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執政將引發美國經濟政策、對外政策做出重大變革。這種政策變革的基本方向將體現為“美國優先”與“美國再次強大”，其背后的價值理念是重建以猶太—基督文明為基礎的開明資本主義模式。具體到對外經濟政策上將表現為以反全球化為突出特色。這可能會給亞洲新興經濟體帶來重大沖擊，諸如美元升值周期所引發的債務風險，區域內全球價值鏈受到擾亂的風險，出口導向型模式難以持續的風險，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發生逆轉的風險，等等。對此，亞洲新興經濟體必須未雨綢繆，從培育最終消費市場到建立新型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探索適應新國際環境的發展模式。
【關鍵詞】猶太—基督文明 美國優先 反全球化 全球價值鏈 出口導向型模式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7.003
長期以來，亞洲是全球經濟最富活力的地區，也是經濟全球化最大的獲益者，其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起飛的成功之路。然而，伴隨特朗普政府實施反全球化為特色的對外經濟政策，亞洲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或風險將是前所未有的。如何適應這種變化，改革經濟發展模式、構建新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是亞洲國家的共同任務。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導向與價值理念
迄今為止，特朗普政府的內外政策尚未形成，我們只能就其競選期間及上任后近兩個月的政策導向進行分析。目前，國內外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導向分析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從特朗普（及其內閣成員）的個性進行推演，如非理性的性格、商人特性、缺少從政經驗等。這有助于說明特朗普與以往美國總統的處事風格差異，但顯然難以成為分析特朗普政府政策導向的基礎。我們不能假定美國選民選出的總統是一位瘋子。二是強調特朗普政府的商人特性。在對外政策上會表現為采取“敲詐式談判”，即先觸及對手的底線，迫使對手在討價還價中做出最大的讓步。這種方式對分析其政策的實施固然重要，但無法由此推斷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三是從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出發推出特朗普政府最終要回歸到所謂的正常軌道上，但以特朗普執政后的行為來看，這種推理似乎并不成立。為此，我們選擇從特朗普（政府）的價值理念入手探討其未來的政策導向。
從特朗普競選綱領到執政后業已出臺的政策來看，以總統首席戰略專家和高級顧問史蒂夫·班農為代表的團隊為其政策制定提供了一整套的價值理念。班農曾任極右派媒體布賴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的總裁，對當今美國與全球重大問題有一整套的理論判斷。西方媒體把他稱之為“美國總統的總統”。
按照史蒂夫·班農的主張，當今美國與整個西方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建立在猶太—基督文明（Judeo-ChristianWest）基礎上的開明資本主義模式（enlightened capitalism）已經陷入危機，這種危機既是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危機，也是西方猶太—基督文明的危機、教會的危機、信仰的危機①。
所謂開明資本主義模式的核心理念是，推動財富增長，并惠及每一個人。而冷戰結束之后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state-sponsoredcapitalism）、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安·蘭德資本主義（the Ayn Rand capitalism）開始盛行于俄羅斯、美國及整個西方世界。他們背離開明資本主義精神，大政府與社團主義勾結在一起；創造的財富僅僅讓特定階層獲益，沒有惠及廣大中產階級。以國際金融危機為起點，民粹主義開始興起，掀起了反抗現有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運動。另一種危機來自于伊斯蘭圣戰法西斯主義（jihadist Islamic fascism）。它與西方猶太—基督文明正在展開一場全面的戰爭。因此，美國與西方世界的最優先任務就是如何應對這種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危機和西方猶太—基督文明的危機，并最終回歸到以猶太—基督文明為基礎的開明資本主義模式上。
基于這種價值理念，特朗普政府所尋求的不是以往政府更迭意義上的政策調整，而是一場根本性的變革。這種變革的方向在經濟層面要重建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在文明層面要取得猶太—基督文明對伊斯蘭圣戰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表現在對外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將會放棄傳統的意識形態劃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標準。在這里，我們僅就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導向做一分析。
