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雖然東亞合作的歷史非常短暫，但中日韓合作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形成了多元復合治理的區域合作發展態勢。在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總統上臺以及中日韓關系遇冷等因素的影響下，東亞合作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加，具體表現為中美競爭加劇、各國雙邊關系問題增多、地區熱點問題升級和各國國內政局不穩等。如果管控失當，東亞合作就會面臨停滯和倒退的危險。然而，這些不確定性也具有一定的相對性，也就是說，不確定之中也有一些確定的因素，不確定之中可能蘊含新的機遇。只要東亞各國加強交流，正確處理敏感問題，抓住機遇，就一定能夠開辟東亞合作新的前景。
【關鍵詞】東亞 中日韓 區域合作 新向度
【中圖分類號】D83/8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7.005
【作者簡介】郭定平，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比較政治學、現代中國政治、現代東亞政治與國際關系。主要著作有《東亞政治文化與民主轉型》《日本政治與外交轉型研究》《戰后日本政治的軌跡：自民黨體制的形成與變遷》（譯著）等。
雖然東亞文明源遠流長，但東亞合作的歷史卻非常短暫。近代以來，東亞長期處于分裂狀態，這主要是由于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實行“脫亞入歐”的政策和對朝鮮半島、中國等亞洲鄰國實行了長期不斷的殖民侵略擴張政策。二戰后，在東西方長期冷戰的影響下，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被劃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不同的陣營，處于嚴重對峙狀態，甚至爆發了朝鮮戰爭等嚴重的軍事沖突。在冷戰結束之后，國際政治中意識形態的沖突才得到緩解，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東亞各個國家和地區才認真考慮并積極推動區域合作。其中，東北亞地區的中日韓合作就表現得格外引人矚目，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形成了多元復合治理的區域合作發展態勢。但是，在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總統上臺以及中日韓關系遇冷等因素的影響下，東亞合作出現了一系列不確定因素，甚至面臨停滯和倒退的危險。本文將在總結東亞合作發展成就的基礎上，分析當前東亞合作中存在的不確定因素，并對這些不確定因素的走向和東亞合作的前景進行展望。
發展與成就
東亞地區已經在經濟、政治發展和區域合作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顯著成就，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東亞地區的多極格局逐步形成。東北亞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的70余年中經歷了多種不同的國際格局，總體上呈現出多極化的趨勢。從1945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美國單極獨霸的時期，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打敗日本軍國主義之后乘勢進入東北亞，而遭受多年戰亂摧殘的中國、韓國、日本則極度貧弱，基本上依靠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才能勉強維持生存。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打敗了美國扶持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之后建立了新中國，并迅速與當時的社會主義大國蘇聯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朝鮮戰爭爆發之后，在蘇聯的支援下，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經過3年艱苦卓絕的戰爭，最終迫使美國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因此，20世紀50年代的東北亞地區處于典型的兩極對峙冷戰格局中。20世紀60年代，中蘇矛盾不斷加深，甚至爆發了1969年的中蘇軍事沖突，東北亞地區的國際關系表現為中美蘇的戰略大三角。日本和韓國在冷戰體制下一直處于美國的保護之下，因而也對美產生了嚴重的依賴。進入70年代后，日本經濟快速發展，1967年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英、法，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大國。于是，日本開始謀求政治大國地位，力圖建立對美更加獨立自主、均衡平等的關系，有的政治家和企業家甚至公然對美叫囂：“日本可以說‘不’。”與此同時，中美關系在尼克松訪華之后開始走向緩和，中日關系在1972年成功實現邦交正常化。東北亞地區由于日本的崛起開始了四方博弈的時代。韓國在樸正熙統治的20世紀60到70年代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起飛，創造了著名的“漢江奇跡”，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而且隨后還躋身“國際富國俱樂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不僅如此，1987年6月29日，盧泰愚發表“民主化宣言”，韓國順利實現民主化，并于1988年成功舉辦奧運會。韓國由于迅猛的經濟與政治發展一躍成為國際舞臺上一顆耀眼的新星。
