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

“脫歐”似乎已經成為英國的一個騎虎難下的事情，與歐盟的談判在脫歐費、北愛爾蘭邊界和雙方的公民權利等問題上都陷入了僵局。2016年脫歐派以微弱優勢獲得勝利，但是隨著“脫歐”的困難逐漸凸顯，有些人甚至希望有后悔藥可以吞下。如果從地域和社會階層分析來看，“脫歐”顯示了英國社會深層次的“分裂”：英格蘭和威爾士選擇了脫歐，蘇格蘭和北愛爾蘭選擇了留歐。在英格蘭，倫敦選擇了留歐，在倫敦的金融核心區，選擇留歐的人數更是高達80%。根據民調，在擁有大學以上文憑的人中，70%選擇留歐，在只有中學文憑的人中，68%選擇脫歐。這說明“脫歐”是社會底層的呼聲，是一種來自底層的抗議。

一

英國底層抗議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英國資本主義的鼎盛時期。19世紀英國工業的高速發展顯然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分配模式上的。1845年，恩格斯在英國調研兩年之后，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他所分析的工人生活狀況日益惡化，各種勞資矛盾不斷涌現，罷工和毀壞機器的工人運動此起彼伏的狀況在英國文學中也有所反映。除了狄更斯等人對童工的描寫以外，雪萊在《1819年的英國》（Englandin1819）一詩中，把英國描繪成歐洲最腐朽的國家：國王昏聵，朝政腐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軍隊絞殺自由，法律拜金嗜血，宗教是一本閉闔的書。最重要的是，雪萊把英國統治階級描寫成吮吸勞動人民鮮血的螞蟥：他們叮在人民的身上，貪得無厭地吮吸，直到暴食而亡，從人民的身體上墜落。

1849年，在歐洲大革命失敗之后，馬克思也來到了英國，對英國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調研。他關于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著述，似乎在雪萊的作品中得到了印證。雪萊在《給英國人民的歌》（SongtotheMenofEngland）中號召英國的勞動人民拒絕將自己的勞動果實交給統治階級享用：“英國人民啊，何必為地主而耕？/他們一直把你們當作賤種。”（查良錚譯）他號召勞動人民拿起自己制造的武器，保衛自己的勞動果實。“播種吧，不要讓暴君搜刮！紡織吧，可別為別人織錦衣！”

從這些詩歌看來，雪萊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詩人，對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會體系發出了強烈的抗議。在19世紀中葉爆發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中，雪萊的《給英國人民的歌》幾乎成為“戰斗進行曲”，得到“憲章運動”領袖的高度贊賞。雪萊在《1819年的英國》結尾道：“呵，從這一片墳墓里，光輝的幽靈/或許躍出，把我們的風雨之日照明”。

然而，雪萊并不是底層詩人，他出身于貴族家庭。雖然他的詩歌旨在為社會底層代言，但是私底下他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是貴族的一員……壓迫的機器也在我身上建立，以至于終有一天我也將成為一個壓迫者。”雖然毫無疑問雪萊同情勞動人民，支持社會變革，但同時他希望變革是漸進的、可控的，在精英階層指導下進行。雪萊為自己作品定位的目標讀者是精英階層，具有細膩的品位和豐富的知識。《西風頌》作為一首充滿了象征和修辭的政治詩，也許只有這個階層能夠理解。正如評論家道森（P.M.S.Dawson）所言：“雪萊的階級意識不可避免地充滿了負罪感，這個階級意識把他定位在特權階層，從不公正的社會制度中受益的‘壓迫者’。”

雪萊 資料圖片

可以肯定的是，雪萊在竭力超越自己的家庭出身，他為勞動人民爭取權益的愿望是真誠的。在《暴政的假面游行》（TheMasqueofAnarchy）中，他抗議英國政府在曼徹斯特武力鎮壓爭取自由的民眾，制造了“彼得盧大屠殺”慘案。在詩中，專制政權、國王、大臣、劊子手戴著屠殺、虛偽、欺詐、暴政的假面具，在大屠殺之后，耀武揚威地列隊穿越英國大地，向倫敦“凱旋”。我們不能否認雪萊的義憤是真誠的，但問題是，作為貴族子弟他是否有資格為民眾代言？他的兩難窘境在20世紀似乎又找到了一個繼承者。