第一，以放松監管、減稅、縮小政府職能為手段，激發企業家的“動物精神”。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盡管美聯儲連續降息，但投資不足一直是困擾美國經濟的最大障礙。對此，特朗普政府除了減稅之外，把放松政府監管作為促進企業投資的主要手段②。其中，最有可能的選擇是廢除2010年奧巴馬政府頒布的《多德—弗蘭克法》（Dodd-Frank Act）。該法案旨在有效控制系統性風險，保護納稅人和消費者利益，維護金融穩定，防止金融危機再次發生。主要內容包括：擴大監管機構權力，破解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困局；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賦予其超越監管機構的權力，全面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采納所謂的“沃克爾規則”，限制大金融機構的投機性交易，尤其是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以防范金融風險。在特朗普政府看來，該法案最大的弊端是限制了金融機構的貸款能力和欲望，堵塞了資本主義的動脈③。為此，他們已經提出替代該法案的《金融選擇法案》（Financial Choice Act）。如果說這種制度層面變革對企業家是一種利好的話，那么特朗普本人以企業管理方式管理國家的做法則受到了越來越多企業家們的認同。例如，他通過Twitter直接發文點名攻擊和威脅大企業的行為看起來很粗暴，但卻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福特、通用汽車都因受到攻擊而改變了他們在墨西哥的投資行為。正如對沖基金橋水公司（Bridgewater）掌門人戴利奧辯稱：“我們將會經歷一個深遠的、由總統主導的意識形態轉變。它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可能遠遠大于人們僅僅基于稅收和支出政策變動得出的計算結果，因為它可能點燃動物精神。”④
第二，以創造就業機會為手段，使經濟增長惠及廣大中產階級。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對“鐵銹地帶”白人的最大承諾就是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這種承諾曾被反對者譏諷為一廂情愿，但執政后的特朗普總統正在把它納入到其經濟政策目標之內。在特朗普政府看來，美國就業機會的喪失主要來自于外部世界：美國的貿易赤字與外包。這一邏輯在經濟學看來根本就不成立，但它卻符合美國民眾的認知。按照美國民意調查機構皮尤的調查結果，美國就業機會的喪失主要歸因于外包和進口，對此持認同立場的被調查者分別占80%和77%，位居8項因素中的前兩位⑤。為此，特朗普政府會通過人為縮小美國的貿易逆差、促使美國制造業回歸來創造就業機會。
第三，以反全球化為特色，推行“美國優先”與“讓美國再次偉大”是對外政策的目標。
反全球化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大特色，原因在于他們認為美國是經濟全球化的相對受損者，而新興經濟體則是相對受益者。同時，在美國從經濟全球化獲得的收益中，絕大部分被華爾街集團所攫取，廣大中產階級甚至成為絕對受損者。另一方面，為了維護經濟全球化的順利運轉，美國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公共產品。這是導致美國在全球衰落的主要原因。因而，未來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目標是“美國優先”與“讓美國再次偉大”。只有美國自身強大了，才能真正充當全球經濟的領導者。正如班農所說：“強有力的國家和強大的民族主義運動能造就強有力的鄰國，而這正是西歐和美國建立起來的基石，仍會繼續存在下去”⑥。“買美國貨，雇美國人”已成為新政府的口號。為此，特朗普政府不僅宣布退出TPP，對原有的自由貿易協定（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要重新談判，而且不再是多邊貿易體制的支持者，甚至有可能退出或變相退出世界貿易組織。總之，貿易保護主義將會是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主流，美國也不再充當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美元升值周期有可能引發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債務風險
歷史上，每一次美元升值周期通常都伴隨外部世界金融市場的動蕩。針對特朗普執政后美元匯率的走勢，國際金融市場存在不同的判斷，特朗普本人對此也給出了相互矛盾的信號。我們認為，盡管美元匯率已經有較大的升幅，未來仍將會呈現升值趨勢。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美聯儲率先進入加息通道。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一直是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的領跑者，美聯儲也于2015年底正式放棄量化寬松政策，步入加息通道。目前，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5%-0.75%的區間內，仍然處于歷史低位。相比之下，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還沒有放棄負利率的信號。與歷史上聯邦基金利率的正常水平（5%到7%）相比，美聯儲升息尚有很大的空間。至于亞洲新興經濟體，多數國家央行短期內并不會尾隨美聯儲加息。短期利差的擴大對美元匯率升值形成了支撐。第二，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通過人為干預方式（貿易保護）縮小美國貿易逆差。這和以往美國政府的做法不同，盡管特朗普政府指責其貿易伙伴進行匯率操縱（形成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貿易逆差的縮小有利于美元走強。第三，特朗普政府通過稅收手段鼓勵美國公司將海外子公司的累積利潤匯回。據估計，目前美國公司在海外的投資利潤高達2.6萬億美元。這部分資本回流對美元匯率的影響非常大。第四，通過稅收及強制性手段促使美國制造業回歸也能夠發揮類似的效應。第五，美國放松金融管制會吸引其他國家的資金流向美國。