現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均為世界上重要的經濟體，中、日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2015年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一名，中日韓同為二十國集團（G20）的重要成員。中日韓三國不僅在東北亞地區，而且在國際舞臺上均有著重要影響。因此，現在的東北亞已經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多極化格局，完全不同于歷史上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和受日本支配的“大東亞共榮圈”。
第二，東亞地區的相互依賴關系日益深化。在東亞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中日韓三國之間已經建立了復雜的相互依賴關系，其中貿易投資關系格外引人注目。中日韓互為重要的貿易伙伴，均為各自排名前五位的出口市場。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日資、韓資企業數量巨大，種類繁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統計數字表明，2015年的中日貿易總額為三千多億美元，雖然在減少，但依然數額巨大。中日貿易在日本貿易總額中所占比例為21.2％（與2014年相比，上升了0.7個百分點）。其中，在出口中的占比為17.5％（減少0.8個百分點），在進口中的占比為24.8％（上升2.5個百分點）。中日貿易在日本貿易總額和進口總額中的占比均創歷史新高。2015年日本對華投資的合同件數為26575件，比前一年增加11.8%，兩年連續增長。實行基準的投資額為1262.7億美元，增長5.6%。在華日資企業數量達到22790家（2011年末），占全體外資企業總數（136603家）的比例高達16.1％。
在1992年至2012年的20年間，中國與韓國的雙邊貿易額增加約34倍，從64億美元增長到2151億美元。截至2012年，韓國在華實際投資額總計396億美元，在華企業2.2萬家，在華韓國僑民65萬人，中國與韓國每周直航航班800多班次。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日韓的中資企業也大量增長。活躍于中日韓之間各種類型、規模的企業不計其數，它們不僅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而且為三國之間的社會文化交流提供了大力支持，成為維護地區多元社會秩序的中堅力量。
隨著中日韓三國經濟、政治方面的聯系日趨緊密，三國之間各種非政府組織交流也日趨活躍。三國之間的人員往來總數屢創新高。在1992年至2012年的20年間，中韓人員往來增加53倍，從13萬人次增加到691萬人次。到2014年，中韓之間的人員往來更是突破了千萬大關，達到1030.9萬人次。2014年的中日之間人員往來達到512.7萬人次，日韓之間達到503.5萬人次。①特別是在文化教育領域，中日韓之間的共同研究或者合作交流項目猶如雨后春筍般全面展開。
第三，東亞的區域合作機制不斷豐富。隨著東亞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相互聯系的加強，冷戰結束后，特別是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合作進程正式開啟。1999年11月，時任中國總理朱镕基、韓國總統金大中、日本首相小淵惠三在菲律賓出席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期間，舉行早餐會，啟動了三國在10+3框架內的合作。2000年，三國領導人決定每年在出席10+3等領導人系列會議期間將定期舉行三國領導人會晤。2002年，三國領導人早餐會改為正式會晤。2008年12月，中日韓領導人首次在東盟與中日韓（10+3）框架外在日本福岡舉行會議，決定建立面向未來、全方位合作的伙伴關系。三國領導人決定，在保留10+3領導人會議期間會晤的同時，將三國領導人單獨舉行會議機制化，每年在三國輪流舉行。2008年，中日韓領導人簽署并發表了《三國伙伴關系聯合聲明》，首次明確了三國伙伴關系定位，確定了三國合作的方向和原則。會議還通過了《國際金融和經濟問題的聯合聲明》《三國災害管理聯合聲明》和《推動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計劃》。其后，三國領導人會議在三國輪流舉辦。2015年11月1日，在韓國首爾舉行了第六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會議發表了《關于東北亞和平與合作的聯合宣言》。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中日韓已經建立了包括約20個部長級機制在內的50多個政府間協商機制，三國政府官員就經濟貿易投資、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防災減災救災、環境治理、文化教育交流等議題頻繁溝通與協商。2011年9月，根據三國簽署的協議，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正式建立，辦公地點設于韓國首爾，預算由三國平均分擔，為推動中日韓合作建立了首個常設機構。與此同時，三國之間還建立了大量的雙邊合作與交流機制。例如，中韓議員友好協會與韓中議員親善協會分別于1992年和1993年成立。以2006年韓國國會與中國全國人大建立定期交流機制為契機，兩國議會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日益發展。中日、日韓的雙邊交流也很頻繁。一位韓國學者注意到，“與東盟區域合作以政治為主導相比，韓中日區域合作以行政為中心進行”。②雖然中日關系、韓日關系在政治上處于冷淡狀態，但三國的政府間合作交流不斷得到推進。
