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反建制力量在歐洲的影響呈不斷上升趨勢，并且已經對主流政治話語形成挑戰。2017年將成為歐洲政治發展過程中具有關鍵意義的一年，包括德國和法國這兩個歐盟核心成員國在內的多個歐洲國家將舉行大選，而反建制派別的發展態勢，將對歐洲政壇的走向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反建制 民粹主義 極右翼政黨政治 【中圖分類號】D55 【文獻標識碼】A

2016年的歐洲政壇極不平靜，其中最顯著的現象之一就是反建制政黨屢屢成為“黑馬”，對主流政黨及其政治理念構成了重大威脅。2017年，歐洲將迎來“大選年”，特別是法國和德國這兩個歐盟的核心國家將分別舉行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在這兩個國家，反建制政黨的支持率和影響力都呈上升趨勢，主流政黨的執政地位面臨著嚴峻挑戰，而法德兩國的政黨政治動向將直接影響歐洲政壇的未來走勢。

反建制力量在歐洲主要國家的政治影響力愈發突出

“反建制”最早用于指代與傳統社會、政治和經濟原則相對立的一些觀念或信仰，此后，“反建制”一詞逐漸發展成為對現有政治制度和政治機構的反對，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僅作為邊緣性的思潮或運動而存在。然而，近年來，反建制力量在西方國家有愈演愈烈的態勢。在歐洲，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為反建制力量的興起提供了契機，而移民和難民問題又進一步成為“助推器”。2009年和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是反建制派別影響力大增的首次集中展示，特別是在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包括英國、法國、德國、丹麥、匈牙利和希臘等在內的諸多國家，反建制政黨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

2015年以來，反建制政黨在歐洲國家的政治影響力越發突出，而且其范圍幾乎遍及所有歐洲國家。在德國，2013年剛剛成立的“另行選擇黨”在2016年舉行的五場重要地方選舉中成為最大贏家，其得票率在12.6%-24.2%之間，普遍預測它將在2017年大選后進入聯邦議院。在法國，國民陣線在2015年12月大區選舉的首輪投票中獲得了將近28%的選票，居所有政黨之首。在英國，退歐公投以52%的投票者贊成退出歐盟而告結束，這被認為是“民粹主義在歐洲的最大勝利”。在意大利，2016年12月舉行的修憲公投以失敗告終，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反對修憲、反對歐元的“五星運動”黨。在西班牙，“我們能”政黨在2015年12月的大選中獲得20%的選票，徹底攪亂了西班牙的政局，使其被迫于2016年6月舉行第二次大選。在奧地利，盡管綠黨候選人范德貝倫最終在2016年12月的總統選舉中擊敗極右翼自由黨候選人霍費爾，但后者曾在2016年5月的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中勝出，讓歐洲人大為震驚。而在希臘，“激進左翼聯盟”更是在2015年的大選中獲勝，成為執政黨。除上述國家以外，在荷蘭、丹麥、芬蘭、挪威、冰島等國家，以及保加利亞、捷克、波蘭、斯洛伐克等中東歐國家，反建制政黨的實力也普遍呈現增長勢頭。

反建制派的主要構成力量：民粹主義政黨

反建制政黨有多種派別和主張，其中，民粹主義政黨無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一派。民粹主義政黨具有一些內在的共同性，即“反精英、反建制和激進民族主義”。而歐洲的絕大多數民粹主義政黨還有一個共性，即反歐元（或歐洲一體化）和反全球化。如同“反建制”一樣，民粹主義也并非一個新現象，但在新的背景下，隨著時代的發展，它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盡管民粹主義的譜系跨度極大，但相較于左翼，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所涵蓋的范圍更大，影響力也更強，而左翼民粹主義的力量相對較弱，僅在希臘和西班牙等國家有一定影響。由于右翼，特別是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大多持反移民主張，因此，有可能助推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情緒，從而產生極為不利的負面效應。

