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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民生”亟待法治護航

核心提示: “綠色民生”是民生保障、改善、進步的基本條件,要實現社會廣泛層面的“綠色民生”建設,僅依賴思想教育、道德傳播或理念灌輸是不夠的,還需要具有穩定性、普遍性、強制性的法治化體系。

【摘要】“綠色民生”是民生保障、改善、進步的基本條件,要實現社會廣泛層面的“綠色民生”建設,僅依賴思想教育、道德傳播或理念灌輸是不夠的,還需要具有穩定性、普遍性、強制性的法治化體系。

【關鍵詞】生態文明  綠色民生  建設保障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文明與生態之間的關系時指出:“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這句話既包括中華文明“天人合一”的樸素思想,也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辯證主義的哲學思想。“你善待環境,環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環境,環境總有一天會翻臉,會毫不留情地報復你。這是自然界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習近平總書記一語中的,表明了人與自然生態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特征。千百年來,人類不斷地挑戰自然并試圖降服自然,事實證明這是不科學、不理智、不可能的,人類文明要繼續發展、進化、完善,就必須順應自然生態,這也是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把生態文明建設上升到戰略地位的原因。它不僅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可持續性,同時也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重要努力方向。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必然選擇

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高級形態,也是工業文明發展到瓶頸期后的產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戰略全局高度出發,針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思想和理論,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論述“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這一主題時強調,“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是美麗中國建設的基礎,更是“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保障。隨著生態文明建設戰略布局的展開,我們更應該重視生態文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深刻理解和把握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本質,即“建設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也是應對我國經濟新常態社會問題的必然選擇。

其一,構建環境友好型工業化模式的必然選擇。后工業文明時代必然面對自然生態的嚴厲制約,包括資源短缺、能源浪費、產能過剩等現象。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并非是放棄或限制工業文明,而是以可持續性發展理念為指導,遵循工業發展與自然生態相統一的原則,將工業文明的速度、規模、影響控制在自然生態可承受的范圍內,并積極地引導其恢復能力,從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目標。結合我國的工業化發展進行來說,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僅用三十多年的時間就超越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進程,工業文明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犧牲了自然生態利益,甚至造成了無法彌補的遺憾。要構建環境友好型工業化模式,就需要針對傳統產業進行轉型升級,避免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收益的弊端,生態文明建設提倡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這既是傳統產業轉型的方向,也是產業升級的目的。

其二,改善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必然選擇。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中國夢”重要的內容。同時,“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自然生態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著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也是衡量“美麗中國”“小康社會”的重要標準;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更是一項民生工程,隨著國民經濟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主要訴求已經從“溫飽”轉向“環保”,要提高生活質量,健康、優美、宜居的環境是基礎。當下,人民群眾面臨著水源污染、大氣污染、食品污染等問題,不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普惠民生也就無從談起。

其三,社會環保意識不斷增強的必然結果。“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加快改善生態環境”的具體任務和目標,與十八大報告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要求不謀而合,即不僅要在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體現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優越性,同時也要體現出生態平衡、環境美化、資源保障等內容。當前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步入中等收入水平,人民群眾的生態環保意識不斷增強,一系列突出的自然生態危害(如霧霾)極大地影響了“幸福感”提升,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戰略規劃與實施,不僅是國家層面的環境友好型社會塑造的需要,也是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家園向往的共同追求。

其四,生態文明建設體現出大國崛起的形象和責任。“生態”是一個系統性、整體性概念,一切自然環境因素都存在密切的關聯性,任何國家、民族與個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生態環境問題更是涉及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中國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需要擔起“大國責任”、塑造“大國形象”,這不僅關系到我們在國際環境中的政治地位,也關系到中國未來發展的切身利益。近年來,由于生態摩擦、環境爭端、資源矛盾引發的沖突不斷,在國際交往中,各國都會設置符合自身利益的“生態門檻”,如綠色技術、綠色標準、綠色稅收等,因此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從自我改良角度出發的大國崛起的必要途徑。

“法治化”是完善綠色民生保障的基礎

之所以強調“綠色民生”是民生保障、改善、進步的基本條件,是因為自然生態的“綠色性”是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集中體現,它表現出社會群體的生存、發展等基本權利和要求。新鮮空氣、潔凈水源、健康食品、宜居環境等,這些資源維持了人類的基本生存需求,并為進一步的社會屬性開拓奠定基礎,一旦失去“綠色性”,人類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來獲取基本生存資料,這一過程容易造成更大的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的下降。

從人類社會發展歷程判斷,“綠色民生”并不是一種自發性、主動性的民生意識形態,人與自然的博弈性會掩蓋人與自然的和諧性,自古以來人們“征服自然”“戰勝自然”的欲望始終沒有消除,關于這一點在近代工業革命過程中表現尤為突出。但這并不是正常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是人類社會層面缺乏綠色理念引導、環保意識宣傳、生態文明意識的結果。中華傳統文化思想中強調“天人合一”“厚德載物”“無為而治”等理念,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思想道德借鑒,也為“綠色民生”發展指明了方向。

正如上文中我們闡述的“綠色民生”的非自發性、非主動性特點,要實現社會廣泛層面的“綠色民生”建設,僅依賴思想教育、道德傳播或理念灌輸是不夠的。結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生建設落后于經濟建設的現狀可知,社會強勢主導力量發展過程中必然造成民生發展的妥協,同時又需要外界資源的配合和支持;簡單舉例說明,解決民生問題必然需要國家投入,由此必然先要解決經濟發展問題,反映到自然生態影響層面,就構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陷阱”,這很顯然不符合“綠色民生”建設的根本意圖。因此,綠色民生的建設同樣需要具有穩定性、普遍性、強制性的法治化體系。

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突出了“綠色民生”呈現的結構性矛盾,尤其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資源的非均衡性分配和不合理側重導致“綠色民生”的讓步和滯后,實踐中則表現為各項生態環保法律、法規、政策不完善,實施執行不徹底等。那么在全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實現綠色民生發展的基本要求就是推進法治化。

(作者分別為海南醫學院講師;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生態興則文明興——推進生態建設 打造‘綠色浙江’”》,《求是》,2003年第13期。

責編/宋睿宸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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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寒]
標簽: 法治   民生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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