傳統的政治活動是一種典型的單層治理，即以國家為核心的治理。在國家內部存在一個以壟斷暴力為后盾的公共權威，通常就是政府，而在國際政治中則沒有一個公認的權威，完全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進程中，傳統的國家權力發生了變化，其中，一方面向上出現了超國家機構，例如各種國際組織和跨國體制；另一方面向下出現了地方和民間組織。由此，開始形成一種權威擴散狀態和多維多層的復合治理格局。在這種復合治理體系中，傳統的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界限變得不那么清晰，國內政治的國際化和國際政治的國內化現象普遍產生，從而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景觀。東亞地區經濟政治的快速發展、相互聯系的不斷加深和各種區域治理機制的形成正在呈現出一種新的政治景觀。秦亞青曾經把這種新的政治景觀稱之為東亞合作的“多元多重的地區治理體系”。③
問題與挑戰
雖然東亞合作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但一開始并非一帆風順。在此過程當中，東亞合作一直遭遇一系列的障礙因素，毫無疑問最核心的是美國和日本兩個方面。美國對于東亞地區過快的區域一體化、過快的合作進程是非常警惕的，一旦東亞合作有任何重要的建設性提案，美國都會發出一些聲音進行警告，甚至破壞和阻撓，以至于一些東亞合作的提案最終“胎死腹中”。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和美國的特殊關系，日本在東亞合作過程中雖然參與，但是一直三心二意，沒有認真、積極地推進，有時甚至在美國的唆使下進行阻擾。自從唐納德·特朗普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以來，他的各種激進大膽甚至冒險離譜的內政外交政策在東亞各個國家和地區引起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他的一些東亞政策主張也引發了不少擔憂。在東亞區域內外的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下，東亞合作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增加，甚至存在停滯和倒退的危險。概而言之，東亞合作面臨的不確定因素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東亞區域格局方面的不確定因素。雖然東亞區域格局存在多極化的趨向，但是多極之間并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性容易引發矛盾和沖突。在目前的東亞格局中，最有影響的兩極就是中國與美國。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在東亞擁有廣泛的經濟利益和軍事存在，并與東亞一些國家維持著軍事同盟關系。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國際影響日益擴大，特別是在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之后，中美在亞太特別是東亞地區的競爭開始加劇，引發了東亞很多國家和地區的不安。
在中國與美國的地區影響力方面，中國明顯在經濟、貿易方面具有優勢，而美國則在軍事、安全領域更勝一籌。中國不僅維持了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成為帶動全球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而且與東亞各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廣泛的經濟貿易聯系。在此過程中，其他東亞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關系不斷加深，期待中國發揮一定的地區領導作用。與此同時，美國在軍事、安全領域具有絕對優勢，成為很多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安全靠山。作為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的國防開支在2010年達到6870億美元，占到全球軍事開支的44.1%。雖然中國的軍費開支僅次于美國，名列世界第二，但是軍費開支總額在2012年只是美國的24%。如今，特朗普就任總統后極力增加軍事預算，而中國則把軍費預算漲幅從原來的兩位數降低到了7%。2016年中國國防支出預算為9543.54億元（相當于1382億美元），比2015年只增長了7.6%。2017年預算約為10211億元（相當于1479億美元）。按照新華社公布的中國2016年GDP為744127億元來計算，中國軍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1.28%，2017年軍費預算則為1.37%。而美國從1988年到2015年，國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平均為3.95%，遠遠高于中國。
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在過去的40多年中不斷深化，合作領域逐漸拓展，共同利益日益擴大。特別是在習近平主席上任后，中國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并不斷取得成果。因此，中美關系確實存在“協調、合作與妥協（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compromise）”的積極一面。與此同時，中美關系也存在不穩定、不確定的一面，一旦管控失當就會出現“競爭、沖突與對抗（competition, conflict, confrontation）”的消極和危險局面。④在中美競爭過程中，美國為了抑制中國影響力的持續上升，近年來不斷加強與一些東亞國家的軍事同盟關系，迫使一些國家在中美之間選擇立場，增加他們的對華疑慮，造成地區局勢的動蕩，妨礙東亞合作的順利進行。特朗普上臺后揚言要開展對華貿易戰，并在貨幣匯率問題上對華施壓，引發很多國家的擔憂。
第二，東亞雙邊關系的不確定因素。東亞各個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東盟+3”之間和中日韓之間，有合作的愿望和潛力，在過去的20年中也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這些國家之間差異很大，一直存在許多歷史與現實問題，諸如歷史認識問題、領土糾紛問題、權益沖突問題等。這些問題經常導致一些國家之間的雙邊關系出現變數，甚至發生嚴重的矛盾和沖突。
