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粹主義的形成暴露了西方民主的無奈與終極危機，因為政黨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選舉制度決定了民眾只有選擇的權利，沒有把自己的意見融合進實際治理中去的權利。少數人士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問題所在，希望能改變這個制度，但實際上，這種變革在西方現在的社會里很難實現。

【關鍵詞】民粹主義  政治整合  秩序危機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不久前落幕的法國大選，雖然最終結果讓大家都松了口氣，“前進”運動候選人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在第二輪投票中勝出，但從選舉所反映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問題來看，成功阻擊極右力量的當選并不意味問題就沒有了。法國大選，以及去年英國的脫歐公投和美國大選，說明歐洲和整個西方政治面臨著重大的危機。

歐洲一體化秩序的合法性危機

在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政治家無法很好地代表民意的情況下，他們把非主流的、離中間較遠的政策主張斥責為民粹主義，把民粹主義指責為西方政治的破壞者。嚴格來說，如果民粹主義只是在反映民眾訴求這一點上來使用，那么它就不應該為政治問題承擔責任，政治自然應該服務民眾需求。問題在于，在主流政治無法有效回應民意的情況下，對極端主張的某種支持往往成了一種對主流政治表達不滿的方式。因此，真實的問題不在于極端主張贏得了多少支持，而在于所謂的主流政治喪失了多少真實代表民眾的能力。

主流政治和民粹主義的這種關系結構還造成了歐洲一體化的合法性危機。這次法國大選顯示，極左和極右都對歐洲一體化不滿意，或主張脫離歐盟，或要求把上交給歐盟的權力還給民眾。這種狀況使得民粹主義和反歐洲一體化劃上了等號，他們認為歐洲一體化成了歐洲精英們精心建造起來的權力大廈。這種狀況在歐洲政治中確實存在。二戰后，主流精英把歐洲一體化塑造成了一種政治正確，以歐洲的名義實行聯合統治。鑒于歐盟機制設計的復雜性，以及其遠離各國民眾，歐洲一體化也成了精英政治的代名詞。以民主的方式達到了脫離民主監督的目的，這使得人們批評歐盟存在嚴重的“民主赤字”。

當歐洲一體化與精英政治劃上等號，民粹主義對歐洲一體化秩序造成沖擊就是必然的事了。就當前來講，最容易被首先拿出來講的就是移民問題，不僅僅因為它威脅了當地普通民眾的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它還很容易和歐洲遭遇的恐怖襲擊關聯起來。無論是北非中東涌入歐洲的非法難民，還是在歐洲本土生長的受極端主義思想吸引的移民后代，都容易使歐洲民眾傾向簡單、有效的應對辦法。可以不夸張地說，極右政黨民調支持率上升的吸引力，百分之五十以上來自其移民主張。同時，極右政黨移民政策吸引力的上升，意味著主流政黨在移民問題上的政策破產，文化融合和多元文化認同的構建在歐洲似乎并不成功。而在歐洲應對涌入的非法難民問題上，歐盟開放邊境，甚至向成員國攤派接受難民的名額，這些做法使得反歐洲一體化的主張獲得了更多支持。

造成難民危機在歐洲內部蔓延的是歐洲內部的自由流動，這種人員的自由流動是歐洲一體化成功的標志之一，也是非法難民從意大利、希臘等國登陸后，流散到其他國家的原因。如果極右政黨的移民主張付諸實施，歐盟成員國的邊界首先就會再次樹立起來，成為逆一體化的重大一步。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對歐洲內部還是外界來說，歐盟的價值必將缺損一大塊。

民粹主義的形成暴露了西方民主的無奈

法國政治光譜色彩的多樣性，以及今年大選反映出的政治光譜的均勻性，很大程度上是法國特色，不一定具有世界政治意義。但是，極左、極右影響力上升被責怪為民粹主義，這在去年的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公投中也有反映。

從政治學原理來講，民粹主義成為西方政治的一個問題，責任不應該在民意，而在于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失敗，以及西方選舉制在整合民意上的失敗。這種雙重失敗的存在是具有世界秩序意義的，因為也是這些被證明是失敗的秩序，構成了戰后以來西方世界的文明支柱。

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工具箱中的可選政策實際上并不多，只是在增稅還是減稅、向誰增稅對誰減稅、增加還是削減公共支出、是否接受外來移民、是否促進自由貿易、是否積極參與全球問題治理等主張上做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選擇題。不同政黨上臺，就是在這些政策工具之間來回翻炒，最多拿點本應該屬于對手的政策工具，算是出點新意。而事實上，需要解決的問題遠比在這些政策工具中做選擇題要復雜得多，它們并非非此即彼。西方政治未能真正做到問題導向，從真實全面的民意出發、以民為本，這使得主流政治和民眾的實際需求距離越來越遠，主流政黨的口號對社會現實的回應也越來越少。

極左、極右影響力的上升，一是因為他們觸及了主流政黨不愿意觸及的問題，因此極左和極右都被稱為反建制或反體制，甚至被認為是危險的；二是因為他們不想像主流政黨那樣在區別并不大的政策工具之間做選擇題、組合題，而是想比較徹底地解決問題。

進一步講，民粹主義的形成暴露了西方民主的無奈與終極危機，因為政黨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選舉制度決定了民眾只有選擇的權利，沒有把自己的意見融合進實際治理中去的權利。在兩黨制國家，政黨之間的支持率越來越接近，而選舉制的設計只能是二選一，結果是不管誰勝出，51%的一方贏者通吃，把49%的要求一筆勾銷。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嚴重罔顧民意。而在法國政治的生態下，盡管它設計了兩輪投票的做法，但選舉的結果很可能是百分之二三十的人代表了整個民眾，這更是對民意的徹底違背。

少數人士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問題所在，希望能改變這個制度，而不只是提出更好的政策，但實際上，這種變革在西方現在的社會里很難實現。即使極左政黨所提出的企業國有化能夠部分實施，那也只是通過向私人所有者補償利益等方式實現，最后獲益的同樣還是私人所有者。

國際政治領域的秩序也是如此，當現行國際秩序被認為是符合主流政黨利益的情況下，國際秩序本身也成了危機的一部分。在戰后的大部分時間里，無論“左”和“右”，或者保守與自由，對國際秩序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在對國際秩序的態度上的差異要遠小于國內政治見解的不同。于是，在主流政黨和現行體制缺乏解決能力的情況下，所謂民粹主義的選項就是不再玩這種政治游戲，而是要脫離這個秩序。英國脫歐雖然不能完全在民粹主義的框架里來理解，但對主要制度或體制的無奈這一點上是相同的。歐盟的制度無法整合英國的利益和主張，英國脫歐反映了歐洲一體化秩序的危機。進一步地說，英國脫歐也反映了西方國際秩序危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普遍的世界秩序來說，更大的問題在于西方主流政治的危機可能產生外溢效應。把造成自身危機的責任轉嫁給國際秩序的做法，在歷史上并非全無先例。遠的不需說，在二戰后歐洲共產主義力量強大時，把蘇聯推向敵對方，渲染其擴張威脅，就是當時西歐內部主流政治的一次拯救自己的謀劃。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郭華榕：《法國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責編/譚峰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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