第二，與以往不同，今天的民粹主義正逐漸進入主流政治話語。在有些國家，民粹主義政黨成為執政黨（如希臘），從而得以將民粹主義從政治思潮轉化為政策綱領。而在其他一些國家，迫于民粹主義政黨影響日增的壓力，主流政黨甚至開始吸收民粹主義的一些主張。如英國保守黨在2015年的競選過程中，以及在脫歐公投之前的宣傳活動中有意無意地借助了民粹主義話語，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本國以“疑歐”為主要特征的民粹主義情緒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三，盡管“民粹主義”往往被貼上“反動”和倒退的標簽，但它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只要社會不平等繼續存在，民粹主義就有其生存的空間和理由。也就是說，民粹主義的存在至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主流政黨和政治精英更加關注民眾的需求。例如，在脫歐公投后出任英國首相的特蕾莎·梅明確提出要關注“民生”問題，要關注那些無法從全球化進程中獲益的民眾。

第四，盡管民粹主義力量上升很快，但其本身具有一些無法克服的缺陷。首先，絕大多數民粹主義政黨的思想理念基礎薄弱，缺乏明確、系統的政治意識形態，且議題單一，多以“反對什么”而不是“建設什么”為基礎。其次，民粹主義政黨提出的政策主張充滿悖論，并不具有實際的可行性。民粹主義反對精英政治，提倡全民政治和直接民主，然而歷史已經證明，城邦國家時期實行的直接民主早已無法適應現代社會，而且，從西方民主的發展軌跡來看，代議制民主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它恰恰是直接民主的進步。從實踐來看，持民粹主義主張的政治家本身就是“精英”，其“反精英”口號的本質，也不過是反對其他“非我族類”的精英而已。再次，民粹主義政黨最終仍然要歸于政治組織，最終目的也仍然是要進入主流政治，即最終走向“建制”。因此，反精英、反建制最多只是一個宣傳的“噱頭”而已，這些政黨在進入主流政治后則會被逐漸同化。以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為例，執政以來，其政策愈益向中間路線靠攏，它實行的市場改革和緊縮政策與之前的主流政黨相較，并不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經濟形勢低迷、難民危機等促進了反建制政黨在歐洲迅速興起

歐洲目前面臨著多重危機，其中，經濟形勢低迷是反建制政黨興起的最根本原因。例如，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西班牙和希臘等國家的失業率一度攀升到20%以上，且這一狀況很長時間得不到改善，從而導致歐洲民眾對未來缺乏信心。歐洲領導人普遍找不到解決危機的更好辦法，只能縮減開支和提高稅收，而縮減開支導致政府社會福利的支出減少，必然會影響到民眾的切身利益，特別是下層民眾。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反對政府和執政黨，支持反建制黨也就不足為奇了。

近年來，在一些歐洲國家，財富分配不均衡的狀況加劇，貧富差距有不斷拉大的趨勢，而精英階層對此并未給予足夠重視，從而為民粹主義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這一點在英國脫歐公投中體現得十分明顯：總體來看，英國是歐洲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但其社會保護網絡卻相對較弱，因此，中下層民眾對社會不平等現狀十分不滿，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收入水平越低的投票人越傾向于選擇脫歐，因為他們認為是歐盟和全球化導致了經濟不平等，但國家和政府并沒有為其提供足夠的保護。而諸如英國獨立黨等民粹主義政黨則充分利用了這種情緒。

移民問題與難民危機造成政治精英與民眾之間的離心傾向加大，而連續發生的多起恐怖襲擊事件使得民粹主義情緒進一步激化，并加劇了這種離心傾向。例如，在德國，默克爾及其領導的基民盟支持率一度下降，這與其最初實行的歡迎難民的政策是分不開的。而這種對難民和移民的恐懼情緒卻推高了民粹主義政黨“另行選擇黨”的支持率。面臨著2017年大選的壓力，默克爾的難民政策不得不向更加強硬的方向發展。