在東北亞地區，中日韓之間的雙邊關系就一再影響三國合作進程。三國首腦會議曾經明確提出中日韓首腦會議每年一次，三國輪流舉辦。但是，2012年9月11日，日本的野田內閣正式宣布完成“購買”釣魚島的手續，并對其實施“國有化”。日本的這一非法措施導致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怒，并使正值“不惑之年”的中日關系迅速跌入冰點，在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進行反制的同時，中國民間也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游行示威。在此嚴峻情況下，中日韓的首腦會談被迫延期，一些合作計劃無法實施。2015年11月1日，在韓國首爾舉行了第六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重啟了東亞合作進程。但是，2016年以來中日韓關系再次遇冷，三國合作氛圍明顯受到影響，中日韓第七次首腦會議至今仍然遙遙無期。
具體來看，中日關系在近兩年雖然保持了總體平穩態勢，但是一直處于低位發展，有時還暗流涌動。自從安倍晉三再度就任首相以來，他基于保守政治立場在國內以修改和平憲法為重要目標，努力擺脫戰后體制，而在外交上則一直強調鞏固和加強日美軍事同盟，并拉攏部分東盟國家，力圖在東海和南海形成對中國的圍堵，使得中日之間的戰略互信完全喪失。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關系何去何從，安倍政權在東海南海、臺灣問題等方面究竟還有什么動作實在難以預料，在安倍政權之下中日關系似乎也難以有大的改善。中韓關系在樸槿惠時期呈現典型的虎頭蛇尾、前后矛盾。最初兩年，中韓之間基于建交以來的多年積累，戰略合作穩定發展，雙方領導人互信加深；可是，后來韓國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決定與美國合作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不僅導致韓國國內政局不穩，也引發中韓關系的“地震”，使得中韓戰略互信受到嚴重損害，中韓關系前景堪憂。日韓之間在改善雙邊關系上一度有所突破，不僅就從軍慰安婦問題達成政府間協議，而且簽訂了互換軍事情報協定，但是在樸槿惠總統遭受彈劾并最終被罷免的過程中，韓國國內對樸槿惠的對日政策提出了嚴重質疑，特別是在慰安婦問題上，由于韓國國內的嚴重反彈，日韓關系迅速惡化，甚至一度因為釜山的慰安婦少女像問題發生了召回大使的嚴重事態。⑤中日韓之間如果能夠和平相處、通力合作，必將潛力無限，成為世界上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重要一極。如果不能，必將導致持續沖突的惡性循環，并嚴重影響地區和全球局勢。因此，有的學者曾經警告說，“東北亞中日韓三角關系的未來對美國乃至全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不確定因素”。⑥
第三，東亞地區熱點方面的不確定因素。雖然冷戰終結已經20多年了，但是東亞依然是冷戰結構殘存最為明顯的地區，主要表現在朝鮮半島的分裂和美國與日韓軍事同盟的不斷強化。在這種冷戰格局和思維的影響下，影響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發展的熱點問題很多，諸如朝鮮半島的南北局勢緊張與沖突、中日在東海問題上的斗爭、日美高調介入南海和南海問題的復雜化、臺獨勢力的發展以及相關的大國博弈。所有這些地區熱點問題隨時都有可能激化，升級和轉變為地區沖突，影響東亞地區合作。
最近東亞地區的最大熱點問題毫無疑問就是朝鮮發展核武器和發射導彈問題。雖然朝核問題已經存在了20多年，但是2016年以來朝鮮進行了密集的核試驗和導彈發射，并聲稱核技術已經發展到更高的階段，核打擊能力已經得到明顯提升，使得朝核問題再次成為地區熱點，引起廣泛關注。顯然，現在朝鮮已經成為有核國家，不可能放棄核武器回到無核化狀態，這與地區各國的基本立場相去甚遠，從而引發了地區緊張局勢的升級。
首先，朝鮮發展核武器是否會導致美國采取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和所謂“斬首行動”，是地區內一大不確定因素。特朗普上臺之后組建的國家安全團隊似乎認為奧巴馬時期對朝鮮的“戰略忍耐”已經完全失敗，并開始研討各種應對朝鮮半島局勢的方案，其中包括軍事打擊方案。如果考慮到美國會對朝鮮進行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朝鮮是否會運用其獲得的核打擊能力先發制人發動軍事攻擊，這成為人們憂慮的重大問題。其次，朝鮮發展核武器已經促使美韓決定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打破了地區戰略平衡，引發中俄的抗議和反制。目前“薩德”部署雖然已經開始，但是由于韓國政局動蕩和馬上面臨的總統選舉，仍然存在一些變數。如果新當選的總統同樣一意孤行堅持推進“薩德”系統的部署，中俄勢必采取相應的對抗措施，新冷戰似乎在所難免，更遑論地區合作。第三，朝鮮發展核武器不僅違背中國一貫堅持的半島無核化主張，而且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形成新的威脅。朝鮮發展核武器對中國安全威脅極大，一是核武器本身，二是由朝核問題引發的復雜局勢。⑦“薩德”部署與中韓關系的變化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如果朝鮮執意在發展核武器的道路上不肯回頭，中國必然要重新檢討對朝政策，并進行重大戰略調整。
