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判定和認識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是診斷中國發展問題、展望中國未來發展趨勢的基礎。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筆者采用錢納里工業發展階段的經典理論,將工業化發展階段劃分為初級產品生產階段、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工業化成熟期、工業化發達期和后工業化發達經濟階段等六個發展階段,選取人均GDP、三次產業結構、人口城鎮化率作為衡量工業化發展階段的關鍵指標。
中國目前處于工業化成熟期向發達期過渡階段,產業結構演進快于城鎮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先后經歷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和工業化成熟期,目前處于工業化成熟期向發達期過渡階段。從分項指標看,2012年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6年三次產業結構達到8.6%:39.8%:51.6%,產業結構指標顯示中國已經處于工業化發達期;而2016年人均GDP(8126.7美元)和人口城鎮化率(57.35%)則顯示中國仍處于工業化成熟期。產業結構演進快于城鎮化進程,人口城鎮化進程相對滯后。
依據世界銀行的動態收入分組標準,中國在1998年開始進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并于2010年首次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此后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長。2016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已經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值。與其他世界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在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城鎮化水平方面均處于落后狀態。以三次產業結構為例,2016年中國服務業比重為51.6%,已經超過了一半,然而這一數據僅相當于日本1970年的水平和韓國1980年的水平,產業結構高級化進程任重道遠。
展望2030年,經濟全球化將進一步深入發展,新的生產方式、產業形態、商業模式和經濟增長點不斷形成。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三維(3D)打印、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成為引領科技發展的重要領域。與此同時,全球經濟面臨再平衡和產業格局再調整、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濟貿易增長乏力等方面的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雖然進入了新常態,但隨著經濟發展的提質增效和產業轉型升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和增長帶將不斷凸顯,經濟發展仍將保持長期平穩增長的態勢,城鎮化水平也將不斷提高。
從目前中國四大區域所處的發展階段來看,東中西及東北地區內部發展狀況差異明顯。東部地區發展狀況最好,已基本邁入工業化發達期;東北地區次之,正處于工業化成熟期和發達期的過渡區間內;中部地區已基本脫離工業化中期,處在工業化成熟期;西部地區已達到工業化中期。
就人均GDP而言,東部、中部和東北地區均處于工業化成熟期階段,西部較為落后,處于工業化中期。盡管東部、中部和東北均處于同一發展時期,但東部地區人均GDP更接近于工業化發達期水平,東部、東北、中部和西部地區的人均GDP呈現出較大的等級差異。就經濟發展結構而言,東部和東北地區已經進入工業化發達期,第三產業已經成為支撐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由于歷史原因和自然條件的差異,作為主要糧食生產區的東北地區農業比重較大,處于農業比較偏高的工業發達期,東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步伐最快,有可能在較短時間之內進入后工業化發達經濟階段。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東部和東北部地區工業化進程加快推進,因而城鎮化率也相對較高。西部和中部則處于工業化中期,第二產業比重較高,同時城鎮化比重相對較低。
2030年東部和中部地區將進入后工業化發達經濟階段,東北和西部地區則邁入工業化發達期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東部沿海地區一直為中國經濟的中心所在。憑借優越的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東部地區既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門戶,也是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橋頭堡,同時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平臺。中國發展程度最為成熟的三大都市圈(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均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并已構建了聯系較為緊密的區域生產網絡和城鎮體系,形成了中國最為發達的大都市圈。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級戰略倡議的實施,東部各大都市圈均將獲得新的發展動力和更大的經濟增長助力,京津冀、長三角等地區的發展水平將接近或趕超紐約都市圈、東京都等世界級城市群發展水平。2030年前,東部地區必將實現從工業化發達期向后工業化發達經濟階段的轉變,區域內部競爭力顯著提升。