二

1978年，英國當代詩人托尼·哈里森（TonyHarrison）發表了十四行詩系列《口才學校》（TheSchoolofEloquence）。詩集記錄了一名工人子弟通過大學教育，逐漸成為一名知識分子的人生歷程，以及由此給他帶來的身份困境。他的感情仍然維系在養育他的那個工人社區，但是他的教育已經使他從那里脫離出來。在情感上，他仍然是那個社區的一員，但實際上，他永遠無法再屬于那里。《書的兩端》（BookEnds）一詩將他與他的礦工父親比喻為書的封面與封底，是書或知識把他們隔離開來。他的“口才”與他們的“沉默”形成了一道鴻溝。

托尼·哈里森 資料圖片

在雪萊去世100多年之后，英國社會底層的狀況——他們被壓迫和被剝奪的地位——似乎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哈里森來自英國中部城市利茲的一個礦工家庭，對工人的生活狀況了如指掌。在接受大學教育之后，他獲得了為社會底層代言的能力，然而他似乎也碰到了雪萊一樣的尷尬。在《全國文物托管組織》（Nationaltrust）一詩中，他將兩個文物保護單位，一個曾經是煤礦，另一個曾經是錫礦，描寫成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見證，那深不見底的礦井隱藏著無法說出的秘密，甚至是見不得人的罪惡。

詩歌說，曾經有人從監獄借來了一名犯人，用繩子將他放下礦井。但是當他上來時，已經面如死灰，慘不忍睹，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這個罪犯的故事可能僅僅是一個文學比喻，它暗示了工人說話的權利被黑暗的深井所剝奪。工人的話語權被剝奪之后，這些剝削和壓迫的秘密才能得以保全，資本家犯下的“罪行”才沒有被繩之以法。詩歌認為，應該讓英國的學者下去看看，把這些文物保護單位的黑暗和骯臟的另一面弄清楚，把它們的不可示人的罪惡都公之于世。

作為“底層詩人”，哈里森關注下層人民的生活境遇，同時他也意識到英國社會的分裂和對立可能是“擁有知識”與“沒有知識”之間的對立。在《他們與我們》（Themand［Uz］）一詩中，他以憤怒的心情，回顧了他的小學教師對他的地方口音的奚落，說他的口音是對英國詩歌的諷刺。在排練莎劇時，教師只允許他扮演小丑，因為他的口音只適合扮演下人或勞動人民，而莎士比亞把“詩歌”臺詞都給了王子和貴族。因此，口音把人們區分為貴族和貧民，它不僅僅是一個人的知識和教養的標志，而且是一個人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標志。

擁有了知識的哈里森，自然也擁有了標準的口音和較高的社會地位。雖然他關注底層民眾，但是他也意識到他已經不再屬于那個階層。作為詩人，他早已有了知識和文化賦予的表達能力，他渴望為底層人民代言，然而他似乎碰到了雪萊在19世紀同樣碰到的問題。在《V》（1985）一詩中，他強調了靠救濟金過活、掙扎在貧困線邊緣的底層人民的憤怒。在英國礦工大罷工遭到撒切爾政府鐵腕應對的大背景下，這種憤怒顯得尤為強烈，常常以足球流氓、涂鴉和打砸搶形式表現出來。打砸搶不是他們的天性，而是一種抗議，是表達抗議的途徑被堵死之后的唯一選擇。

三

在經濟學中，“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財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數，當基尼系數超過0.5，就說明這個社會的收入差距大到了臨界點，這個社會存在不穩定的隱患。不可否認，今天的英國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況與19世紀相比有了不少改善，赤貧的人數大大下降，但是今天英國的貧富差距和收入差距相比19世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這個社會中一直存在的憤懣的外現，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美國的“占領華爾街”的翻版，是99%的窮人對1%的富人所說的“不”。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但他們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沒有社會地位，“脫歐”就是他們通過公投表達述求的一種形式。英國后現代小說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Barnes）曾經寫過一部《10.5章的世界歷史》，書中出現的人物都是小人物，用后現代小說形式呈現了世界歷史的一個小小側面。如果以上文字還有一點道理，聊當此文是英國底層人民狀況的百年簡史吧。

（張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