美聯儲加息、美元升值與資本回流美國一旦成為事實，對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沖擊將是巨大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包括亞洲新興經濟體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利用低利率的機遇大幅增加以美元計價的債務融資。2009～2014年間發展中國家以美元計價的債務（銀行貸款與債券）翻了一番，從2萬億美元上升到4.5萬億美元。按照摩根斯坦利的一項估算，這期間亞洲國家企業以外幣計價的債務從7000億美元上升到2.1萬億美元；占GDP的比例從7.9%上升到12.3%⑦。與其他地區的新興經濟體（如俄羅斯、巴西）相比，亞洲新興經濟體的負債水平并不是最高的；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前相比，亞洲國家的償債能力也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他們面對可能的債務風險決不可高枕無憂。事實上，從2015年開始（預期美聯儲加息），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短期資本流入就已經發生變化。根據世界銀行最新的國際債務統計數據，2015年短期資本出現了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大規模的流出（參見表1）。雖然我們尚不能據此得出國際資本逃離亞洲的結論，但其風險是客觀存在的。
亞洲區域內的全球價值鏈可能被攪亂
全球價值鏈是支撐亞洲區域內貿易、產業內貿易、產品內貿易、中間品貿易的基礎。以中間品貿易為例，亞洲發展中國家中間品出口額從2002年的3169億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7885億美元；同期進口額從2934億美元上升到6949億美元⑧。與其他地區相比，亞洲地區全球價值鏈的一個特征是缺乏區域內最終消費市場，最終消費品的市場主要依賴于美國和歐洲，其中美國是最大的市場。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伴隨中國經濟從投資與出口驅動增長模式向消費驅動增長模式轉型，中國開始與美國一起成為亞洲國家出口的主要市場。然而，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提升以及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亞洲國家對華中間品貿易出口增速放慢，出口更多轉向了最終消費品。從2000到2015年，中國中間產品進口與制成品出口之比從63%降至約38%。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亞洲地區的全球價值鏈對亞洲國家貿易的拉動作用下降。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是一個自然的演變過程，中國從亞洲國家減少中間品進口的同時增加了最終消費品的進口。展望未來，中國正在推進“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國際產能合作，這將有助于延長亞洲地區的全球價值鏈。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制造業回歸政策對亞洲地區全球價值鏈的損害將是實質性的。制造業回歸是奧巴馬政府所倡導的對外經濟政策目標，但在其執政期間，這一政策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這一政策違背了跨國公司全球布局的比較利益原則。特朗普政府會在“美國優先”的旗號下，不考慮全球產業布局的比較利益原則，強制要求美國企業在國內投資。例如，特朗普明確承諾要把蘋果的生產線拉回美國。2015年蘋果公司供應商清單數據顯示，蘋果公司的759家供應商中有44.2%在中國，但其中中國供應商只有3.95%，核心零部件供應商更是只有2.2%。比較而言，日本供應商占32.7%，美國供應商占28.5%，臺灣地區供應商占19%，歐洲供應商占6.5%⑨。從全球價值鏈的價值增值比例來看，中國在蘋果產品中的價值增值比例微不足道。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還對在美國的外國公司全球布局進行直接干預。不久前，特朗普威脅豐田公司不得在墨西哥投資生產汽車，否則將會對出口到美國的零部件或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最終迫使豐田公司放棄了在墨西哥的投資。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制造業回歸政策尚未波及到亞洲國家，但其前景并不容樂觀。考慮到美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和美國市場的巨大影響，這種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對外經濟政策對未來亞洲地區的全球價值鏈會帶來實質性的損害。
亞洲出口導向型模式面臨難以維系的風險
亞洲出口導向型模式形成于20世紀東西方冷戰時期，美國基于戰略方面的考慮，通過提供最終消費市場為這一模式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一模式真正的發展是在冷戰結束之后的經濟全球化時期，不僅形成了以日本為頭雁的雁型模式，而且中國的加入為其提供了更大的動力。1998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批評亞洲模式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并斷言這種模式不可持續。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挽救了東亞經濟，也挽救了東亞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隨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亞洲出口導向型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東亞地區的全球產業鏈或價值鏈開始形成。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源于美國的負債消費模式難以持續，又一次向亞洲出口導向型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再次挽救了東亞經濟與東亞出口導向型模式，危機后絕大多數東亞國家沒有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與轉型，但卻率先實現了經濟復蘇。不過，與上一次危機后的情形不同，從2011年起全球貿易增速持續低迷，甚至連續多年低于全球經濟的增速。為此，我們曾斷言，盡管亞洲經濟增速繼續領先于全球經濟，但其很難再恢復到高速增長的時代⑩。