第四，東亞國內政局方面的不確定因素。東亞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體制不僅存在明顯的差異，而且均不夠健全和完善，因而時常引發政局動蕩。目前，東亞地區國內政治方面的不確定因素大致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民族主義思潮比較強勁，有時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民族主義思潮雖然對內具有增強國民的凝聚力、鞏固執政當局的合法性的作用，但是民族主義高漲也會影響對外關系和國際合作。二是各國內部的黨派斗爭，這些斗爭不僅會導致國內政局的不穩，而且有時會波及到對外政策和外交關系。一些黨派領導人經常借助國內的民族主義思潮對外宣示強硬立場以贏得民眾的支持和選舉的勝利。三是政治領導人的腐敗行為以及其他政治丑聞。東亞各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采取了政府推動的出口導向戰略，并形成了非常特殊的政商關系。這種關系經常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使一些政治領導人卷入到權錢交易之中，一旦敗露必然引起民眾的抗議，甚至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活動。
最近的韓國政局動蕩就與上述三大方面有直接關系，不僅導致韓國國內的政治混亂，也引發了雙邊關系的緊張，并嚴重影響了東亞合作進程。隨著韓國總統樸槿惠的閨蜜崔順實“干政門”事件的暴露，韓國民眾連續多周舉行集會游行，要求對樸槿惠進行調查和彈劾。由于查出了樸槿惠放任閨蜜干政、在重大人事任用方面濫用權力、與一些大企業存在權錢交易等問題，韓國憲法法院最終宣布彈劾成立，樸槿惠的總統職務被罷免。在此過程中，韓國的內政外交受到重大影響，并直接波及到東亞合作。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被迫延期，2015年在首爾舉行了三國首腦峰會之后，2016年的峰會由輪值主席國日本召集，但是由于韓國政局混亂，樸槿惠前途未卜，遲遲不能確認與會，使得會期一拖再拖。現在樸槿惠被罷免，中日韓關系問題重重，即便韓國選出新的總統，2017年年內能否舉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仍然還是一個未知數。
機遇與前景
以上著重分析了東亞合作面臨的一系列不確定因素，其中有些是長期存在的，有些是近年出現的。從東亞合作的進程來看，不確定因素一直都有，只是最近世界和地區局勢的變化，特別是美國特朗普總統的上臺和韓國樸槿惠總統的下臺，為東亞的和平與發展增添了更大的變數，不確定性有上升的趨勢。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不確定性也具有一定的相對性，也就是說，不確定之中也有一些確定的因素。例如，中國維護東亞穩定、推動東亞發展和積極參與東亞合作的基本政策就很確定，現在和將來都不會變。與此同時，不確定性并非絕對消極和負面的東西，不確定之中可能蘊含新的機遇，如果運籌得當，不確定也可以轉化為確定。因此，東亞各國只要加強交流與溝通，就一定能夠發現新的合作領域，拓展新的合作渠道，開辟新的合作前景。
現在，東亞合作的形勢可能因為特朗普的上臺而發生一些變化。從積極的一面來看，特朗普比較強調“美國利益”“美國第一”，反對以前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指手畫腳、橫加干涉，把整個世界搞得烏煙瘴氣。在東亞地區，特朗普可能會對奧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政策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如果特朗普把執政的政策重點放在美國國內，力圖重振美國經濟，那么在未來一段時間里，東亞區域內的國家對于東亞合作的討論應該會有更多的可能和更大的空間。
具體來說，在經濟貿易領域，亞太或東亞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可能會有新的進展。特朗普一直對美國參與自由貿易體制耿耿于懷，并在就任美國總統后馬上宣布退出了目前亞太眾多國家已經完成談判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現在TPP陷入僵局、瀕臨絕境，日本一方面力圖說服各方推進TPP的建設進程，同時可能回歸東亞，共同推動東亞自由貿易體制談判與建設。跟進TPP進展的同時，日本多方下注，在東亞地區，日本也參加了區域全面伙伴關系（RCEP）協定的談判，同時還參與了中日韓自由貿易的談判。在2016年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期間，亞太地區自由貿易談判成為熱議的話題。這樣的話，在亞太地區就有很多的選擇，就有多條自由貿易之路可走，這也等于給東亞各國提供了眾多的選項。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的局勢會為日本校正其自由貿易的航向提供一些刺激和一定的促進作用。日本可能會更多地關注東亞地區的自由貿易談判問題，使談判盡快有實質性進展。區域全面伙伴關系協定最早由東盟提出，后來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參加，其中中國發揮了重要的積極推動作用。2016年12月10日，為期5天的RCEP第16輪談判在印度尼西亞唐格朗閉幕，來自中、日、韓、東盟等16個RCEP參與國的代表完成了中小企業章節的談判，并同意維持當前RCEP談判的良好勢頭，爭取在2017年完成談判。由此可見，特朗普上臺和他對TPP的態度確實有可能預示著東亞地區自由貿易體制的加快發展。
如果特朗普上臺之后實行的新政策能夠使中國的安全環境有所緩和，筆者認為，中國在推動東亞合作過程當中可能就會有更大的主動性。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應該認真考慮在哪些方面可以出臺一些實質性的舉措來推動東亞的合作進程。比如，是否可以提出這樣幾個重要的問題，一是關于“一帶一路”的建設問題。“一帶一路”從提出到現在為止，沒有很認真地考慮過韓國和日本，韓國和日本很多學者反復地提及這個事情，我們是否要重新考慮“一帶一路”可以以什么方式把日本和韓國也納入到總體框架之內，這樣可以加強中日韓的友好合作與交流。二是亞投行（AIIB）問題，過去日本和美國態度一直很不積極，甚至暗中抵制，現在似乎有所轉變。在特朗普上臺之后，我們應該嘗試通過談判，邀請美國和日本加入亞投行。特朗普對于加強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有興趣，我們可以開展相關談判，推動中美在基礎設施建設和亞投行發展方面的合作。