反建制政黨的興起映射了當前歐洲國家普遍存在的政治危機，特別是傳統政黨政治面臨的困境。目前，歐洲的主流政黨越來越向中間派發展，左右之間的分野越來越模糊，從而導致其失去了從前的選民基礎，這一點在傳統中左翼政黨方面表現得更加明顯。與此同時，主流政黨無法提出有效應對種種危機的政策選擇，從而導致民眾對現有政府和執政黨失去信任，認為其不夠民主、不夠負責。與上一代領導人相比，歐洲各國相對缺乏有遠見、有戰略眼光、有個人魅力的領導人，這也為一些民粹主義政黨的領袖提供了展現自我的舞臺。

信息社會的高度發展、新媒體的日益發達，為反建制政黨提高可見度提供了客觀條件。盡管絕大多數反建制政黨人數不多，組織機構并不完善，也缺乏競選經費，但新媒體為其提供了便捷和高效的宣傳平臺和組織陣地，不僅使得動員民眾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其得以與民眾通過新媒體進行直接溝通，在網絡上“一呼百應”的現象十分普遍。

歐洲政治未來變數增加，但反建制政黨不太可能成為“新常態”

在“來勢洶洶”的反建制政黨的沖擊下，2017年的歐洲政治將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首先，歐洲政壇出現變局的風險在增大。在經歷了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意大利公投失敗等“黑天鵝事件”之后，2017年是否會出現更多的“黑天鵝”，目前尚未可知。特別是，如果歐洲的經濟形勢長期得不到穩定和恢復，或者發生更加頻繁或惡劣的恐怖襲擊事件，那么，不排除反建制政黨的支持率進一步上升、成為執政黨的情況。其次，即使反建制政黨無法成為執政黨或進入執政聯盟，但它們的主張仍然會對執政黨的政策造成一定影響，它們在歐洲政治格局中的影響力也會進一步增強，使得2017年歐洲政治將不可避免地出現繼續向右轉的現象。

盡管如此，筆者也并不認為反建制政黨、特別是極右翼民粹主義勢力會成為歐洲政治的常態。如前所述，反建制政黨自身存在的諸多缺陷和矛盾之處決定了它不會走得太遠，特別是它的政治訴求“本質上是與民主的多元主義原則背離的，帶有逆歷史潮流的傾向”①。而且，反建制黨由于沒有堅實和長期的政治理念作為基礎，因此內部很容易產生分歧。如德國“另行選擇黨”的溫和派和強硬派在移民政策方面存在著分歧，使其很容易走向分裂，從而削弱其影響力。

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人民吸取了足夠的教訓，也擁有遏制極端主義的傳統和相對健全的體制。如奧地利總統選舉雖然過程曲折，但民眾最終并沒有選擇極右翼自由黨；此前法國國民陣線盡管能夠在第一輪總統選舉中獲得較高票數，但無法贏得最終的勝利。在有些國家，特別是在德國，不僅主流政黨的政治力量相較而言仍然比較強大，而且由其《基本法》確立的政治體制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和不可動搖性，反建制政黨即使進入議會或政府，也必須依照憲法確定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則采取行動，這就決定了“另行選擇黨”的崛起不會對德國現行的政治制度產生實質性影響。再如，與擁有不成文憲法的英國不同，歐洲很多國家要舉行旨在退出歐元區或歐盟的公投，需要首先修改憲法。意大利憲法就規定，全民公投不能改變已經簽署的國際條約，除非議會經過2/3多數通過，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在現有體制框架下，反建制政黨很難對歐洲國家的政局造成顛覆性的影響。

總之，雖然不可否認，2017年的歐洲政治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和一系列不穩定因素，特別是以民粹主義政黨為代表的反建制派別已經成為影響歐洲政治未來發展趨勢的最重要變數之一，但從長期來看，反建制政黨特別是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成為歐洲政治“新常態”的可能性并不大。尤其是在經濟形勢好轉的情況下，民粹主義的吸引力自然會隨之下降，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也不會發生根本性逆轉。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歐洲政治研究室主任）

【注釋】

①林德山：《國際民粹主義新動向：影響西方政治走向的新變數》，《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8日。

責編/張寒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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