特朗普執政標志著過去20余年經濟全球化的高潮期已經終結，這對亞洲出口導向型模式的挑戰將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實施“美國優先”政策將可能迫使亞洲國家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目前，多數亞洲經濟體對美國都擁有貿易順差，同時，通過全球價值鏈亞洲國家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還體現在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統計中。2016年美國貿易赤字達到5023億美元，創下4年來新高。對此，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任彼特·納瓦羅明確表示，與美國之間存在巨大貿易順差的任何國家都需要與美國合作，按產品和行業在指定時間內降低順差。他稱，如果這些國家購買的美國產品多于其目前從世界其他國家購買的產品，這是可以實現的，不論所購產品是化學品還是玉米，或是關乎國家安全的潛艇或飛機。考慮到歐洲經濟復蘇乏力，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前景不容樂觀。
第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導向還可能表現為破壞現行的多邊貿易機制和規則。WTO產生以來，對防止貿易戰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特朗普政府試圖繞開它，解決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爭端。在特朗普看來，WTO是一個對美國利益抱有偏見的、慢節奏的國際主義官僚機構?。既然如此，特朗普政府未來更不可能在WTO框架下推動多邊貿易新規則的談判。這對于主要依賴多邊貿易規則的亞洲中小型規模的新興經濟體來說無疑是一個災難，這些國家缺乏與美國進行討價還價的能力。考慮到特朗普政府善于使用“敲詐式談判”，它們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爭端中很難有單獨維護自身利益的機會。
第三，特朗普政府對經濟全球化的負面認知決定了美國不再會為全球經濟的共同發展而提供公共產品。經濟全球化得以順利發展的條件不僅包括保障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機制化安排，而且還包括全球治理機制。這是應對不斷涌現的全球性新問題的保障，比如，業已達成的全球氣候變化協議、跨國人員流動、跨國界的電商交易、全球互聯網管理，等等。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就威脅不履行全球氣候變化協議；執政以后又頒布“禁穆令”。總之，特朗普政府把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看成是零和博弈。作為全球經濟的領導者，特朗普政府的這種理念不僅會影響美國的政策導向，而且還有可能蔓延到其他國家。在歐洲，極右翼的政黨正在接納和效仿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理念，像法國的右翼政黨就打出了“買法國貨，雇法國人”的口號。一旦反全球化成為一種全球化的理念，亞洲的出口導向型模式或開放經濟模式受到的挑戰就不再只限于美國。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處于十字路口
傳統上，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呈現出一系列失衡特征：其一，區域貿易協定的數量與質量失衡。亞洲的區域貿易協定數量是全球最多的地區，但一直缺少統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二是大國與小國的失衡。由于大國之間的矛盾，區域經濟合作的主導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小國（或小國集團）手中。區域全面伙伴關系協定（RCEP）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三是域內國家影響力與域外國家影響力的失衡。從亞洲金融危機開始，作為域外國家，美國一直主導著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進程和方向。
2015年10月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完成談判，成為許多亞洲國家所期望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模板。除了第一批成員國外，包括韓國、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等表示出盡快加入的意愿。而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TPP，這顯然不是特朗普的個人偏好所為，而是美國反全球化理念的必然結果。以日本為主的其他TPP成員國試圖說服特朗普改弦易張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部分成員國（如澳大利亞、智利）希望由中國填補美國所留下的空缺同樣面臨眾多的障礙。其中，最大的障礙來自日本。作為剩余11國中的最大經濟體，安倍政府當初參加TPP的動機就是基于非經濟層面的考慮；特朗普執政后，安倍政府又把維護美日同盟作為日本對外政策的基石。這就決定了即便中國有意愿參加，日本也不可能接受。
