絕對合法的政治身份，有言說的自由，甚至是言說的權威，且由政府出資出版發行，沒有商業壓力，因此丁玲對《解放日報》副刊的設想也較為理想化，即同時作為文學園地和話語空間而存在。

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后不久，1942年4月2日，《解放日報》正式改版并發表社論《致讀者》，提出黨報必備的四個品質：第一，貫徹堅強的黨性；第二，密切聯系群眾；第三，洋溢著戰斗性；第四，增強組織性，成為各種群眾運動的積極組織者和倡導者。但作家們在積極響應辦報宗旨時卻發現，他們與作為延安主流群體的工農兵之間有較大的隔閡。無論是激情還是紛爭，看起來都像是知識分子的自娛自樂。改版第二天，莫艾發表專訪 《本報革新前夜訪詢各界意見》，文中最先提到的是農民和工人的意見：“南區農民老楊雖然扶著鋤頭，仰天的哈哈大笑把他的身體也扭動了：‘咱一個字也不識，怎么提咱對報紙的意見來？’”緯華毛織廠工人三十名，能看懂本報的只有兩個人。染色部的工人來希說：“ 《解放日報》太深奧了。”

工農兵是《解放日報》副刊的一個特殊讀者群，他們中不識字者占十之八九，他們對《解放日報》，尤其是以文藝作品為主的副刊之隔膜顯而易見。于是，充實群眾知識、啟發群眾覺悟，成為經過改版的綜合副刊努力的方向。通俗易懂的報告、速寫開始取代小說、詩歌成為副刊的主要文體，為了讓農民看懂，他們甚至將延安的方言搬上報紙。吳滿有、趙占魁這樣的普通工農兵成為副刊的主角，工農兵們經常能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熟悉的身邊人。這種影響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報紙是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武器”，而“工農兵是人民群眾的主要成分”。報紙要實現教育動員他們的目標，就必須成為他們喜聞樂見的樣子，能為他們所接受。

另一方面，《解放日報》還配合文藝界建設“延安經典”運動，發表了大量具有導向性的評論文章，進一步奠定了延安文藝大眾化、通俗化的基調。譬如對魯藝秧歌隊王大化、李波演出的秧歌劇《兄妹開荒》的贊譽，對趙樹理《小二黑結婚》與李季的長篇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的高度評價，對新歌劇《白毛女》的肯定，以及對孫犁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批評，都產生了指明方向的積極效果。

從《紅色中華報》到《新中華報》再到《解放日報》，在延安的文藝刊物體系中，黨報副刊始終處于中心地位。1942年后，作為延安文學的存在方式，黨報副刊因其唯一性和權威性被不斷強化而成為文藝刊物存在的主要形式，進而上升為延安文學的獨特標準，并成為解放后中國當代文學一體化進程的前奏。

（作者單位：長治學院）

【參考文獻】

①丁玲：《文藝在蘇區》，《解放周刊》，1937年5月11日，第1卷第3期。

②丁玲：《編者的話》，《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日。

責編/王妍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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