自“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以來,中部六省得到了長足發展,尤其是武漢、鄭州、長沙等省會城市,已發展成為區域經濟增長極。隨著《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等一系列規劃的深入實施,中部省會城市將在不斷提高城市競爭力的同時,借助全國性交通樞紐的地位,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形成一批發展成熟的都市圈。2030年前,中部地區第二產業穩定增長的同時第三產業將迅猛發展,帶動城鎮化水平的大幅提升,平穩發展至工業化發達期,為向后工業化發達經濟的發展蓄力。
受地理位置、地形等自然條件的限制,西部地區大多經濟發展較為落后,亟需培養有競爭的區域經濟增長極以增強西部地區的經濟實力。對于西部地區而言,成渝和關中地區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核心和重點區域。重慶、成都和西安三大城市構建起來的“西三角”經濟區對于西部地區的發展而言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有望成為全國的“第四極”和整個西部地區的增長極。通過打造“西三角”經濟區,發揮重慶、成都、西安三大中心城市的核心和輻射帶動作用,有助于西部地區提升經濟區整體實力及其在全國的地區,進一步縮小與東中部地區的差距,經濟區的內部聯系也將進一步增長。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西部地區的區域設施將進一步完善,與周邊地區和國家的聯系便捷性提高。至2030年,西部地區將穩步邁入工業化成熟期,并努力靠近工業化發達期水平。
作為中國的重工業基地,經歷近一個世紀的工業開發建設,東北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工業發展體系,其發展也明顯依賴于工業城市的建設和發展。盡管近年來經濟增速放緩,但由于經濟基礎較好、城鎮化率較高,因而其目前經濟發展水平仍優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受制于資源型城市的發展限制,東北地區將面臨非常嚴峻的產業升級和轉型的問題。隨著國家東北振興戰略的啟動和實施,以及地區幫扶政策的展開,東北地區重工業的落后產能將逐漸淘汰升級,經濟發展將獲得新的發展驅動力。2030年前將從目前的工業化成熟期和發達期的過渡階段邁入到工業化發達期。
立足發展階段,構建創新驅動模式,助力中國經濟高端化發展
中國經濟發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面臨諸多挑戰。一是既面臨著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產業分工、承接產業轉移的雙重擠壓,也面臨著產業轉型升級和消化嚴重過剩產能的挑戰。二是面臨前所未有的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國際壓力,傳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城鎮化進程放緩。為此,中國應當立足發展階段,認清發展現狀與問題,把握未來發展機遇,積極應對未來發展挑戰,構建創新驅動模式助力中國經濟高端化發展,實現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變,到2030年左右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第一,不斷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緊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發展機遇,不斷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政產學研用相結合的制造業創新體系。瞄準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未來產業發展制高點,加強關鍵核心技術研發。推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完善科技成果轉化運行機制,建立完善科技成果信息發布和共享平臺,健全以技術交易市場為核心的技術轉移和產業化服務體系。
第二,不斷提升經濟高端化水平。經濟高端化包括產業結構高級化、價值鏈增值環節升級化及經濟職能外向化三個層次。在建設制造業強國的同時,提高金融、保險、咨詢等生產者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等高附加值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實現產業結構向高級化階段演進;凸顯總部、研發職能,搶占產業鏈、價值鏈環節中的高價值環節,提升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與作用;加大開放程度,進一步吸引跨國機構,實施“走出去”戰略,增強對全球經濟資源的配置能力,實現經濟職能外向化。
第三,不斷完善城鎮化體制機制。提升城鎮化水平和質量,優化城鎮化格局,秉承科學合理的城市發展模式,提高城市開發的集約緊湊程度;推進戶籍管理、土地管理、社會保障、財稅金融、行政管理、生態環境等與城鎮化緊密相關的制度改革,消除阻礙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第四,不斷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建立和不斷完善工資增長機制,全面提升人均收入水平,確保人均收入增速不低于GDP增速甚至高于GDP增速;不斷調整就業結構,增加就業機會和就業引導,確保失業率始終保持在較低水平;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不斷提高社會保險、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使普通百姓可以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不斷完善農民創業的體制環境和金融體系,為農民提升收入水平創造良好環境,切實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作者為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中國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參考文獻】
①李善同、劉云中等:《2030年的中國經濟》,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年。
責編/宋睿宸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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