在TPP失敗的前提下，區域全面伙伴關系協定談判進程會加快，但它很難成為亞洲多數國家所認同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模板。目前，談判的主要障礙在印度。維持原有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標準，印度無法接受；降低既定的標準會遭到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反對。特朗普政府退出TPP之后，亞洲多數國家懷著“必須要做點事情”的心態會更積極地推動RCEP談判。為盡早取得成果，適當降低貿易投資自由化標準或者做一些妥協是最可行的選擇。以TPP做參照系，RCEP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水平無疑是低水平的。即便RCEP得以達成，亞洲地區的發達經濟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也難以認同它作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模板。
美國放棄TPP并不意味著它將放棄與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因為亞洲仍然是全球經濟最后活力的地區。依照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理念，一方面，美國可能會對已經和美國簽有雙邊自貿區協定的國家重新開展談判，如美韓自貿區協定，原因是韓國對美國長期存在貿易順差。另一方面，美國會選擇沒有與之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的國家開展雙邊談判。在這方面，日本將是首選。日本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之一，打開日本市場是特朗普政府的目標。同時，鑒于日本對美日同盟的依賴度越來越高，特朗普恰好可以對其運用“敲詐式談判”，迫使日本開放汽車市場。這種以雙邊為主的自貿區談判將會使亞洲地區的“面條碗效應”進一步加劇。
結論：亞洲經濟的出路
特朗普執政看似只是美國政府的一次更迭，但它可能標志著全球經濟將進入一個新時期。在反全球化的背景下，亞洲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將是巨大的。是被動適應還是主動應對決定了亞洲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認為，只有主動應對才能避免亞洲新興經濟體高速增長的態勢停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為此，可供他們選擇的策略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調整經濟發展方式，改變出口導向型模式。國際金融危機已經證明，美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負債消費模式不可持續。奧巴馬執政的8年間，美國的負債消費模式并未得到真正的調整。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反全球化與“美國優先”雖然是一種以鄰為壑的理念，但它刺激投資、擴大生產的政策導向找準了美國經濟的病因。而亞洲新興經濟體則相反，危機之后需要改革的方向是擴大消費。實際上，多數亞洲新興經濟體沒有做真正的改革。只有中國在擴大消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特朗普執政后，亞洲調整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勢在必行。當然，這并不是說亞洲新興經濟體應該回到封閉經濟的道路上，也并不是要求所有國家都要調整出口導向型模式。開放經濟模式是亞洲經濟成功的基礎，如何創造區域內的最終消費需求市場是亞洲國家的共同責任。只有在這一前提下，亞洲經濟才既能保持開放的活力，又能在西方國家反全球化的浪潮下保持開放的可持續性。
第二，構建以本地區為主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區域經濟合作是新時期保障亞洲新興經濟體開放與可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之一。亞洲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證明，危機驅動型是其突出特征。亞洲金融危機推動產生了金融領域的“清邁協議”與貿易領域的“10+1”合作機制，國際金融危機推動了RCEP和TPP的啟動。鑒于TPP已經失敗，能否把RCEP打造成一個高水平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是對亞洲國家的一個考驗，也是應對“特朗普沖擊”的一項不可回避的選擇。
第三，本地區大國需要為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做出應有的貢獻。公共產品的特性決定了它注定是大國的責任和義務。特朗普政府不再承擔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責任，亞洲地區的大國必須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缺。目前，區域內大國的矛盾是其合作的主要障礙。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正在承擔起提供區域內公共產品的責任，其中，“一帶一路”就是一個典型。與現有的區域一體化機制強調規則導向不同，“一帶一路”以發展為導向，是一種新型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它的開放性前提、互聯互通的基礎、合作機制多元化與義利觀特征及命運共同體的目標都體現了發展導向。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與現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并行不悖，相互補充，相互促進。這是中國向本地區提供的一項制度性公共產品。
當然，亞洲新興經濟體要能夠成功應對“特朗普沖擊”所需要的遠不止這些，各國的立場也會有分歧，但最根本的一點是有合作的意愿。
注釋
【1】J. Lester Feder, "This Is How Steve Bannon Sees the EntireWorld", BuzzFeed News, Nov 16, 2016,https://www.buzzfeed.com/lesterfeder/this-is-how-steve-bannon-sees-the-entire-world?utm_term=.akBJLPw4g#.hqxN64weq.