東亞合作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必將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安全、環境等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層次展開。東亞各國差異很大，但各有特色，這種狀況應該被看作是東亞合作的資源，而不是負擔，是優勢而不是問題。在此基礎上，應根據多元合作治理的理念創設多層多維的地區治理體系，引導所有國家各盡其能，共同為東亞合作與地區治理作出貢獻。多元合作治理必須建立在區域認同和各國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東亞各國區域認同度不僅普遍偏低，而且參差不齊。因此，應推動建立密集的民間與半民間、官方與半官方的交流網絡，積累地區社會資本不僅是解決當下地區合作缺乏原動力、前景不確定問題的需要，更是建設東北亞命運共同體的一項基礎工程和戰略任務。
注釋
【1】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編：《2014中日韓三國統計手冊》，韓國首爾：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出版，2015年，第8頁。
【2】［韓］具天書：《東北亞共同體建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8頁。
【3】秦亞青：《地區構架與東亞合作：多元多重的地區治理體系》，《東亞地區合作：2009》，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14頁。
【4】Quansheng Zhao, "China, the US, and the Transition of Power--A Dual Leadership Structure in the Asia-Pacific",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Sino-US Relations: Change and Continuity, Causes and Cure, edited by Jean-Marc F. Blanchard and Simon Shen, Routledge, 2015, pp. 45-67.
【5】《樸大統領弾劾案可決 日韓改善に暗雲》，《読売新聞》，2016年12月10日，第1～2頁。
【6】Kent Calder and Min Ye, The Making of Northeast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6-7.
【7】張蘊嶺、任晶晶：《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報告（2014～2015）》，《中國周邊外交學刊》，復旦大學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研究中心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輯。
On Some Uncertainties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Guo Dingping
Abstract: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cooperation is very short, the China-Japan-South Korea cooperation has achieved a number of achievements in less than two decades, and formed a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all-round governance. As Britain leaves European Union, President Trump takes office and the China-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reach a low point, uncertain factors increase in East Asian cooperation, including that the Sino-US competition is intensified, problems arise surrounding bilateral relations, regional hot issues escalate and many countries see domestic political instability. If the problems get out of control, East Asian cooperation will face the risk of stagnation and regression. However, these uncertainties also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relativity, that is, there are some certainties among the uncertainty, which may contain new opportunities. As long as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strengthen exchanges, correctly handle sensitive issues,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hey will be able to open up new prospects for their cooperation.
Keywords: East Asia, China-Japan-South Korea, Regional Cooperation, New Dimen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