【2】特朗普政府的減稅將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把企業稅從目前的35%降到15%；二是對于美國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累積利潤提取回國一次性收取10%的稅，分十年付清。對美國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未來利潤每年征稅。
【3】［美］本•麥克蘭納汗：《〈多德-弗蘭克法〉爭議為何如此之大？》，FT中文網，2017年2月15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375?full=y。
【4】［美］吉蓮•邰蒂：《特朗普有望點燃“動物精神”》，FT中文網，2017年1月1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993。
【5】TheState of American Job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 6, 2016.
【6】J. Lester Feder,"This Is How Steve Bannon Sees the Entire World", BuzzFeedNews, Nov 17, 2016,https://www.buzzfeed.com/lesterfeder/this-is-how-steve-bannon-sees-the-entire-world?utm_term=.akBJLPw4g#.hqxN64weq.
【7】"Debt-riddenemerging markets are heading for a nasty dollar hangover", Economists,Mar 21, 2015.
【8】Richard Pomfretand Patricia Sourdin, "Global Value-Chains and Connectivity in DevelopingAsia-with application to the Central and West Asia region",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No.142, November 2014.
【9】孫玉濤：《特朗普新政：回得去的“蘋果”，找不回的“工作”》，FT中文網，2017年3月3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496。
【10】李向陽：《2013年亞太地區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院文獻出版社，2012年。
【11】［美］肖恩·唐南、迪米：《特朗普團隊尋求繞開WTO爭端解決機制》，FT中文網，2017年2月27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545。
The Asian Economyduring Trump's Presidency: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ies
Li Xiangyang
Abstract:Trumpadministration will bring major changes to the US economic policy and foreignpolicy.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is policy change will be reflected as"America first" and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the ideabehind it is to rebuild the liberal capitalist model based on theJewish-Christian civilization. As for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t will beclearly characterized by anti-globalization. This could have a significantimpact on emerging economies in Asia, such as the debt risk caused by the USdollar appreciation cycle, the risk of disruption 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within the region, the risk of the unsustainable export-oriented model, and therisk of the reversal of the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Inthis regard, the Asian emerging economies must take precautions, cultivate thefinal consumer market, establish new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and explore new development model adap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Jewish-Christian Civilization, America First, Anti-globalization,Global Value Chain, Export-oriented Model
【作者簡介】
李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美國經濟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學。主要著作有《市場缺陷與政府干預：對新凱恩斯經濟學的一項研究》《企業信譽、企業行為與市場機制》《經濟全球化與世界經濟》（主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